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28日拂晓，100多名特务营指战员和1500多名救国军攻打虎头。此役毙伤敌人200多名，抗日部队也有较大伤亡。此后，救国军部队溃散撤退，一片混乱。2月3日，特务营在大岱河召开党的会议，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任务等问题。会议决定将特务营改称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以下简称游击队），李学福任大队长（至5月），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两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会议认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游击根据地。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派人来到饶河，向游击队领导和饶河中心县委领导传达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要求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精神，县委扩大会议指出，今后县委和游击队要加强群众工作，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同时派人到救国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中去做工作，争取他们一道进行抗日斗争。根据会议精神，李学福率领游击队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游击队从虎林脱险转入饶河以后，饶河县的伪军和地方汉奸武装扬言要在大雪封山之际易如反掌地扼杀游击队。针对敌人的阴谋，李学福率5多名游击队员避开与敌人正面交手，到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大叶子沟、花砬子、四合顶子、西风沟等山区与敌人周旋，有时利用有利时机，伏击尾追而来的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2月15日，游击队在十八垧地组织了一次伏击战。十八垧地是住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沟，其地形犹如圈椅。这一天，200多名伪军乘坐20多套马爬犁进犯十八垧地。游击队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早已在北山腰筑好雪壕待敌。上午9点多钟，敌人进到屯外三四百米处才下爬犁，徒步走进屯里。当敌人离屯一百来米时，游击队集中火力猛袭敌群，当场毙敌十余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无可奈何地拖着30多具尸首仓惶逃走。游击队以少胜多，毫无伤亡。战斗结束后，李学福率游击队员们迅速转移了。同年春，李学福为扩大游击区，建立根据地，在饶河县第三、第四区先后拨掉了两个据点。5月，张文偕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的指示，来到游击队担任大队长，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李学福改任军需长。此时，游击队已发展到90余人。7月，张文偕在虎林县三人班战斗中牺牲。为了及时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由李学福再次担任大队长（至1935年9月）。在游击队后，李学福非常注意队伍内部中朝民族的团结。他常在队员和人民群众中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使中朝民族的许多同志变成了有家难归的人。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占领了东北三省，还企图吞并全中国，我们中朝民族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当时，许多朝鲜族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在汉语区工作作战也得通过翻译与各方交流，十分误事，因此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在李学福领导下，饶河地区中朝人民紧密团结，积极支援游击队的活动。由于李学福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严明纪律，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很快得到发展，在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群众亲切地称游击队为“葆满队”（葆满即李学福的名字），“葆满队”的战绩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入冬后，敌人为了加强对虎饶地区的所谓“治安”，着手进行大举“围剿”游击根据地的准备工作。