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冯玉祥主豫，各校复课。李嘉言进入各校合并的“大一中”继续高中学业。1928年2月通过口试李嘉言进入开封第五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国文预科学习，与郭晓棠成为同班同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担任“武陟旅汴同学会会长”。这时期，通过双方家长同意，李嘉言与武陟同乡的、此时担任河南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郝象吾的胞妹订婚。（1931年3月由于感情变故，女方单方面解除婚约。此时李嘉言在清华大学国文系读一年级。此事对于一向很重感情且第一次谈恋爱、投入很深感情的李嘉言打击甚大。李嘉言为此事在两年内写下十多篇诗词发表在《清华周刊》《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文学月刊》《文学季刊》等刊物上。）1927年6月“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反共“清党”。中共河南省委、团委、开封市委多次遭到破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大批被捕。1928年4月李嘉言被省委任命为共青团开封市委书记，担任宣传和学运工作。他和团市委的另外两名负责人李炳之（李炎，两河中学团支部书记）、杨鸿璞（开封第一师范学生）在当时条件下虽然只开过一次团市委会议，但都在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印发传单、宣传革命道理。在白色恐怖下严酷的环境中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到各校开会、讲解革命道理、鼓动同学们的革命斗志、发展团员。不久被叛徒出卖，三人都被捕入狱。因无证据，李嘉言不久被释放，继续进行革命工作。1928年12月初，省委通知李嘉言隐蔽转移的文件被截获，李嘉言第二次被捕，关在河南省第一监狱。后转入省府后街第四巷省“反省院”审问。多次受到鞭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几次昏死过去。李嘉言都坚强不屈，从未吐出真情。不久又被送回省第一监狱关押。当时在第一监狱关押的政治犯党团员和革命者300多人。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传阅各种进步刊物。1929年6月李嘉言在一本书后用铅笔写下《狱中偶题》诗。这首极其偶然留下的诗歌，在2013年4月被偶然发现。诗中写道“六月新雨霁/囚人偏多喜/夜来天气凉/可以安然息/ 树巅鸣高蝉/西山日未攲/雨收云不断/露光依旧返/流水乘兴去/农夫荷锄还/飞鸟帘前过/愁人独夜看/深巷犬正吠/星河明清天/ 如何凄凉狱/灯下门未掩/何起吟此句/笑颜已然开”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强不屈、坚信革命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1929年9月因蒋冯中原大战，冯玉祥退出河南。韩复榘倒戈主豫，清理政治犯；加以“开封党团组织利用蒋冯矛盾积极营救被捕的党、团员，开封市委组织营救委员会，1929年夏有200多名政治犯被取保释放。”此前李嘉言家人携带大量物品到开封会合当时在开封担任律师并担任法政学堂教习的李嘉言的三爷李潓疏通关系，又找到证明材料，李嘉言也于9月被“无罪”释放。（见《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大事记》1928-1929年段，河南大学档案馆藏李嘉言自传 ）出狱后，李嘉言仍入第五中山大学预科继续学习。

1930年8月李嘉言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号1190。系这时期清华中国文学会重要成员。1931年3月4日大一下时，中国文学会该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推举为庶务（《清华大学校刊》270号1931年3月11日）；1931年10月28日大二上期，中国文学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会计；1932年2月22日大二下期，全体会议上改任出版部主任〔《清华周刊》37卷2期（1932年3月5日）〕，并任该学会会刊《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文学月刊》编辑，《文学月刊》第三卷主编（见《清华周刊》37卷2期P93），同时任《清华周刊》36卷文艺部主任及37卷至41卷编辑（《清华周刊》37卷7期、37卷12期插照，并见各卷名录）；1933年2月（三年级下期）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共53人，第6级10人，同有钱伟长、翁文波、林亮等），15日晚在一院100号本届学生自治会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李嘉言作为本届代表出席会议，并被选举为学生自治会出版股成员（《清华大学校刊》1933﹒2﹒13）；1933年3月9日大三下期，当选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总务（均见此时《清华大学校刊》）。在校期间，与本级外语系何凤元、施闳诰、武崇汉等人组织了创作小组融社，定期学习、讨论研究中、外文学作品，由李、何负责召集。

