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我们走在大路上》（劫夫词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在《八月十五》《常家庄的故事》《胜利花开遍地红》等歌曲和歌剧《星星之火》等作品中，表现出他对歌词的处理、对音乐语言的推陈出新所具有的独到功力。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热情洋溢、豪迈乐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如《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七律二首·送瘟神》和《浪淘沙·北戴河》等，成功地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或气势雄伟，或委婉细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劫夫创作的歌曲传唱甚广，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沁园春·雪》等。然而，自1972年初起，突然听不到这些歌曲了。这是什么缘故？流传的消息是：与林彪有关。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文革”中，他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李劫夫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春风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劫夫歌曲选》劫夫在本人所作的前言里写道：“我写的歌曲，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种种政治运动的。我觉得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假如不是配合全党的各项政治活动，便不能产生我的这些歌曲，因为党的各项政治活动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我国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的重大事件，千百万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跟着党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假如我的歌曲不去表现他们，不能对他们壮丽的事业起一点作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在考察了劫夫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后，此说尚不准确，大家认为劫夫的创作理念是“致力于表现人民的斗争生活”。安波同年在《人民日报》对劫夫的评价“他是群众的知音，群众是他的知音”，相对准确一些。一言以蔽之，人民性应该是劫夫的的创作理念。

劫夫作曲的素材基本上源于民间，应该说民间音乐、抗战救亡歌曲和苏联歌曲对劫夫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但劫夫作曲并非简单地套用这些丰富的素材，而是化用中的“化”便生出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来。论者鲁煌曰：他有“……非凡的处理歌词的才能。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的歌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劫夫学生的日记表述了劫夫对自己创作的阐述：“形式固然重要，但内容更重要，应把表现乐曲内容放在第一位，根据内容确定形式，要准确地抓住形象，创作要把词的语气充分表达出来。……我写的曲子有个特点，强调对句，使歌曲进行有规律，唱起上口，另外，特别注意形象，力求把形象表达准确；特别注意语言语气，尽可能表达出内容的神态。”其实，毛主席语录“入歌意谓劫夫写作已进入自由境界”。沈阳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认为，劫夫处理歌词的能力“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上述评价是中肯的。劫夫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也是革命者。他的一生，包括创作生涯，与革命、政治息息相关，而他的个人悲剧也正是因为与政治的关联而产生的。

李劫夫有“红色音乐家”之称。他1937年5月奔赴延安，1938年入党。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文革”一开始，劫夫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无师自通，但在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李劫夫受到红卫兵的批斗、抄家。然而幸运的是，他受到“中央文革”的力保。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那时，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除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他还加强了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这是导致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劫夫1943年就与黄永胜认识。上世纪60年代初，李劫夫将黄永胜年仅12岁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学音乐，并让他住到自己家中。后来，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但身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没有逃脱被批斗、抄家的厄运，但后来他被“中央文革”力保留在北京。李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常住黄永胜（1943年李劫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两人是上下级关系。——编者注）家里。后来两家人在往来中变得非常亲密，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更是以姐妹相称。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此，她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后来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于是，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后来听到这首歌时，都很满意。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时坠毁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后被张洛看见了，让他赶快别写了，这张写了歌题的纸也给烧了。此事后来被张洛在“学习班”说了出来，成为他们长期受审并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的关键。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被掏了出来。

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正式结论。1981年7月，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为他说话：“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从此，《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也得到了“平反”。1994年4月1日，辽宁及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在沈阳回龙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劫夫终于安息在‘回龙岗’了。”

1981年后，被封禁十年的李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

著名音乐家傅庚辰说，李劫夫是中国少有的音乐家，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惊人的。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与人民密切相关的联系，一生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绝大部分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民族音乐，而这其中编入年表的就有500多首，像《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蝶恋花——答李淑一》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至今还广为传唱。可以说，李劫夫是人民的知音，人民是李劫夫的知音。同时他也用实践证实了民族的才是经典的道理。著名音乐理论家周荫昌认为，李劫夫的歌曲是大众里面最专业的，也是专业里面最大众的。他为中国的民族音乐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歌曲，这与他的创作激情是分不开的。周荫昌还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透露一点机密。后来，别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他回答说是两首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和《王禾小唱》。而这两首歌就是李劫夫的作品。可以说，正是李劫夫的这些具有民族特色和精神的作品鼓舞了几代人，才会让太多的人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说，李劫夫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不仅仅在于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他在音乐教育上的作用不亚于他的创作。向延生说，他的父亲与李劫夫是同事，与李老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从小他就听李老的歌，后来就来到了东北，在沈阳音乐学院跟李老学音乐。可以说像他这样喜欢李老的歌、并跟他学习的人非常多。

