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住在广州陈基，父亲是在戏班吹喉管的乐师，母亲是位不幸的失明艺人，她也唱得一口好粤曲，因此，从小我就受到粤剧粤曲的薰陶，耳濡目染，都是工尺合士上。旧时代卖艺者都是穷苦人，加上过去重男轻女，我从出世到十五岁，都没有机会读过一天书，只能从慈母唱曲的曲词中学认一些文字。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十五岁那年我便拜莫志为师学粤曲。莫老师是位靠教唱粤曲谋生的有经验的艺人，他满门桃李。拜师那天，他先试试我的声线，然後他认为我的喉底还堪造就，才答应先教我学五首粤曲。当时穷苦人跟师傅学艺都是“朝种树晚锯板”现买现卖的。学熟几首就要到歌坛卖唱，因为那时代跟师傅学唱是有条件的。一年收入的一半要归师傅，因此学识五首曲，便要登台赚钱交学费。莫老师有很多徒弟，他看我嗓音条件好，所以特别用心教我。刚学熟五首，他便叫我踏台板演唱。我出道第一台是佛山“富如”茶楼。初出茅芦，照例“打头炮”的第一首就由我唱平喉《孝感动天》。因为我生得身体矮细，又首登台板，不免心惊胆战，头也不敢抬起。加上当时唱曲和现在完全不同，台上摆着一几两椅。如果是生旦对唱，生坐左，旦坐右，两人坐着对唱。如系独唱，则一人坐椅，几上摆上一盆花。我第一次唱曲就是“孤军作战”，固为腿不够长，演唱时还要拿凳仔垫脚，靠几上那幅台布遮遮掩掩，就这样捱过去了！幸亏唱曲还吐字清楚，没有撞叮板，听众没有喝倒采，莫老师听了还点头认可，我算是交准过关了！

我入行时，正值省港澳睇大戏（看粤剧）和听粤曲大行其道的兴盛时期。粤剧盛名的演员叫大老倌，唱粤曲的演员多是歌姬。歌姬出身都来自香港石塘咀和广州陈塘妓寨。最初，唱粤曲的歌姬没有固定场所演唱，只是为了陪客饮酒助庆而唱曲，或应有钱人家喜庆应约开局演唱。自从二十年代起省港澳不少茶楼开设了粤曲歌坛，歌姬才逐渐脱离妓寨成为职业女伶。过去很多行内人讳忌谈历史和出身，因为不少知名歌姬都从这些风月场中过来的。但我以为英雄莫问出处，这是历史，青史无偏，何必讳忌！何况不少从妓寨出身的是不卖身只卖艺的艺人。例如当年在歌坛红到发紫的粤曲唱家燕燕，她就是自由身的歌姬，一曲《断肠碑》，省港澳以至海外知音莫不称赞叫好。仰慕她的艺术，谁都不计较她的出身。又如後来被誉为“鬼马歌后”的粤曲前辈张月儿，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为了生活，跟了徐桂福学唱粤曲。由于她声色条件甚好，人又聪慧，初试啼声，便崭露头角。本来像她出自文化家庭又很有艺术本钱的正道人家，和妓寨这些风月场所是沾不上边的。但她也曾经为了演唱招搅生意，在香港也不能不借助一间著名妓寨挂出自己的名字去接台期。在旧时代，特别在茶楼歌坛还未兴起，唱粤曲的演出台期多操纵在著名妓寨老板手里。有了歌坛，才逐渐为粤曲包家所代替，所以连月儿也不能不借妓寨招牌招揽台期，这就是历史。

张月儿，徐柳仙，小明星，张蕙芳和我的出身，都属歌伶时期，和歌姬是不同的。我们都是因生活，加上自己爱好而投身粤曲界的。我们是从正道家庭出身拜师学艺而走上职业唱曲的，行内统称我们是女伶，歌伶。旧时代称歌姬出身是“走横堂”的，而我们这一辈歌伶是“走正堂”的，大抵区别就在这一点。这些都是旧时代社会造成的，个人是难以选择的。

我在佛山“富如”茶楼初试啼声之後，便被包家接差安排在顺德大良，陈村，东莞的石龙演唱。半年之後，在广州的大元，涎香，南如，添男等歌坛唱曲，听众逐渐对我这个新人有所认识，我的收入也不错。夜场可以分到茶价一元八角，如果日夜两场，便有三元六角收入。如果旺台，一天还可靠黄包车跑四个台，有七块多钱收入。以一个出道不久的黄毛丫头来说，也是相当走运的了！

最幸运的，是我初人行便认识了一批粤曲前辈，如专唱王心帆撰曲的新少年，以唱传统曲《黛玉归天》一曲成名的金山女和云飞夫妇，还有姊妹花娟儿和瑞儿。瑞儿是粤曲歌坛出名的美人，绰号“大香案”，意思是“唔唱得都眸得”。当然这比喻并不十分准确，她唱工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唱粤曲声色艺三者相比色相为先吧了！她的大姊娟儿长相没有她美，但唱工比她优先。姊妹对唱，取长补短，便很登对完美了。新少年貌颇娟好，但身材不均匀，知音取笑她是“观音头扫把尾”，但她唱工很好，听众也很多。人总不能十全十美，声色艺也难兼得。但唱家起码要唱工取胜。好像我自己，生来样子一般，身体矮细，初入道唱曲因为腿短，还要垫上凳仔，两腿才能伸到，色相就难取得听众称道。唯有拼命在唱工上和感情上下苦功夫，才希望有出头之日。幸亏这些当红的曲界前辈，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不嫌我出身寒微，根底浅薄，经常教我帮我，使我这个曲坛无名之辈有所长进，逐渐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