李嘉言既遴选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出版主任，虽多次恳辞未允，即接续前任李文瀛先生工作，着手《文学月刊》第三卷主编事务，中国文学会同仁戏称其为“李主编”（见《清华周刊》三十七卷二期P93“校闻”栏目）。李嘉言为此殚精竭虑、孜孜以求，欲使《文学月刊》第三卷办出特色、面目为之一新，扩充其内容，提高其质量，为此曾多次登门求教清华及燕京大学各位教授名师，并去函各地师友征稿。除征得中国文学会成员七人诗文十篇外，并征得好友吴晗（历史系）、何凤元（外文系）论文、小说各一；除本人贡献一诗（《神秘》）、一文《为“长吉生平的考证”质王礼锡君》（1932年5月1日）。这是现查知的嘉言先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已收入（《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外，又征得马叙伦先生《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杨树达先生杂文一篇、刘文典先生语文知识文章一篇，俞平伯先生《古槐梦遇》（杂感九则），浦江清先生诗《冬之郊原》。并函征得嘉言先生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时的老师缪钺先生《鲍明远年谱》。另征得陈寅恪先生《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商承祚先生《殷商无四时说》，俞平伯先生《诗之神秘》论文各一篇转《清华周刊》发表（按：此时闻一多先生尚在青岛大学未至清华）。（资料来源：这时期的《清华周刊》、《清华校刊》、《文学月刊》等）。

在校期间发表诗、词二十多首，见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文学月刊》、《清华周刊》和《清华年刊》（1932）、郑振铎先生主编之《文学季刊》上。

在校期间，从陈寅恪学考据、佛经翻译文学；从刘文典学诸子和校勘；从杨树达学国文法、古文字、修辞及汉书；从朱自清学“歌谣发凡”“李贺”；从俞平伯学词学；从郑振铎学小说史；从刘盼遂学文字学（形义）；从王力学音韵学。1932年9月后主要从闻一多学考据、诗经、楚辞、唐诗。这期间曾专从马叙伦（夷初）先生学唐宋文，1932年10月23日马叙伦《天马山房丛著》出版赠嘉言先生此书。

1933年4月12日，李嘉言同室执友李峻之病故。李嘉言与吴晗及河南同乡会、历史学会共同发起为李峻之募捐共126元［梅贻琦10、冯友兰10、蒋廷黻10、吴祖襄（组缃）与李戏鱼各5、李嘉言6、吴晗6……余略（之禹注：当时清华大学学生餐费7元/月）］。并于1933年4月28日共同发起，在清华同方部举行“李峻之追悼会”，到会百余人，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致悼词，李嘉言介绍其生平事迹……李嘉言与吴晗二人整理出版了《李峻之遗著》，顾颉刚题签，冯友兰序，李嘉言作小传，吴晗跋。收入其历史论文5篇，钱穆答文一篇。由景山书店发行。李峻之：河南南召人，与冯友兰有交。一九二六年与李嘉言在河南大学（当时中州大学）预科同学（后峻之入本科），并一起参加进步革命活动。峻之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一年半，李嘉言本年底亦两次被捕入狱。一九二九年九月李嘉言李峻之二人同时出狱。峻之仍入第五中山大学（河大前身）学习。嘉言仍入预科续读一年。一九三0年八月嘉言考入清华国文系，受嘉言信函往还影响，峻之一九三一年八月以优异成绩插班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六级），与同时插班考入清华同年级的吴晗同班，且因俱为敦厚刻苦饱学之士，吴、李相交甚密。入学不久二人即发表历史考证论文多篇。嘉言与峻之感情很深，入校后二人同居一室（四院342室，四院二人一室）。吴晗居一院而常至峻之处切磋学问，故自一九三一年起三人过从甚密，同为友好。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学校放寒假二周，同乡多人同返汴住二日，峻之欲返南召省亲，天寒路远，往返颇苦，刘冠勋（峻之河大同学，同时插班考入清华六级，算学系，豫浚县人）曾劝其不往，而峻之执意返乡，不久开学在即，冠勋即电召峻之北上至汴，与嘉言等一起返校。路途劳苦，返校不久即病倒，嘉言先送其至校医院住院，数日高烧不退，三月入协和医院，后转为黄疸，病因终不明断。四月十二日午夜故。住院期间，同乡多人与吴晗轮流往医院看护并料理后事，葬清华东七间房墓地，现无存。其事《清华大学校刊》有5篇记载，中有刘冠勋李嘉言详记经过，《清华副刊》有讣告及事叙。（按：据笔者所见，其亡故之因除吴晗、嘉言、冠勋所断读书劳苦、旅途风寒外，当与其入狱一年半、酷刑摧残、精神折磨埋下隐忧有关）。李峻之曾任《清华周刊》39卷历史版编辑，其故后，5、6期仍具其名。本卷总编马玉铭（笔名般乃，六级，中文）编后语中为之纪念。李嘉言不胜悲悼，写诗《悼亡》、《愿》发表于《清华周刊》三十九卷五、六合期以寄哀思。李峻之小传已由艾廷和先生载入《南召县志·名人传》，内容多取自《李峻之遗著》中李嘉言写其小传、冯友兰序及钱穆文、吴晗的跋。