针对敌人行将开始的“冬季讨伐”，李学福领导游击队一方面依靠群众建立侦探网和交通网，充分准备给养，另一方面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进行隐蔽的活动，要求游击队员们避实就虚，采用奇袭、扰乱、截击和夜袭的方法打击敌人。与此同时，李学福又选择年轻力壮的队员组建了第一支滑雪抗日游击队，苦练滑雪技术。这支滑雪队的战士们自如地穿行于林海雪原之中，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雪地飞兵。11月，敌人的“冬季讨伐”开始。敌人以伪军为主力，日军在后增援，分兵几路向游击根据地进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学福没有采取死守暴马顶子游击根据地与众敌硬拼的方法，而是命金东天、李斗文、杨官俊等分别率队，用机动灵活的方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李学福还要求滑雪小分队充分发挥优势，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避实就虚，采用奇袭、扰乱截击和夜袭的方法，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有力攻击。这支滑雪队充分发挥灵活、迅速的优势，有时在屯子中出现，故意露出马脚让敌人发现他们的踪影，把敌人引诱到包围圈聚而歼之。有时战士们还故意把队伍分散成几支小队，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东追一下，西打一下。敌人刚想追赶，滑雪队就没了踪影。敌人在一个半月的“讨伐”当中，除了占领暴马顶子游击根据地外一无所得，而游击队却击毙了25个敌人，缴获了35支步枪。

1935年1月15日，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多名日军步骑兵，妄图消灭抗日游击队。李学福得到这一情报之后，立即把游击队集中到大旺砬子一带，埋伏在敌人必经的路上。1月29日，李学福派几名队员把敌人进一步诱引到自己的埋伏圈内。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滑雪队率先冲锋，有如利箭迅猛飞出，杀得敌人惊慌失措，顿时乱作一团。接着，游击队全面发动攻势。在大旺砬子战斗中，游击队毙伤敌百余人，被打散的敌人在深山雪地里冻死、冻伤者甚多。2月10日，李学福率领80余名队员夜袭暴马顶子，击毙伪军连长等十余人，该连其余伪军全部被缴械，收复了暴马顶子游击根据地。至此，敌人的“冬季讨伐”以失败而告终。5月，李学福为了解决部队的夏装和枪支弹药，率队向虎林挺进。虎林县比饶河人口较集中，大小地主较多，物产丰富。但是，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等群众反日组织比较薄弱。因此，游击队只能通过收买和缴获的办法解决部队急需的物资。游击队到腰营以后，首先向该地伪军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他们同情游击队抗日。当地伪军提出以不缴械为条件，一定为游击队提供军需物资，并且表示不破坏当地反日会活动，不扰乱游击队行动。李学福为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答应了他们提出的这些条件。这样，该地伪军派人给游击队送来了子弹、给养和经费。这一消息传开后，凡是游击队所到之处，当地伪军都模仿腰营伪军的做法，主动派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所以，游击队在兴隆沟、马鞍山西卡子等地都得到了伪军主动送来的子弹、给养、经费，有的伪军还杀猪慰劳游击队。李学福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群众中进一步发展反日会组织，并且争取其他反日武装联合抗日。6月初，25名游击队员和收编队队员共90余人联合攻打黑咀子。部队行进到离黑咀子十余里的地方时，与30多名日军和120余名伪军相遇。双方激战一天，最后游击队将敌人击退，毙伤敌13人，缴获夏装等军需品后返回马鞍山。敌人说：“这支队伍不是游击队，他们的作战方法完全和正规军队一样，他们一定是从苏联过来的华工会队伍。”9月18日，游击队被改编为李延禄领导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朴振宇任副团长，李斗文任政治部主任，崔石泉任参谋长。此时，四团部队已发展到250余人，下辖四个战斗连、一个保安连。为了击退敌人的秋季“讨伐”，李学福率领150多名指战员向抚远挺进。9月20日，部队在小南河、小西山攻打该地“大排队”，缴获20多支枪和一些粮食。部队把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后，继续行进到北山。在北山，李学福部获悉日军乘船沿乌苏里江赴哈尔滨，于是率队直奔新兴洞，准备截击敌船只。此时，敌人探知四团的行踪，暗中准备围歼李学福部。9月26日上午10点多钟，四团在李学福的带领下到了新兴洞，部队在西北部小岗上休息，新兴洞的群众为部队忙着准备午饭。就在这时，突然有30多名伪军的先遣队队员靠近了四团，指战员们当即展开战斗，设法围歼这股敌人。敌军见势不妙，边打边退。不久，80多名日军在日军司令步兵中尉高木多作指挥下乘汽船赶到新兴洞，向四团猛扑过来。四团居高临下，猛烈反击，迫使敌人在塔头墩子下不敢露头。