音乐家王蔼说，他就是听着李劫夫的歌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歌曲他都能准确地唱出来，李劫夫的歌一直在激励着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这些经典的歌曲让他们永生难忘。

潘兆和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前苏联的一本小说《旅顺口》因为部分内容不真实，让周总理十分生气，他责成田汉等人来旅顺收集资料重新创作，李劫夫等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周总理到辽宁视察，接见了李劫夫等人并就当前形势鼓励他们创作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来。当时的李劫夫正在酝酿创作作品之中，在总理的鼓舞下，他终于写出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经典的歌曲。李劫夫夫人张洛，心中感慨万千，对于这首歌，她说：“劫夫的作品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他的歌记录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劫夫的作曲才华，基本是肯定的。从他的第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开始，到文革中好多好多毛主席语录歌曲。他的歌曲几乎和时代的节拍一直紧扣着，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歌曲传世。这是他成功的一方面，不过，也可能是他的作品受到限制的一方面。随着中国不断变化的时代步伐，他的歌曲魅力不断的减少，渐渐的，只是同代人的一点回忆，甚至是怀旧时的酒后助兴而已。搞的不巧，还可能是一种讽刺。就拿《二小》来说，相信抗战的时候，歌曲来源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历史性，煽情性和流传的普遍性。乡村小调单调的旋律和三段同样平铺的节奏一点都影响不了这首歌唱小英雄的历史性地位。同样的角度来看劫夫的名作《我们走大路上》，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首歌，在60年代艰苦的日子里，给了那个时代增添了无比的振奋和无限的力量。从小孩子到中央首长，几乎个个会唱。

艺术家和常人一样，生活在大时代中，免不了受个人能力所限，随波逐流。然而，艺术家又和常人有所不同，在生活中感悟着生活的精神，将对生活的感悟再创作成作品，再让作品回到生活中，社会上，产生共鸣。劫夫的创作，一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主流，于是，他的作品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宠儿：

《我是一个黑孩子》——配合着北京支持非洲革命的主旋律；

《哈瓦那的孩子》——配合支持古巴革命；

《蝶恋花》《沁园春·雪》——迎合着对领袖的崇拜；

《前言》（林彪），《语录歌》——迎合着文革的大趋势；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迎合着狂热的个人崇拜；

《重上井冈山》（林彪词）——迎合着政治新领袖的崇拜；

从抗战到文革，劫夫的创作才华，几乎没有不遇过，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劫夫的歌曲，广为流传。

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家的人文思想发出了无限的魅力。即使为宗教政治题材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中，艺术大师们都体现了人文的基本生命力量和意义。艺术家在早年的奴役性的服务宗教和政治的角色中，自我省悟和解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光辉永衡，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宗教，跨越了种族——得到了世人广泛的共鸣和敬仰。拿劫夫同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来说，他们的作品同样是大时代的产物，也同样有社会和政治的积极趋向。尤其是聂耳，和劫夫最有相近之处：自学，喜欢民间小调，题材广泛。聂耳的《卖报歌》和《开路先锋歌》《毕业歌》，相信和劫夫的《二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可是，聂耳的旋律感和抒情的深情感人，却是劫夫缺乏的。《铁蹄下的歌女》的时代性和艺术性，经过了长时间的检验，仍然适合在音乐会上由女高音独唱，仍然可以绕梁三日。聂耳的《码头工人歌》，更是在码头上得到了灵感，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劳动者的挚爱，在每一个音符中注入了艺术家朴实的人文思想和感情。聂耳那首《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除了这首歌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到的积极的抗侵略作用，还因为这首歌曲，像聂耳的其他歌曲一样，体现了大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社会人士的共同心声——超越了宗教，政治和党派——自然得获得人民广泛的共鸣。而聂耳这些歌曲里的成功的音乐元素，在1949年之后，劫夫的作品里非常有限。聂耳的歌曲中那种上海大都市的时代节奏，也是劫夫欠缺的。

