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2 16:23
李国杰， 字伟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长孙。袭一等侯爵。曾任散秩大臣。1906年任广州汉军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任农工商部左丞。1910年出使比利时。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1918年为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1924年退职至上海从商，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并兼营其他企业。1939年2月21日，李国杰在寓所被刺杀身亡。
李国杰，字伟侯，号元直，安徽合肥人，1881年出生，祖父李鸿章为清末重臣，长期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父亲李经述在合肥主管家产，坐拥厚赀，过着豪门奢侈的生活。
李国杰幼年在合肥家中聘师求学，后应祖父之命，移居天津，随侍身旁读书。1901年李鸿章死，李经述系长子，得承袭一等侯爵位。翌年，经述亦病逝，由李国杰再袭一等侯爵勋位。
1903年，慈禧太后念及旧臣情谊，召李国杰入宫，授二等侍卫。1906年，李国杰被特旨授任广东汉军副都统，满朝震惊。翌年，调任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掌一旗户口、教养、训练大权。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载沣忌恨权势日益膨胀的袁世凯及与其有关系的人，罢斥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皇族；李国杰也受牵连，被解除兵权，调农工商部任左丞。李因家族关系，素与清室亲贵来往密切，一日探知清廷将有不利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举措，而李的岳父张瑞荫正在徐左右任事[2]，恐受连累，遂急函密告：“醇邸(指醇亲王载沣)深恶菊帅(徐世昌号菊人)，大人最好竭力摆脱，早日回京为宜。”[3]张得免一难，而徐也引起注意，随即施展各种手段，取得载沣的信任。
1910年，清廷派遣李国杰出使比利时王国钦差大臣。在比国，李大兴土木修建使馆，并常去柏林、巴黎游览，纵情声色，一掷千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召李国杰回国。但他积欠公款数万元无法向外务部交卸，便持天津李公祠契纸作押，向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首席买办的吴懋鼎借银三万两。吴说：“我受中堂(指李鸿章)之恩甚重，这个东西(指契纸)我绝不敢要。”随后奉送李三万两银子。
李国杰向外务部交卸完毕，即去晋见袁世凯。此时宣统已退位，袁正谋民国大总统位，李不识时务，在谈话中提出：“我要进宫向隆裕太后和皇帝请安，事可行吗?”袁答道：“太行啦!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么!”李随后便进宫，见到隆裕太后，跪伏地上，涕泪俱下，隆裕称：“念及先臣鸿章，引用非人，以致如此，不知涕泪之何从也。”[5]弦外之音，有责袁之意。但李不知此时袁已嘱接近清宫的徐世昌，在暗中监视清室行动，李的举止言行已为徐侦知，便召李谈话，说：“设若你不是李文忠公嫡孙，咱们就不能有今日之会面了。”李惊恐不已，请教疏解之计。徐说：“速走为宜。”当夜，李即离京赴沪隐居。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施展阴谋权术，极力拉拢各方。时李国杰堂叔李经羲应袁邀聘由沪赴京，任政治会议议长，不久又为袁氏高等顾问。他受袁之托，为袁的侄儿袁克义与李国杰之女婚配事张罗。从此，李国杰不安之心始定。
李国杰原继祖业任轮船招商局董事，至1918年被选任董事会会长。但他只知享受摆阔，在事业上并无作为，常邀聚众友在一起吟风弄月，终日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加以整顿，委赵铁桥为总办，李国杰为董事会会长。赵一上任，即着手革新除弊，废除陈规陋习，公布“整理招商局暂行条例”。从此，董事会已非昔比，总局一切人事、财务和经营业务，统由总办一揽全责，而董事会会长不过一虚衔而已。为此李、赵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形如仇敌。1930年初，李买通徽帮首领王亚樵，于同年7月24日将赵砍死。随后，交通部派次长李仲公赴沪暂行署理招商局事宜，将招商局改归国营，不久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李国杰除掉政敌，而自己并未得利，但又不敢贸然行动，只好对李仲公、郭外峰虚与委蛇，等待时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改组，陈铭枢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李国杰之族兄李国凤(少川)平日与许世英、黄居素颇多交往，乃通过他们的疏通，请陈免去郭外峰，而由自己接任总经理之职。李如愿以偿，特制一名片，其上刊印总经理衔外，又署“前清世袭一等侯爵”字样，令人匿笑不置。