经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在日军开始溃散之时，伪军三十五团的300多人从西北面趁机一拥而上，使四团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天黑，四团一批优秀指战员相继牺牲。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李学福和崔石泉率队趁夜幕降临突围，退出新兴洞地带。在这次战斗中，四团打死日军指挥官高木多作等12人，毙伤日伪军21人。游击队的优秀指战员朴振宇、李斗文等24名同志也壮烈牺牲，吴福林等十人受伤。李学福和崔石泉率队离开新兴洞返回暴马顶子时，悲壮的气氛弥漫于整个游击根据地。饶河中心县委立即召集党的会议和军事会议，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整顿了队伍。战后不过10天，四团很快补充了50多名新队员，其他抗日武装相继前来要求加入四团，共同抗战。于是，四团收编了邹其昌、贾瑞福、王某等带来的抗日武装，把部队扩编为七个连。11月，李学福在大别拉炕召集有几个山林队头头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他们收编为四团领导下的独立营，并根据请求，团部选派13人协助独立营领导队伍。11月起，日伪军3000余人讨伐以暴马顶子大叶子沟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李学福用“避实就虚，出敌不意袭扰敌人”的战术，击退了敌人这次“讨伐”。此后，李学福率领部分战士留在饶河境内与敌周旋，牵制敌人，保护游击根据地，崔石泉则率主力部队转战在虎林县。

1936年3月，四团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郑鲁岩任师长，李学福任副师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同年春天，敌人在虎饶地区加紧实施“坚壁清野，归屯并户”政策。敌人准备用3000多兵力，常年“讨伐”抗联四军。下江特委面临新的形势，根据上级指示制定了二师的活动计划。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扩大游击区，下江特委决定，由李学福率领部分队伍继续留在饶河地区开展活动，崔石泉和姜尚平率领250多人到同江、富锦地区开辟新游击区，郑鲁岩率领部分队伍到虎林、密山、宝清活动。根据这一决定，李学福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办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建设。3月，李学福率队消灭大别拉炕的敌人之后，就地召集“东海胜”、“保山”、“东胜”、“好胜”、“中山”、“天君”、“张海胜”、“永远”、“庄稼人”等抗日武装和山林队的首领举行会议，把他们编成三个团，纳入二师。为了加强这三个团的领导力量，李学福在小别拉炕密营里办了军事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共40多人，都是从基本队里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训练班从4月起办了三个多月。训练班结束之后，李学福把这些学员分配到刚收编的三个团里去担任团副、连长、指导员等职务。由此，这三个团加强了领导力量，严明了组织纪律，增强了战斗力。11月15日，四军二师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由陈荣久兼任，二师师长是李学福，三师师长是景乐亭。七军成立后发表了抗日宣言。

1937年初，由于军长陈荣久牺牲，七军在暴马顶子召开了全军党代表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党委书记并代理军长，原一师和二师合编为第一师，由李学福任师长（至12月）；原五团扩编为第二师，由邹其昌任师长；三师不变。会议还决定，加强反奸细斗争，巩固内部团结，同时迅速召集各山林队会议，解除他们对抗联部队的某些误解和隔阂，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同年春，小南河西大顶子西北各屯组织起来的100多名红枪会投奔七军，要求共同抗日，但是他们缺乏武器和服装。于是，崔石泉、李学福等领导讨论决定，袭击西林子警察署和驻在集团部落里的伪军，为红枪会解决困难。4月23日，七军攻打西林子，经三个多小时战斗，击毙敌20余人，缴获14支步枪和警察署的武器。红枪会得到武器后，被暂时编入一师。西林子战斗后，七军兵分两路开展活动，崔石泉和邹其昌率军部、二师和收编队在虎饶地区活动，李学福和景乐亭率一师和三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活动。李学福和景乐亭率600多名战士进入同江、富锦境内进行抗日活动，争取当地山林队建立了联合反日指挥部，并在大旗杆同水林子、卧虎林子、对青山、前六牌、二龙山、小九家、虎布拾克、别拉印子山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在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部队同时积极争取伪军哗变，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使队伍不断壮大。