劫夫是善良的，正直的，健康的，民族的，革命的，抗战时的热情创作精神是值得敬佩和无可怀疑的。但是，他对政党和领袖的忠诚，却限制了他的创作精神的狭隘，远离了人文精神。包括了他的旋律不够饱满和丰富，他得作品节奏简朴，琅琅上口，但是却减弱了他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生命的局限性。同时，不要忘记解放后被垄断的广播网络，他的符合政治潮流的广为宣传的歌曲，能够家户欲晓，部分与艺术作品的水平高低无关。当年，电台里不断教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一例。再说，人人会唱的歌不一定是艺术上可取的歌曲，如《老鼠爱大米》。用延安同时期的作曲家冼星海来说，他也生活在革命的中心，他也在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创作，可是，他的专业的中西作曲的技术训练和他本身的艺术修养和独立的思维，使他创作的歌曲在体现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展现出非凡的节奏，饱满的旋律，庄严的气势和艺术家对人类真理的追求，融汇成史诗般的音乐歌曲：《黄河大合唱》。如果只是专注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以及一个领袖的艺术家——他不可能创造出如此震撼所有民族的艺术。这艺术，就不可能在——时隔60多年，依然魅力无穷。《黄河颂》和《黄河怨》——只要在音乐会上有人独唱，总是扣人心选。

冼星海生活和创作在革命圣地延安，处在革命的中心，身在领袖的旁边——可是他的作品里没有党啊——领袖阿——革命阿——红旗阿——会不会和他留学法国有关？他可能接受了人道主义的革命思想，他是真正领会了国际歌中“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艺术家，他早就知道老祖宗的“以人为本”真理——这是劫夫欠缺的思想和境界，也是劫夫的歌曲达不到的境界。冼星海是“人民的音乐家”；而劫夫是“红色的革命音乐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吧？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赵丹去世前1980年8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的一段话。）“法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所说：‘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李劫夫和许多文人一样，把某个政治原则当作人生信仰，甚至把某个政治家和政客当作‘靠山’，从而人身依附和盲目崇拜。”（杨学武）

李劫夫不断的创作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当权者“靠边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虽然林彪接见他，据说只是为了太太热心帮林彪的女儿介绍男朋友。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劫夫的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获得了最高，最辉煌的一顶皇冠。对人的忠厚，对艺术的痴情，对党和领袖的愚忠，对副主席的感恩，他为林彪写出了《重上井岗山》。在李劫夫作的曲子中，毛主席诗词歌曲的艺术性都较强与他其它的歌曲。可能是诗词的本身艺术性珠玉在前吧？不过，也不能否认他的作曲天才。

《雪》——用的是京腔的高昂抒情法，和当年毛泽东在北京的情景不谋而合，实在精彩！

《卜算子·咏梅》也有京剧和歌曲两个版本，都不错，不知是否劫夫的作曲？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劫夫的作曲，非常有情有义，适合独唱。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非常洒脱，干练，配上击鼓，爽极了帅极了的旋律！

为“副主席”谱的曲子《前言》，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创作了，干巴巴的内容，口号式的文字，长长的颂歌，居然可以唱足20分钟。没有音乐的天分和没有狂热的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曲。一个朴实的乡间来的音乐天才，直接将自己和疯狂的时代连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残酷变化，随着政治中的残酷斗争，像好多中国特色的政治弄潮儿一样，歌声中，掌声中，辉煌中，悲哀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古如此，任何处在动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个时代，都可能有意外的逆境，何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赵丹女儿赵箐写道：文革中，赵丹被关进牢房，夫人黄宗英马上要和他办理离婚脱离关系，为的是不要“连累”孩子的毕业分配。赵箐马上上门哀求这位“后娘”——说赵丹第二次冤狱，（上一次在解放前的新疆）如果家人都抛弃他，他会崩溃，他会吃不消……黄宗英总算没有当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海归大作家老舍，红卫兵斗他，他还摆弄了牌子，据说瞌到红卫兵发怒了，挨打了，去自杀了。劫夫的所谓的“罪状”——就别说和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岗山》谱曲的时候，个个都在喊“永远健康”呀！在林出逃之前，江青还为他拍个人封面相片呢！所以，林彪出逃五年来，被隔离的劫夫还都安然无事。专案组的人谁没唱过他的歌？谁不知道他是艺术家脾性没有政治野心？谁不知道他只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领袖为人民？然而，致命的打击来了，连同情他的专案组人员都束手无策：据他太太说，在林彪“失踪”那几天，自以为政治觉悟高的的劫夫，准备写《跟着林主席向前进》——他以为老态龙钟的毛主席去世了，那么，林副主席自然将成为党的主席，全国人民必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跟着林主席向前进啦……

不过，歌词还没写，歌谱还没有一个音符，他在太太的警告下，撕掉了刚写了歌名的那张纸……

想不到，他太太在隔离的“学习班”中，将他的“罪行”供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