更新时间：2024-01-06 11:39
李则纲（1892-1977），安徽枞阳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早年受教于怀宁胡远浚先生，后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中、小学教员。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协常委、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民盟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博物馆馆长、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有《史学通论》 《革命大事年表》《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是安徽省著名历史学家。清光绪十八年（1892）出生，今枞阳县黄羹乡人。18岁以前在私塾读书，宣统元年（1909）考入桐城县南乡（今属枞阳县）白鹤峰小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小学未毕业就考入安徽初级师范（后称安徽第一师范），受到国文老师、著名学者胡渊如的赏识，悉心培养，从而为他的古文学知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6年毕业后，到舒城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教。1917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史地系，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
1918年秋，由安徽教育界名流李光炯、阮仲勉介绍，李则纲任教于桐城中学。以丰富的学识修养和认真细致的教学作风，博得了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各校争相聘请。他先后受聘于芜湖女师（因病未到职）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安徽第一女子中学。1927年，他投奔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考试委员会书记（即秘书），后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经过一番腥风血雨的洗礼，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毅然抛弃文言文的写作，改用语体文，立志成为一名具有真知灼见的新文史工作者，这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大革命失败后，李则纲先后在安庆第一女中、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安徽大学、安庆高级中学等校任教。这一时期，他一面教学，一面辛勤写作。他酷爱文学写出了不少文学作品，如《桃林野》《霪雨》《牧场》《花朝》《苦闷的樊须》《从农村破产想到陶渊明》等，文笔淳朴，感情真挚，反映了当时农村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企盼新社会的到来。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编著有《革命大事年表》《欧洲近代文艺》《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史学通论》《中国文化史纲》等。
李则纲不仅重视历史理论和史实的研究，而且更注重史料的收集与保存，主张要有史料采集机构专司其事。1939年1月，李则纲被任命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安徽省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应李则纲的要求,该会特设采集组,专司史料采集工作，由他兼任组长。1942年2月,成立安徽省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李则纲任副主任委员，主持工作。史料工作机构从过去的依附地位，变为独立的事业单位，促进了史料工作的开展。1945年，李则纲积极建议各省（市）普设文献委员会，以取代原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其建议被采纳，安徽省文献委员会成为全国最先成立的省（市）级文献机构。
李则纲在积极组织充实机构的同时，对开展业务也不遗余力。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征集采访。李则纲注重利用社会力量，聘请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为特约采集员，形成一个采集网。他经常向各单位和个人函征史料，函中诚恳阐明征集的目的为保存文献，供编史之需，故接函的单位或个人莫不乐于应征。他还很重视实地采访，不少珍贵文物资料是他闻讯后亲自去采访得来的。他目光敏锐，善于掌握时机，在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没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时，都及时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文书档案，不仅为解放后大规模的审于工作解决了很多历史疑难问题，同时也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史志编写工作保留了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二是研究和整理编纂。在经济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李则纲先后借用《大别山日报》和《皖报》副刊，编印《采集旬刊》、《史料旬刊》；借用《安徽日报》出版《文史》。后又自行编印《安徽文献》（月刊）。他对刊物的编印持严肃的政治态度，一次发现印就的一期《安徽文献》的封底，被承印厂方擅自印上一种刊物的目录广告，其中有污蔑谩骂共产党的字眼，他坚决要求毁去，重新排印。经他整理编纂成稿的有《战时安徽文化》《安徽战时文化史料续编》《大别山戏剧运动发展史》《战时安徽的出版事业》《各县沦陷记》、《安徽省籍抗战阵亡将校表》《物价管理始末》《从检查处说到缉私处》等，未完稿的有《安徽年鉴》。
李则纲在抢运文物上也有值得书写的一笔。1933年春，寿县朱家集出土了一批楚国遗存器物，共计700余件。这批器物于1934年2月间运到安庆，交省图书馆保存。抗日战争初期，得到中央博物院的帮助，将全部文物装成40大箱运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该院迁回南京，楚器也运回存于该院。到解放战争后期，李则纲惟恐这批楚器被运往台湾，遂于1948年底前往南京筹划抢运回皖。当时局势混乱，交通瘫痪，要运回40大箱楚器实非易事。经他多方奔走求援，终于在1949年1月，使这批瑰宝得以归皖。
渡江战役前夕，应人民解放军皖西军区第三分区负责人唐晓光的要求，李则纲派人绘制了一幅芜湖到鲁港沿江国民党驻军碉堡部署图，为渡江战役作出了贡献。
1950年11月，李则纲任皖南人民文物馆馆长时，配合皖南土改工作队，在徽州、池州、宣城3个专区，采集图书20多万册，古物字画数千件，并收集到一批太平天国、中国工农红军和闽、浙、赣苏区的革命文物。1951年，他又安排人员随老区访问团前往皖南地区再次征集，发现了绩溪旺川太平军壁画、泾县红军抗日先遣队副司令寻淮洲及项英、周子昆同志的遗骸（当年即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52年，他再次派人深入大别山区和银屏山区，征集到不少红四方面军和新四军的革命文物以及民间风俗文物。1952年，在发掘春秋时期蔡侯墓及随葬品时，他坐阵指挥，尽心尽力保护这批文物。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离开工作岗位，后甄别平反。在逆境中，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时3年撰成50多万字的《安徽历史述要》书稿，是全省一部完整的地方通史专著。1977年3月，因病逝世。
李则纲早年便十分服膺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完全以经济的关系来解释历史。从历史的本身找寻解释历史的元素，既不是神学的史观，也不是唯心论的史观，使历史哲学成为科学的。遂为历史学辟一个新局面”。他曾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说：“社会的基础，便是经济的构造，社会的上层——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等，是随社会基址变动而变动的，社会基址一有变动，则一切生存于这个基址上的上层，亦即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新成立的经济关系”。而这些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早在20 世纪30年代他便综合郭沫若等各家之说，加以判断，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李则纲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总的观点。
近代以来，传统的治史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史学的要求了。强调历史学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是新史学的特征之一。但是在新史学建设初期，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并不如人所愿，相反，它们往往各行其道，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情况随着新史学的成长，逐渐发生了变化。李璜对此有过较好的叙述：“历史学家的这种地下掘土和社会学家这种野蛮考察，虽是同样的要寻求历史社会最古的渊源，同样的努力解答一个问题，补这个缺憾，而在起初，历史学家总不承认社会学家的努力为有效的，总觉得近今野蛮社会与有史以前的未大开化的我们社会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两方面各行其是，各得了些成绩。这两方面的成绩既加整理之后，于是不能不令历史学家要与社会学家合作了！因为社会学家的成绩恰恰与历史学家可以互证而事理益明，成效益彰。”李则纲也认识到“历史学与社会学为相资相倚的两种学科”。基于此种认识，李则纲以图腾制度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点，探索中国古史。这一尝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图腾主义并非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学者运用图腾主义理论解释古代历史，是受到了法国人倍松（M. Besson）的《图腾主义》和格拉勒（M. Granet）《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二书启发的。
他撰著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一书，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运用图腾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专著，为古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李则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古史研究，配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热烈的社会史大论战。同时他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融入于传统的古史研究，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