李峻之是河南大学、清华大学校友，在河南大学时参加革命活动，其事略多淹没，史存无多。有妻黄氏，有一子。父李英皋本邑名士，岳父黄卓璋与冯友兰旧有交。（资料来源：《清华校刊》、《清华暑期周刊》、《清华周刊》、《李峻之遗著》）。

1934年3月1日至5月底（大四下期），李嘉言选修朱自清先生“李贺”课。每周两次读书报告，完成作业《昌谷诗笺》三万余字，朱自清先生批注数十条。其考证之功力深得朱自清先生称赞，认为其博学，询之，答曰：“查类书所得。”（见1958.7.17公布之李嘉言《思想剖析》）。其中部分内容撰为《李贺诗校释》（1937年6月中华书局《语言与文学》）、《昌谷诗集王注补正》（均收入《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

1934年2月，李嘉言即将毕业，全力准备毕业论文《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及其他多篇论文写作（见附著作表），但仍关心时局，积极参与进步活动，2月19日同级（六级）同学章汉被捕（章汉，时任共产党北平西郊区执委会负责人，九级，1937年毕业），李嘉言积极与同学参与营救活动，与李一清、吴晗、何凤元、翁文波等同学发起为章汉募捐，共募得208.90元，其中，知名者梅校长5，沈履3，赵忠尧5，周培源5，俞国华1，翁文波1，罗根泽2，朱自清、吴晗、李嘉言均2元……（余略）。作为发起人之一，李嘉言专门找到其中学、大学业师、同乡刘盼遂先生捐款【李嘉言经手募款者仅此一人。刘盼遂1934.8被清华解聘，中文系全体学生三次上书系、院乃至校聘任委员会并面陈，恳请挽留，未果。（《清华暑期周刊》《清华副刊》1934年41：9、10）李嘉言是此事的倡导和推动者，是三个年级的五人代表之一。当时初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朱自清和代理冯友兰任文学院长一年的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一年之内多次商议并十数次与十多人商谈为辞退刘文典代理系主任时期聘任的专任讲师刘盼遂、讲师罗根泽、助教安文倬而引发了国文系四个年级全体学生反对。由此朱自清开罪于李嘉言。是此后8年内李嘉言蒙受极大困难的缘由。史料俱在，另文再细陈。朱自清日记提到李嘉言26处，另有3处为暗写。有2处对李嘉言不实的责难和诬陷，都是在此事件之后。而1942年李嘉言被黎锦熙聘为西北师范学院副教授离开清华大学后，朱自清于1945年5月1日给李嘉言去信祝贺李嘉言《贾岛年谱》获全国学术审议会评为学术创作二等奖，此后三年到朱自清去世前，朱自清和李嘉言来往信件，现能查知的就有11封之多。二人互相关心、互相请益，感情弥深。而李嘉言十多年来一直以师事之，常执弟子礼。从未见到其任何抱怨、愤怼的记载和言论。（参看《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2卷1期及《水木清华》总19期《新发现的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给李嘉言）的几封信》）】。（资料来源：《清华校刊》本年2月19日、3月1日）

