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89，喀喇昆仑山—昆仑山综合科学考察队。

1989—90，可可西里综合科学考察队。

1990—91，中国第七次南极考察队。

1991.10—1992，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越冬队。

1993，中国中国第九次南极考察队1995，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

1996，墨脱考察队，大峡谷科学考察队。

2003年，穿越新疆阿尔金无人区。

2006年，参与中央电视台《玄奘之路》节目，从北京出发全程驾车到达印度。

主要从事极地和青藏高原地区的地貌、第四纪地质及环境演变研究、旅游科普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工作。

青藏高原地区的研究

1、1996年10月-1997年4月，承担中科院与新华社合作项目：“西藏墨脱地区自然与人文系统”的研究，任西藏墨脱科学考察队队长。完成了“西藏墨脱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及“西藏墨脱地区自然系统结构”两篇研究报告及电视片“最后的秘境”。

2、1997-1999年，参加西部水资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之专题“柴达木盆地水土资源配置与合理开发”研究。完成了“柴达木盆地冰川资源”、“柴达木盆地冰川融水补给特征”及“柴达木盆地第四纪冰川发育”的研究报告。

3、参加南极85科技攻关和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4、参加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青海省政府联合支持项目“青海可可西里综合科学考察”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工作。

南极地区的研究

1、1993年-1997年，承担了国家科委和国家南极委项目“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区地貌与晚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并于同年在南极中山站进行渡夏科考。

2、1991年至1996年，参加了“八·五”国家科委、中科院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重大项目“南极洲晚更新世以来环境演变及现代环境背景”的研究，承担了其中“中山站地区地貌与全新世沉积环境”的研究课题，于1991年11月1993年4月在南极中山站地区进行渡夏越冬考察。首次填绘了拉斯曼丘陵区地貌图、第四纪地质图并钻取湖积泥芯。

3、1997年起（至2000年），承担中国科学院95重大项目：极地地区自然系统结构与全球环境研究，为第3课题“南极现代地表自然过程”负责人。98年派人参加15次队现场考察。

4、1997年起（至2000年），承担国家95科技攻关项目：南极地区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与反馈研究，承担第2专题“南极现代地表自然过程与全球变化研究”，为专题负责人。

北极地区的研究

1、1993年5月起参加“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的筹备活动，参与了科考计划的起草，论证及大量的外联，物资准备工作。1995年3-5月,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北极点科学考察计划。

2、1994年5日起参加中国科学院特别资助项目：“中美合作北极阿拉斯加巴罗地区一万年环境演变”研究项目，负责湖芯室内分析及沉积环境的研究。

3、1995年起，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极阿拉斯加巴罗地区陆地环境系统研究”。

旅游科普研究工作

1、1997年11月-1998年12月，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科技部特别研究计划“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科普推广与示范”项目。提交了“旅游科普推广示范指南”报告。

2、1997年12月参与组织了中科院、科技部、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工作

1、1997年7月开始筹备《地理知识》杂志的改版和扩版。1998年1月全面改版，并推进了杂志社新的运行机制。

2、2000年10月杂志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

3、2001年出版发行繁体版，2002年发行日文版。

背景故事

像许多商业的机缘一样，李栓科和李勇的投缘是从一顿饭开始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顿饭，1997年秋天，燕莎附近的凯宾斯基啤酒坊，李栓科喝得豪情满怀——李勇，50多岁年纪，头发略白，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非常平和的一个人，喝一点酒，很休闲的打扮。他英文很好，平常喜欢阅读英文刊物，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以他非常感兴趣李栓科的想法——这个年轻人想办一本中国国家地理！李勇当然清楚这种类型杂志，他看准了李栓科，当时他担任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栓科那个时候急于找人投资，他已经组建了团队，但缺乏资金——反正李栓科朋友多，朋友帮他介绍了李勇，两人一见都有点“恨晚”的意思。

很快，天气转冷，冬天到了，下着雪，在一个涮火锅的地方，最后决定下来了——李勇出资100万，李栓科做。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不久合作出现了问题——虽然直到今天，他们二人还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毕竟他们都是真心想做这个事情的人，虽然直到今天，李栓科还非常感念李勇——要是没有那宝贵的100万！对于一个商业来说，资金周转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但是，当初的合作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栓科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经营团队的理念差异——“我们是一直花国家财政，忽然转向市场化，我们是有欠缺的；而他们是成熟的商业团队，所以我们两个的合作，就如同一个商业上的成年人和孩子，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理念对，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做杂志；但他们是做生意，对媒体成长过程没有足够准备，他们认为要很快收回投资。所以我们后来把他们的投资全部还给了他们，几年以后，我们的杂志就成长起来了，完全可以自负盈亏。”

