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2-23 15:46
李彝超（？－935年），是五代十国后唐时党项族的首领。为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次子。历任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长兴四年（933年）三月李仁福卒，三军立李彝超为留后。后唐明宗李嗣源担心定难军勾结契丹，以李彝超为延州刺史、彰武军节度使，而彰武军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定难军留后，从而撤销党项在定难军的世袭割据。并派遣邠州药彦稠以兵五万送安从进到夏州。五月，李彝超紧闭城门，拒不办理交接。
力拒后唐，定西夏根基－党项李彝超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属于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原居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
唐朝初期党项部落主要分布在：“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党项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十年之久。主要是陇右道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大迁徙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后唐年号，公元923－926年）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末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公元907—960年）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李彝超之前，定难节度使已经历任了拓跋思柬，拓跋思恭，李彝昌和李仁福四名党项平夏部首领。历史上，李彝超应属拓跋思柬族孙，为小说需要特改为其子。
李彝超，做过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二月戊午（十二日），定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朔方王李仁福去世；庚申（十四日），三军打算立李彝超为帅，以李仁福的名义向后梁朝廷上奏说：“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权知军州事，乞降真命。”（《旧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传》）
过去，河西诸镇都说李仁福暗通契丹，后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联合用兵，并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关中。正好，李仁福去世，三月，癸未（初七），任用他的儿子李彝超为彰武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然命令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带兵五万人，由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赴镇所上任。又考虑到李彝超和定南军将官可能不会从命，明宗另外于丁亥（十一日），下敕文告谕夏州、银州、绥州、宥州的将士吏民：“
近据西北籓镇奏，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阃，远镇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当本朝播越之后，及先皇兴复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节，统临有术，远迩咸安。委伏方深，凋殒何速，忽窥所奏，深怆予怀。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后之庆，宜及于子孙。但以彼籓地处穷边，每资经略，李彝超年才弱冠，未历艰难，或亏驾御之方，定起奸邪之便。其已除延州节度观察留后，便勒赴任。但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迁之命，既乍当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应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指挥使、押衙已下，皆勒依旧，各与改转官资。
朕自总万几，惟宏一德，内安华夏，外抚戎夷，先既怀之以恩，后必示之以信。且如李从严之守岐、陇，疆土极宽；高允韬之镇鄜、延，甲兵亦众。咸能识时知变，举族归朝。从严则见镇大梁，允韬则寻除钜鹿，次及昆仲，并建节旄，下至将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贪上谷，李宾之吝朔方，或则结构契丹，偷延旦夕；或则依凭党项，窃据山河。不禀除移，惟谋旅拒，才兴讨伐，已见覆亡。何必广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陈近事，聊谕将来。彼或要覆族之殃，则王都、李宾足为鉴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则允韬、从?严可作规绳。朕设两途，尔宜自择。或虑将校之内、亲要之间，幸彼幼冲，恣其荧惑，遂成骚动，致累生灵。今特差邠州节度使药彦稠部领马步兵士五万人骑，送安从进赴任，从命者秋毫勿犯，违命者全族必诛，先令后行，有犯无舍云。”（节选自《资治通鉴》）
四月，彝超上表奏称：“奉诏授延州留后，已迎受恩命，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 （《旧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传》），明宗下诏派阁门使苏继彦前去夏州催促他。
李彝超拒不奉诏，派遣自己的哥哥阿王把守青岭门，聚集境内党项诸部以自救。趁药彦稠的不对刚进芦关立足未稳之时，李彝超派党项兵抄掠官军粮运及攻城器具，后唐军被迫从芦关退守金明。
五月，安从进领军至夏州城下，而李彝超仍然拒不接受朝廷的调令。安从进无奈只有下令猛攻夏州。夏州的城垣本是赫连勃勃（两晋时期五胡十六国中大夏国的创立者）所筑，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又有党项四万多骑兵在四野流动，抢掠粮食财物，致使官军不能进行收粮、运粮。山路又艰险狭小，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费钱数贯，民间困若竭尽，无力供应。
七月，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对安从进说：“夏州很贫穷，没有珍宝积畜可以充当对朝廷的贡品和财赋的地方，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不想把它丢失了。这个小小孤城，战胜它也不足以宣扬威武，何必这样麻烦国家劳师费财！请您上表把情况报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许我们自新，或者派遣我们去征伐异城，我愿意去打先锋。”（原文：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
明宗听说夏州传回来的战报后，明白夏州城确实难以攻下，无奈于壬午（初八）命令安从进带兵返回。从此，夏州疏远后唐朝廷，每逢有人叛变，必然暗中与之通连勾结，来达到要求贿赂遗赠的目的。
十月，权知夏州事的李彝超上表谢罪，并请求昭雪讨伐他的罪行；壬戌（十九日），乃授彝超检校司徒，充定难军节度使。
而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二月丁丑（十二日），李彝超重病之中上表后唐朝廷，将夏州军事托付给了自己的哥哥行军司马李彝殷。之后不久李彝超就死去了。
李彝超不仅大大提高了李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巩固了党项人在夏州附近的势力，并且促使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也为日后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