1934年春大四下期毕业前，嘉言选修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课，对禅宗的兴趣引起对《坛经》版本的研究兴趣。在研究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写本与丁福保藏明正统四年（1439）刻本互相参校考证后，证实在通行的《宗室本》之外另有德异本的存在，这是《坛经》版本的新发现。为了完成考证论文，而国内版本资料不足，当时（1933）日本发现《敦煌本》后不久又发现了《兴圣寺本》，是《坛经》的第二古本。日本学者安宅弥吉影印了250册《兴圣寺本》。1934年4月铃木大作加了解说赠给胡适一本，胡适也撰写出《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一稿。此《兴圣寺本》资料国内拥有者很少，胡适的论文亦未发表。李嘉言由于与李峻之、吴晗的特殊关系，曾获此信息。由此去函胡适先生说明自己研究意向，请求借阅《兴圣寺本》，胡适即慨然将此影印本连同铃木解说一册及自己论文手稿一并寄给李嘉言，李嘉言得以完成论文《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刊于《清华学报》十卷二期（1935年4月），此文发表深受陈寅恪先生赞赏。（李嘉言在清华大学读书、教学研究11年，发表文章35篇，仅有此文与《贾岛年谱》两篇（部）刊登在权威的《清华学报》上）。此事被佛经研究家誉为“禅学研究的一段佳话”。

李嘉言先生1934年6月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为《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并刊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 李嘉言在清华大学4年发表论文现能查知的有:昭明文选流传的原因、楚辞溯源（《清华周刊》）、王礼锡著《李长吉评传》（《文学月刊》3卷1期）、诗经作者镌略、由语言文字证中国文学声韵之重要、韩氏系年订误（《文学季刊》1卷2期）、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文学》2:6）等13篇；发表诗词20多首.

毕业后曾由其读河大预科时的老师张邃青先生介绍给信阳师范、开封省立一中做高中国文教员，未至。

1934年8月-1935年7月，由清华同学同乡王香毓介绍在保定育德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员。同时在该校任教的有清华同学王香毓、李文瀛、万家宝（曹禺）、武鸿钧诸先生。教过杨式德先生，杨式德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留清华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及以后与嘉言先生善。这一年中发表了: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清华学报10卷2期)、治学方法的意见、佛教与六朝文学等。

1935年8月文学院长冯友兰提议并由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议定报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议决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原助教安文倬未续聘，往中海《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安文倬：原籍江苏无锡人，河南大学（中山大学）预科、中文本科生。1930年夏插班考入清华中文系三年级。1932年夏留校作中文系助教三年）。初作杨树达先生助教，后作闻一多先生助教（北大冯钟芸教授、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及清华大学李赋宁教授、王士菁先生都曾著文或来信回忆其读一年级时，李嘉言先生授其大一国文读本课，批改其作文）。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清华大学爱国学生运动高涨。1936年2月29日晨4时，400多名军警闯进学校逮捕清华大学蒋南翔、姚克广（依林）等三名同学，被清华大学学生抢回，并捣毁8辆警车。宋哲元派军队包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紧闭校门与之对抗，并在西校门内集体静坐对峙。这天晚饭后，曾同为助教（此时吴晗已提为教员）、同住学务处（工字厅前院，吴101号，李117号）的吴晗找到好友李嘉言约其一同到校门口看望静坐的同学，慰问同学，给予支持。静坐同学深受鼓舞（资料来源：有关清华史料、李嘉言1956年入党时《自传》及其生前对笔者言及）。李嘉言与蒋南翔、姚依林都是国文系同学，李嘉言高其两个年级。又都是清华周刊编辑、主编或总编。（见1935年11月《清华周刊》编辑部合影照片）