七军在富锦处死伪军“讨伐队”大队长张大胡茬子，在同江二龙山处死土豪左殿生的消息，更加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使七军进一步得到了群众的拥护。5月15日，为掩护伪军一个连的哗变，李学福率领300余名战士到二龙山第三牌，与500多名日伪军遭遇。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抗联击毙敌50余名。这次接应伪军哗变虽未成功，但在后来仍有20多名伪军携带40多支枪投奔了抗联。6月，李学福趁夏季树林茂盛之时，集中部队开展活动。一天，当他率领600多名战士由富锦到二道林子的时候，与日军小滨司令所带的900余名日伪军相遇。在战斗当中，敌人动用了骑兵、步兵和坦克。但是，由于七军阵地四周都是沼泽地，敌军骑兵、坦克施展不开，无法靠近七军阵地。当敌人的步兵逼近七军阵地四五十米处时，七军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猛烈反击，使敌人的多次进攻都遭到失败。在一天的激战中，七军击毙敌人150余名，打伤十余人，七军仅牺牲十余人。通过这次战斗，敌人感到只用步兵骑兵已难于治服七军，于是派30多架飞机狂轰乱炸七军驻地。李学福立即把部队化整为零，组织若干小部队，派到敌后扰乱敌人，争取伪军哗变，组织群众抗日。有一次，住在同江二龙山南苏家店的反日会会员马玉良给七军送信说，二龙山驻有日军一个连，欺压群众过甚，当地群众盼望七军除掉这些害人虫。于是，七军派十多名战士，在群众的帮助下，身着便衣，潜入该地突袭敌人，打死20余人，其余全部缴械，为民除了一害。该地反日会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为七军募捐，送被服送粮食，又协助七军做伪军的哗变工作。同江居民刘会来亲自到伪军中宣传抗日，说服50多名伪军哗变。同江一区保卫团长王廷周听到七军反对敌人归大屯政策的宣传后，毅然带出100人参加了七军。由于入冬后，同江、富锦一带的沼泽地失去屏障作用，不利于七军活动。因此，到了秋天，李学福和景乐亭率领一、二师离开该地返回虎饶山区。

1937年12月31日至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在饶河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下江特委委员和七军党委委员、各师的党员师长以及连以上党支部代表、饶河和虎林两县县委委员。这次会议改组了下江特委，整顿了七军。会议改选了七军党组织，由崔石泉任军党委书记，李学福、郑鲁岩任和军党委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又改选了七军的领导，李学福任军长（至8月），崔石泉任参谋长，郑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学福从参加创建抗日游击队以来，一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关心群众，注意军民关系。他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群众的称赞。群众支援抗联部队的粮食、衣服都要按市价给钱，没有钱不能随便吃群众家的东西。一时没钱也要给群众写个欠条，待下次来时如数偿还。有一次他们宿营在一个小屯里，群众主动杀了一头大肥猪慰劳队员，队员们坚持不收。有的群众产生了误解，以为抗联的同志不信任他们了，很不高兴。李学福知道后，向群众解释说：“我们抗联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吃群众家的东西，违反者要受处分的。现在我们没有钱，所以不能吃这头肥猪！”群众听了后都很受感动，劝说李学福同志写个欠条，下次来再给钱，部队这才把杀好的猪收下了。李学福和战士一样，同吃同住，没有官架子。在群众家住宿时，他和战士在一起唾，从不特殊。每到一地，他都同队员一起帮助群众干活。因此，抗联七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李学福待人诚恳，朴实坦率，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在艰苦的行军、作战中，他处处关心、爱护战士。一次队伍进屯休息，百家长看到李学福戴的棉帽子已破旧不堪，主动拿出一顶新帽子送给他。李学福发现一些队伍中的同志没有棉帽，于是决定将帽子赠给他们，指示通讯员将帽子送到连队，分发给没有帽子的战士。在行军过程中，他看到一名战士鞋子破损，脚趾露在外。李学福告诉战士要珍惜双脚，因为行军和作战都依赖于脚的健康。随后，他从背包中取出一双半新的布鞋，赠予这名战士，并在确认战士穿上后才放心离开。这些事对全体队员教育很大。李学福的模范行动，带动全体干部、战士进一步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部队增添了新的战斗力。由于李学福在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半身不遂症，无法继续随部队活动，部队由崔石泉负责。此后，党组织送李学福去苏联治疗。

1938年8月8日，李学福因病医治无效，在苏联比金（饶河的乌苏里江对岸）不幸病逝，年仅36岁。

2014年9月1日，李学福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