与许多长期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不同，李栓科一进入到商业领域，不但不觉得繁杂，相反他觉得异常兴奋，而且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据说，他第一次冒出做杂志的念头，是他发现许多采访他的媒体记者对科学的一无所知——在科学界根本不算是新闻的事，对于新闻记者听起来却很新鲜；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家在日常生活的缺席，所以导致科学在公众生活中完全丧失话语权——那种丧失有的时候让李栓科觉得忍无可忍——媒体有什么权利告诉公众一个错误的科学概念？比如说“沙尘暴” ——“大家知道所有的媒体讲沙尘暴是有害的，把家园搞脏，环境难以忍受。这是被很多媒体妖魔化的，沙尘暴其实对我们还有好处，比如它给海洋系统带来营养物质，否则小鱼小虾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食物。如果没有沙尘暴，全球变暖将更厉害。当然沙尘暴也带来害处。不过，就整个地球对人类社会来讲，沙尘暴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我并不是说沙尘暴不需要治理，当然需要治理，问题出在怎么治理。媒体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植树造林种草可防止沙尘暴，但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植树造林才造成沙尘暴。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在地球上，有些地方该是沙漠的必定是沙漠，不可能把沙漠改造成绿洲。比如，我们正在谈话的这张桌子这么大一块地方，如果只有一杯水，那么是可能慢慢滋养桌子周围的一块绿地的，有了这么一片面积的草，这块地就不会起沙，就不会变成沙漠，不会有沙尘。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一棵树，这一杯水养一棵树就变得很困难。结果，由于这棵树的种植，不仅仅使桌子这么大范围的草死掉，而且周围的草可能也要遭殃，最后地面起沙，不仅地面完了，这棵树也会死掉。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自然规律，有些地方不能种树，你种了，最后结果可能更糟。比如说全世界范围内，江河的中下游地区，全世界都是沙漠地带，为什么只有中国长江中下游给我们一块绿地，因为青藏高原抬起来了，它把西风气流分割，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没有形成沙漠，而是鱼米之乡。也正是因为有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新疆才有大沙漠。自然规律是我们人类要去研究顺从的，但是绝不可以破坏自然规律，该种树的地方一定要种树，该是沙漠的地方它就是沙漠，这是自然的公平之处，我们一定要懂得尊重自然。”

当李栓科发现如果要让媒体知道这一点，除了自己办一份媒体以外，再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于是他把目光投注到《地理知识》上——那是科学院的一份科普刊物，发行量2万份。李栓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为这份杂志写稿子，他兴奋呀，写呀改呀，但是等文章刊登出来，发现已经被删改得估计只有标点符号是他的了！长期写科研论文和考察报告的李栓科，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一篇让普通读者读得明白的文章！

虽然《地理知识》有很长的历史，而且一些老人兢兢业业做了几十年，并且直到李栓科接手还有一些忠实的“地理迷”做读者，但李栓科决定改革——他有一支全新的团队，他认为现有的《地理知识》从概念选题都落后，是“科普”的概念——什么叫科普？那就是说我比你知道得多，我要普及给你，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的制作标准不可能得到商业认同——他提出改名——要叫《中国国家地理》，要突出“地理”这两个字。“这涉及怎样认识地理。地理并不是按照数理逻辑建立起来，而是按照思辨建立起来，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古老又非常有生命力的科学。一般来说，认识地理有三个层次，一是最朴素的地理概念，二是上升到地理的实践方面，三就是版图、地理理念和地理哲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出行者来讲，出行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出行？一定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独有的自然的魅力和人文的精髓的东西吸引了你，这样你才去。因此，中国国家地理主要是以地理思辨、地理哲学为媒体的立体命脉，‘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和展示，不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

可以想见李栓科改革的难度——这是必然的。但李栓科居然做到了——让那些老人们高高兴兴地退出。当然科学院对他的强烈扶持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公道的人。

李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总结自己：“大学四年教会的是一个学习的方法，研究生三年教会的是学什么，而我热爱的地理科学，则教给我一种多解性的思维方式。地理和生物、物理、化学不同，地理里有山川湖泊还有动物植物，不仅有风雨雷电还有火山地震。所以对于地理来说，这个学科体系本身非常庞杂——你必须学会把握问题的核心。比如地震，每场地震导致的后果都不一样，地震穿过城市和穿过无人区，那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深入到这种科学中，你需要综合思辨的能力，你需要感知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学科的特征就是原因多解结果多解。比如我们在北极，忽然看见眼前冒白烟，是冰裂，如果你要找到所有冒白烟的可能性，恐怕你自己都掉到北冰洋里，你之所以立刻判断出来并且撒腿就跑对了方向，那是你从众多原因里积累出来的，这里面有运气的因素，但也有你的科学积累。”