1937年10月中旬到长沙临时大学，一直在韭菜园圣经学校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本部乙楼与王力先生同室办公，任大一“国文读本及写作”课（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1947年4月）。

1938年2月20日参加临大赴滇步行团，任步行旅行团辅导教师。步行期间与闻一多先生、许维遹先生朝夕相处。3月26日至贵州盘县炉山。“闻一多、李嘉言与当地苗族头人联系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汉苗联欢晚会”。（见向常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吴征镒《“长征”日记》、蔡孝敏《步行杂记》）。4月28日抵昆明，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校本部任大一“国文读本及写作”课〔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1947年4月及《李嘉言与闻一多先生》一文〕。

1940年9月—1941年9月在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一年。同在此任教有杨振声（分校主任）、吴晗、杨周翰、赵仲邑、詹锳、宋泽生诸先生。李嘉言有诗《今甫先生卅年端阳卧疾赋诗谨步原韵》。

1941年8月被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员（闻一多两次函梅校长请擢教员并为之加薪。见《闻谱长编》1941.6.5，1941.9.10）。

1941年9月返昆明西南联大。本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由文科研究所所长冯友兰先生和中国文学部主任闻一多先生定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朱自清本年11月12日入所居住，浦江清1942年11月21日晚抵昆明，11月23日午到文科所始驻所）。主要从闻一多先生研究唐诗〔见梅贻琦《复原后之清华》（续）1947年4月〕，完成专著《贾岛年谱》，经闻一多匡定，发表于1941年10月《清华学报》13卷2期，并获1944年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陈寅恪胡小石等主持）学术创作二等奖（《清华大学校志》上册327页，下册689页），1944．5．1朱自清来信示贺。

李嘉言在清华大学学习、任教、进行古典文学研究凡11年（教学7年），发表学术论文24篇，有：唐诗分期问题、孔子删诗辨、诗序作者、昌黎先生诗文系年辩证、昌谷诗校释、全唐诗校读法绪余、唐诗分期与李贺、绝句起源于联句等，专著一部。

1942年春夏河南大灾。嘉言先生孤悬边陲已五年，欲返乡省亲，四千里关山阻隔，盘缠无措，就拜托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先生介绍，推荐给黎锦熙先生，得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方由西北师院预支川资，于7月14日辞别学习、服务11年的母校（见《闻一多日记》、《闻一多纪念文集》何善周文，季镇淮文及《朱自清日记》），四千里返乡，携妻将子又四千里西行，两越秦岭，赴城固（西北师院校本部所在）、越褒斜道再至兰州任教。

初到西师授“文学史”课，自编文学史讲义。后开“楚辞研究”课（见牛维鼎、李鼎文文）。

1944年端午节，西北师院国文学会举办纪念晚会。李嘉言作纪念屈原演讲：“强调屈原追求真善美，不与恶势力妥协，不惜以身殉之的战斗精神，……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李鼎文《记李嘉言先生二三事》）

一九四三年西师学生革命运动高涨。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以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师生组织了秘密的进步组织“山阳读书会”，一九四四年春开办“北辰书店”，创办进步刊物《新地》、《读书月报》。受进步同学共同推举，由国文系学生、“北辰书店”董事、《新地》副总编牛维鼎面请李嘉言出任《新地》发行人。嘉言先生“慨然允诺”，并为两杂志撰稿，帮助同学同昆明、成都、重庆等地的学人联系“。（牛维鼎《回忆李嘉言先生》。牛维鼎，河南大学校友。1943年参加革命活动，1945年7月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学习，1946年9月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学会”，1947年3月任河南大学学生会秘书长，1947年5月组织并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活动，28日被捕，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为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一九四六年李嘉言与同事李化方教授（解放后任西北师院副院长）组织进步师生成立“时事讨论会”，定期学习讨论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李嘉言介绍同乡、英文系助教任宗勋加入。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天，此组织受反动当局注意，李嘉言被列入了黑名单。进步学生、同乡刘文生得到确切消息，通知了李嘉言让其暂避。因此，一九四七年暑假李嘉言回乡省亲，由阎振兴介绍，受聘为河南大学教授。

