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政最久。1918年3月8日，徐树铮奉段祺瑞之命组织安福俱乐部，王唐为首，徐树铮、姚震、李思浩等则是幕后主使者。因李思浩不是国会议员，而被徐树铮推荐为福安俱乐部的国会院外“评议员”。其所掌管的财政部伙同曾隽所掌的交通部，曾大肆挪用办公经费支持安福俱乐部（即安福系）的活动。安福系的活动一般是他们几个决定之后，在安福俱乐部形式上通过。1919年9月26日，李思浩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借款160万日元合同，以盐税、关税余款作担保。此款用作西北边防军维持费。11月26日，靳云鄂及财政总长李思浩与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借款550万美元合同，以北京政府烟酒公卖为直接抵押，但北京政府要聘一名美国人任烟酒公卖会办，以监督烟酒税收。此项借款供北京政府“拨充欠发军费及清还到期债务之用”。1920年2月18日，李思浩与日本正金银行代表武内、金平在北京签订9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以盐税作担保，供本年2月份的行政开支。此举遭到中华民国各界联合会、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团体的猛烈抓击。“以事实言之，则不音假强盗以杀人越货之武器；我国人民皆极端反对”。李思浩遭指名遣责。3月1日，财政部又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中华三纱厂日金300万借款合同，以中华实业公司纱厂全部财产及津浦路货捐为担保，用于承办纱厂资金，但其后被用于行政费用。

此时上台的大总统徐世昌，虽是段祺瑞拥上台的，但却不甘心以倪自居。在军事力量方面，他利用冯、段互不相让的胶着局面，力图靠拢直系军阀，试图消除直皖两派的鸿沟，重新把北洋军阀整合为一体，从而使自己成为北洋第一领袖，还想重现袁世凯唯我独尊的地位。在外交问题上，他重拾冯国境的以和为主的一贯策略，即所谓的“和平混一”，主张南北相互妥协。而段祺瑞虽拥徐世昌上台，也并不表明他甘心退休，他认为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不能切实执行，只是由于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武力。因此他利用南北和谈进行期间，以其参战督办的身份和职权，以最短的时间，用日本的武器装备了参战军三个师。他迫于国内外压力，不能公开反对议和，只能拖延时间，扩张武力。在北京政府选派议和代表时，段祺瑞安插了包括李思浩在内的几名安福分子，授意他们：“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皖系政府对付新闻與论的方法之一是由其派系中人办报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他们的统治制造声势，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讲话。安福系的《公言报》在倒靳内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苏州的《苏报》（直到1920年7月27日，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李纯下令其停刊）的经理王伯、主笔朱梁任、编辑顾锋亭等都拿安福系的津贴。控制舆论的方法之二是收买大众传媒。李思浩在当财政总长、次长期间，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惯例。李思浩专负收买新闻界之责。他曾说：在这期间，要结交几个新闻界的朋友，也要应付应付一般新闻界的需索，给他们一点津贴，是必不可少的。在朋友中，胡政之和段祺瑞、徐树铮关系很深，和我们都很熟，自非一般可比，可以说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除《大公报》（当时由王致隆出面主办）以及胡后来办的《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外，对胡本人，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邵飘萍和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

吴佩孚联合南方七省组成七省反段联盟（后来河南加入，成为八省联盟），为阻止吴佩孚北归，段祺瑞指使安福国会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安福系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为河南省长议案。但徐世昌只同意改派省长，不同意变动督军。靳云鹏内阁毫无办法。靳被段大骂一顿。1920年3月1日段祺瑞指使安福系发动倒阁行动，3月3日，安福系阁员李思浩、曾疏隽、朱深相约不出席国会会议，实施倒靳阁行动。李思浩等三人于4日提出辞职，拆靳云鹏的台，并以“爱国者”自居，骂渐是一手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卖国贼，是忘恩负义、背师卖友的叛徒。实际上这是段祺瑞一手主使的，这一系列卖国行径都源于段祺瑞的卖国政策。他为了打击直系，到这时不惜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但由于以曹张为首的八省联盟和徐世昌的极力挽留，段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挽留勒内阁。也就在同一天，李思浩等三人受段指使，取消辞职，以待时机。

随着直皖两系的剑拔臀张，6月19日，张作霖以调停人身份到京，徐世昌及曹银向段提出调解条件，其中第二条是靳云鹏复职；第四条是：罢免安福三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曾伙同交通总长曾航隽动用大量公款作为安福系的活动经费。段祺瑞提出继任者必须保证对此不予追究，才可叫他们下台。由于李思浩等安福三总长，事事与靳云鹏作对，靳云鹏无法复职。