李国杰接任后的招商局已是千疮百孔，负债累累。在与交通部政务次长兼招商局监督陈孚木、交通部航政司长蔡培、交通部参议黄居素等人共同密谋下，经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总经理沙得利(F. W. Sutterle)撮合，李以招商局在上海的金利源、北栈、华栈等几座码头作抵押，借款三千万元，租给美商大来轮船公司，并从中获得回扣佣金一百万元，折合白银七十万两。当时商定：“陈孚木得银二十万两，陈真如(铭枢)得银四十万两，其余十万两由经手人均分。”事后被人举发，国民政府委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俞飞鹏(此时陈铭枢已辞职出洋)，上海市长吴铁城等组成中央调查组，约集黄金荣、杜月笙及银行界多人，在上海市政府开会，传李国杰到会备询，会后即将李扣押起来。此时，陈铭枢远在法国，“致电国府行政院，为招商局舞弊案声明”，表示“本人并不知道”。经核查，所谓陈铭枢分得四十万两银子，均由黄居素用化名分存在上海各家银行，转汇香港。不久李国杰被移交上海地方法院。1933年4月，上海地方法院判处李有期徒刑八年；陈孚木、黄居素潜逃，被明令通缉。
李国杰被收监后，以患病为名，通过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林康侯出面担保，获保外就医，在董家渡上海医院包下几个大房间，携眷陪住，并自带厨佣，成为当时一大奇闻。1934年，客居上海的段祺瑞向蒋介石说项，李始获释。此后，他在新闸路寓中事佛念经，匿迹沪上。
1937年冬上海沦陷，翌年3月，以汉奸梁鸿志为伪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头目多系原北京政府的一批旧官僚，李国杰与他们频繁往来，不甘寂寞，蠢蠢欲动。1939年2月21日，李国杰在寓所被军统特务刺杀身亡。
李国杰被捕后，段祺瑞向蒋介石说项，李国杰又被释放。
1933年，段家已退去了昔日的光环。老段从北京政坛上下来，成了城市森林中的寓公，在天津的租界里安渡晚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主持华北局面，但他不愿跟日本人纠缠。正苦于无计脱身时，南京的老蒋那边有信了。蒋介石恐怕老段万一上了日本人的当，糊里糊涂地下水，对整个局势不利，就精心安排了段祺瑞南下，到上海租界里去当寓公。车到浦口火车站时，蒋介石亲自去迎接(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北来火车需在浦口换轮渡渡江)。几句寒暄之后，想不到段祺瑞却提起了李国杰的事。他对蒋介石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面子上，算了吧!”蒋介石先是一愣，心下虽气恼，嘴上，亦不好反驳，因蒋与段有一段师生之谊，蒋介石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段是校长。蒋介石只好点头喏喏。不几天，神通广大的侯爷李国杰就被放出来了。据李家人说，段祺瑞到达南京时，李国源也前去迎接的。那时虽然段家大小姐已经去世，李国源的继室、福建人陈篆的妹妹陈琪玉已经“来归”，但在段家，仍把李国源看作是大女婿。段祺瑞拜谒中山陵的时候，李国源始终服侍在侧。李国源的到来，想必在“和平解决”李国杰的问题上，更增加了砝码。
抗战爆发后，轮船招商局总局迁往香港，后又迁往重庆。李国杰没有去重庆，仍在上海逗留。那时上海已逐步被日本人控制，晚清遗老中有些后代开始在日本人中间走动，成立了维持会，后又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准备成立维新政府。这时国民党军统机关得到情报，说日本人将拉李国杰出来出任维新政府的头目，也有人说李国杰已接受了日方的任命，将在维新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长。国民党早就对李国杰恨之入骨，只差找个借口干掉他，这次总算找到了理由。这时，段祺瑞已经去世三年了，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了。
1939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那天上午，他刚步出他住的新闸路沁园邨的弄堂口，没走几步枪就响了。等到人们抬他到医院时，院方已被打过招呼，说此人是汉奸，不要抢救，所以无人前来抢救，致使流血过多死在医院里。他似乎至死也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据说在医院时曾经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打我干什么？”至于李国杰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军统是否真的拿到确凿证据，这半个多世纪下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唐绍仪被刺案一样，至今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