1942年8月—1947年7月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教授。五年间发表学术论文22篇（部），有：全唐诗辨证、韩愈复古新论、初期五言诗因袭诗骚成意举例、吕氏春秋校释、唐诗分期问题之商榷、李贺与晚唐、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唐社会诗之发展、长江集考辨、岑参西北行、屈原、九歌之来源及其篇数等，出版《贾岛年谱》（含自序及附录五篇）。

1947年8月，李嘉言回乡丁父忧，在郑州遇清华大学同级同乡同学、时任河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阎振兴〔二人早年同在河南第五中山大学预科毕业，同赴北平考入清华大学，李学号1190，阎学号1289。在清华二人换帖结义（1956年5月李嘉言加入共产党所写《履历》）。1934年阎休学一年，1935年清华七级毕业〕。经阎振兴介绍，1947年8月被聘为国立河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嘉言先生不愿随姚从吾长校之旧河南大学南逃，辞去教职，回到家乡武陟，进入解放区。（见牛维鼎《回忆李嘉言先生》）在旧河大一年发表论文7篇，有：《离骚》扶桑为云霞说、离骚错简说疑、论昭明文选、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为贾岛事答岑仲勉先生等。

1949年2月—1949年10月，由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李浴源，清华同级同学，学号1197）介绍到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先被指定后被选为学委会研究部长。1949年4月迁入北京马大人胡同（同在此学习者有陈寅恪、孙作云、赵俪生等教授）。

1949年10月1日随华北大学参加开国大典（华大在广场东南角）。10月6日，嵇文甫受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李嘉言河南省立二中校友）之托，前往北京马大人胡同华北大学，要求嘉言回新河大主持国文系建系及教学工作。嘉言本欲俟华大毕业留京任教，而毅然慨允返豫任职。初为校报《学习与生活》编辑，1950年初被任命为国文组长。1951年11月15日聘为二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以后一直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任该校科委副主任。这期间两次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1956年4月、8月李嘉言两次赴京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编审会议。会议期间，教育部几次委托李嘉言编写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初李嘉言未予接受。4月底开封师范学院党委研究决定接受教育部委托李嘉言承担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国文学》的编写任务。李嘉言分派本学系其他两教授共同承担各段写作任务。（详见《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整理后记”及1956.4.28《河南师院》校刊100号李嘉言《我是怎样争取入党的》）。1960年以后中华书局委托其主持《全唐诗》改编工作，完成《全唐诗重出失注索引》、《全唐诗单失注重出索引》、《全唐诗注重出实不重出作品索引》、《首句索引》等资料性副产品多种，发表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止。“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7年10月14日去世。1979年1月，河南省委、河南大学（当时开封师范学院）党委予以平反昭雪（见1979年1月19日《河南日报》、河南大学档案馆藏李嘉言平反昭雪证明书）。从1949年10月回到新的河南大学到1967年10月去世18年在河南大学编写、主持编写教材、参与编写教材数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中国文学》（教育部委托）等；主持并参与编写了河南大学1955年-1962年中文系和函授使用的全部教材。出版了《古诗初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958）、《岑诗系年》。发表古典文学研究论文42篇（见其著作表，此处略）、国文教学、教法论文10多篇。待出版的著作还有《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武陟方言考》等。

生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省文联委员、《文学遗产》编委。1951年加入民盟，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嘉言生前出版的专著有《贾岛年谱》（1947商务印书馆）、《古诗初探》（1957、1958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岑诗系年》（1956《文学遗产增刊三辑》）。去世后出版的遗著有《长江集新校》（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河南大学出版社）、《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待出版）。（注：兰州及河南大学时期简历待续写）

（李之禹辑）

遗稿由其子李之禹等整理出版，有：《贾岛年谱》、《岑参诗系年》、《古诗初探》、《长江集校注》、《汉魏六朝文学史》、《楚辞选注》、《李贺诗选注》、《古籍校注》、《屈赋注析》、《唐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和散见于报刊上的专论，以及未曾发表过的手稿。工作中和闻一多、朱自清、王力、余冠英、吴组缃、季镇淮等都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