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失败，段内阁因而倒台。这月29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辑惩徐树铮、曾硫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侦等十人，当时报上称他们为安福系的十大祸首。所谓的十大祸首在下令前就已逃人东交民巷，九人住在日本兵营里，由使馆卫队长土肥原和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南次郎掩护逃往天津日租界。李则因和道胜银行买办孙吉甫有关系，避居道胜银行宿舍。李思浩在那里一住三年多不敢出东交民巷一步，该行的法国大班介绍一个法国人给李思浩当了两年的保镖，李每月要付300元作为保镖费。直至1923年黎元洪再度就任大总统时，经王士珍等的疏通，才取消了对这帮祸国映民帮凶的通缝令，李得以离开东交民巷，回天律闲住，不久就去浙江投奔卢永祥。

1924年齐卢战争爆发，不久卢永祥失败，李思浩也跟着卢逃出杭州，到了上海。1924年11月25日，李思浩被执政段祺瑞任命为财政总长。段祺瑞执政府组成是以安福系为中心，点缀了几个圈外人士。这一时期的所有对外借款及有关财政经济的对外关系，大都有李思浩参与。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和宋子文发生纷争，彼此争吵激烈，蒋对宋说：不要以为你不干，我就找不到人搞财政了，我可以另外找人来干。宋子文生气跑到广东，蒋不久回到奉化。期间，蒋介石通过虞洽卿电报，请李思浩南下。

李思浩那时住天津，电报到后，他征求段祺瑞的意见。段祺瑞说：现在蒋介石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你跟他干，不会有什么问题。李思浩到上海后，与虞洽卿一起坐了虞的三北公司的轮船到宁波，转赴奉化溪口。蒋特地在雪窦寺设宴招待。

1935年《何梅协定》后，华北进一步“特殊化”，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宋有意让萧振瀛担任，征求蒋的意见。蒋对萧不放心，考虑到李思浩和日方有密切接触，又是自己的同乡，就对左右说：还是找老赞来担任此职吧。他征得宋哲元的同意后，即电南京，叫翁文凝通知李思浩，用飞机送李到洛阳。李思浩到洛阳见蒋，蒋说，决定派你担任冀察政委会副主任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到北京就职。

蒋介石很担心华北局势失控，主要怕宋哲元完全脱离他的控制，但他自己又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到北方起作用。蒋介石起用李思浩意在牵制宋哲元，不能使他完全滑向日方。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找到李思浩，要他出来替他们收拾华北局面。李思浩从北平到天津后，从天津向南逃难的人很多，船票很不容易买，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托人包到了一个房舱，带着老婆和两个佣人上了船。李去塘沽上船时，就看见有两个人暗中跟着。他意识到这是监视他的。第二天，他把这两个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是戴雨农（笠）派来跟着我的吧？他们目澄口呆，结结巴巴地说：您怎么知道？李思浩说：我混了这么多年，当然看得出来。其实，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操心，我到上海后，本来想见见雨农的，请你们向他报告，约个时间谈谈好了。

李思浩到上海的第二天，和戴碰面后，向他谈了在平津的经过，并对他说：我看清了日本成不了事，我不会下水，请你放心，以后不烦那么对我操心。

1937年底，在上海战事还未结束，日本的清水董三就不断找李思浩谈，先是要他出来，看李无出来之意，又要李介绍梁鸿志给日方。就在梁过河（苏州河，当时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地区，为日方所控制）以后，有一天，一个在日本领事馆做事的中国人来找李思浩，带来一个小包，李思浩和他谈了几句话，问他包里是什么，他说，是5万元钞票，是日方送给李的。李思浩对他说：我的境况，不是不需要钱，但是这个钱我决不能收，请你带回去吧。那人说：我知道总长不会收，只是清水先生一定要我送来，我不能不照办。既然如此，我只好带回。他走后，李思浩感到日方不会就此罢休，就立刻托人帮他买船票到了香港。

在李思浩在香港期间，戴笠数次来港，每次都与李思浩见面。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戴笠说，在你的黑名单里，我李思浩是高居第一名。现在，我离开了平津、上海，不再和日方接触，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勾去了吧。戴笠笑着说：我们早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个做什么。但令李思浩想不到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劫持了一批原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些和日本有密切关系的政客，并送回上海，准备成立伪政权，其中包括李思浩在内。李思浩又成为戴签密切关注的对象之一。

到上海后，日方不断有人找李思浩谈话，但由于日方和汪精卫等关于政府组成、职位安排等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汪精卫方面不愿李登场，因此李思浩能够逃过这一关。在此期间，土肥原来过上海，也来找李思浩谈过话。李思浩对他说：你们这样到处树敌，我不相信你们会成功。

李思浩没当正式汉奸，却沾了汉奸的边。被日方从香港押回上海后，日本官方没有强迫李出任伪职，但要李在一些经济等团体挂名，回沪不久，李就被推为伪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等等。

1944年后，李思浩一直住上海，1968年病死，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