也许正是这种“多解性”的学科训练，使李栓科转到商业上以后，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他甚至发现科学研究和商业活动的相似处——对于科学家来说我们只知道杨振宁，谁知道他的实验室里有多少同样优秀的科学家？海尔也是一样道理，我们知道张瑞敏，谁记得住那些出色的员工？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需要挑选样本，设计程序，每个过程讲道理，理论要一环扣一环；而一个商业活动的成功，也是如此，要很严密，每一步都要经过推敲。他们从这个层面上讲是一样的。

所以，当李栓科成功转型为一个商业领袖以后，几乎不用任何人告诉，他就懂得——所谓管理团队，一定不是靠“管”出来的，团队是要靠凝聚和激励的。你要给团队一个看得见的商业目标，每一步的成功，都要紧跟着下一步的激励。像一个孩子一样。

当然商业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从大的层面上讲，商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每一级贯彻的是上一级的理念，商业领袖自己的人格魅力、眼光对商业成功很重要；而科研是自下而上的，真正说话是少数人，一定是上一级集纳了下一级的研究，从无数个样本和实验中，发现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一个科研领袖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必须善于挑选，善于综合，从中发现科学亮点，这就是科学发现；而商业领袖则不同，商业领袖是他一个人的理念要靠成千上万的员工实现。”

过去，李栓科为做一个科研领袖而努力，如今，他非常享受做一个商业领袖的愉悦感——过去沉浸在科学领域，打交道的总不过是科学家，虽然在科学考察的时候，比如像参加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那次队伍里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向导有民夫，但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科研，但如今不同了——做一个商业领袖，他每天要见的人完全不同类型——有投资商、有银行家、也有在某个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每天都感觉到许多新的事情——每天都很忙碌，这种忙碌是一个成功媒体人才有资格拥有的。

李栓科是一个从来不会掩藏自己对成功的喜悦的人——他坦率地承认，的确有很多人羡慕他，这一点只要从他们望向他的眼神就可以知道。

“我喜欢接触人。每见一个不熟悉的人，就能看到很多东西。以前完全不明白的投资，都是这样学会的。 如果你现在问我，我最大的享受是什么，过去我可能会说南极北极，回来的时候那些光荣啊，但现在我可能首先会想到是《中国国家地理》——把一个纯科学的理论变成社会的话题谈资，这是对我十年趴冰卧雪的最大回报。我现在追求的就是把一个地理概念变成流行时尚。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社会存在一定影响力的人，我想我的杂志应该是他们一个喜欢的读物。”

接手《中国国家地理》

李栓科在接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地质考察经历和业绩，曾经从事南极（4年）、北极（2年）和青藏高原（4年）地区的地貌、第四纪地质环境演变研究以及旅游科普工作，每年在野外的时间都要超过3个月，其中最长的一次是在南极—一年半。是在从事科学研究10年后转向媒体行业的，因此在办刊中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念。

李栓科因为《中国国家地理》的突出成绩被认为是业内最年轻而又富有专业学术背景的社长和总编，也被评为最成功的杂志版权输出商。《中国国家地理》的成功正是源于“地理的差异之美”。

1999年12月3日被选为理事会旅游地学研究会委员；

2003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的称号；

2003年4月8日被选为期刊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

2004年5月被选为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4年5月被选为第九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

2004年6月28日荣获第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005年12月14日荣获青年时代杂志社特别顾问称号；

2006年荣获中国十大新锐传媒人物；

2006年9月19日入选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7年9月荣获北京朝阳文化创意产业精英榜提名人物；

2008年1月年荣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期刊创新领军人物；

2008年在7月12日上午举行的大庆站奥运火炬传递中，李栓科作为第66棒火炬手完成了火炬传递。

2008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2011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一届优秀出版人物奖。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技巧》；

《极具挑战的地球故事》；

《认识地理三步曲》；

《献给未来的记忆》。

1.传媒人一定要有理想，有梦想。没有梦想的人不要做媒体。

2.成功源于坚持，精品出自细节。有人总想找机会、找捷径，我觉得坚持最重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一定会看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