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以及关外的少数民族女真—满族崛起，都在为推翻明朝的腐败统治而进行斗争，从这点上说，其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洪承畴等一批批汉官脱离明朝的腐朽集团，相继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权，施展其治国的抱负，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不该受到责难的！问题不在于他所持何种动机，无非是为个人计，或为国家计，关键问题，就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为社会的发展，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以此衡量或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一味空谈道德、气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我们评价洪承畴降清，不去分析他何以失败，不指责明廷黑暗，只追究他降清丧失气节，要求他“不成功便成仁”，为黑暗的明朝尽忠，不能认为是持平之论，因而是不足取的。

6、统一全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新兴的清朝的身上。以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永历）四政权来说，内部腐败不堪，党争不断，互相残杀，不待清军进攻，先已自行瓦解。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如此腐败而黑暗的政权，岂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存在的本身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清统一，不仅避免了中国继续分裂，而且也铲除了明末以来的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7、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

8、以当时的形势而论，明已分崩离析，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延至南明三个小朝廷，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它们的存在，对于人民，对于历史，都是一个无用的废物。我们要求当时的明朝将吏必须忠于这个腐败政权，不见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场，提倡对它“愚忠”到底，反对任何人降清。这实在没必要。每个人在大事变面前，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吴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后，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后金）斗争中选择了清（后金）政权，人数之多，以千计，以万计，以十数万计！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显然不能。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们不能按今天的观点指责这个那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对，或正确，或错误，而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是否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加以判断和评论。以明清两个政权而论，都是封建政权；从世界大范围来说，在英国已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那么，明清两个政权比之资本主义，都是落后的政权，谈不上哪个政权更进步。但从国内而论，我们则不能不说，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属必然之势。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清政权，亦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

李治亭认为，在史学运用中有几种错误倾向：

一是把历史政治化，如上世纪60年代，历史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一些人大搞影射哲学；

二是持有陈旧的历史偏见，如否定清朝，认为那是“异民族王朝”；

三是认同西方所谓后现代的“历史不可知”论，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构造出来的”；

四是史学商业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贩卖假货。

李治亭：《百家讲坛》名嘴误人子弟

如今，历史俨然成了一种时尚。荧屏上，清宫剧一部接一部；荧屏下，易中天的《品三国》卖得红红火火。昨天下午，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却在上海书展现场，就正流行的“时尚史学”发展谈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央视《百家讲坛》中的几员大将―――易中天、阎崇年等，都成了其炮轰的对象。

“品说”毫无创见“品读历史”是易中天创立的说法，而他的《品三国》也受到时下不少易迷的追捧。但李治亭对此却颇不以为然：“所谓的‘品三国’，品的到底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呢？这有很大的不同。《三国演义》本身就带有艺术成分，可以随便品，但《三国志》可严肃得多，要‘品’的话就要注意真实性。”

李治亭认为易中天的《品三国》实在没品出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就品出曹操天生是爱说真话的。而这一点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历史上研究出来的，这纯属个人品行问题，根本与历史无关。易中天一会儿说曹操温情，一会儿说曹操奸诈，一会儿说曹操可爱，一会儿又说曹操报复心强，这么多矛盾的特质放在一个人身上，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吗？而他最后又归纳总结为曹操就是一个奸雄，这不又跳进了历史窠臼？”所以，李治亭认为《品三国》只是用时尚语言让历史庸俗化、低俗化，“玩了玩文字游戏，讲了些乐子，却没有任何创见。”

戏说太多编剧太懒

如今，戏说之风愈演愈烈。对此，李治亭表示：“这些戏说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历史剧，实质是胡编乱凑。在这么多戏说的误导下，大众很有可能对历史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以乾隆为例，指出很多人把其当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帅哥，“实际上，这是个误解。乾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那些常常把‘搂搂抱抱’作为重点戏码的电视剧，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演绎的都是荒唐剧。”而谈到当下出现如此多戏说剧的原因时，李治亭直言：“这都是因为编剧太懒，没有很好地将历史的真实性和文艺的再创造性结合起来。”

“时尚史学”误导受众

阎崇年曾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提到，努尔哈赤的12大贡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了中国。但作为清史编纂委员的李治亭表示：“其实，努尔哈赤只是打下了东北，而他的儿子皇太极才是完成统一中国的英雄。”对于阎崇年在书中所写的“努尔哈赤种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播下了清朝灭亡的基因”，李治亭也进行了批驳：“这种历史‘血统论’非常荒谬。按照他的说法，所有的朝代都可以这么被解释。例如，朱元璋种下了永乐盛世的种子，也播下了明朝灭亡的基因。”他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真相，用科学的方法阐明历史的内核，给现代人以启迪。有真实才有历史，而如今种种的“时尚史学”，常常偏离了“真实”这根准绳，误导了不少受众。

李治亭质疑阎崇年“努尔哈赤十大贡献”

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启六年（1626）去世，跃马弯弓，驰骋40余年。终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统一女真诸部，初步形成满洲；其二，创建国家政权——史称后金；其三，向明宣战，断绝同明的隶属关系，揭开了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也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给努尔哈赤做出的正确的历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开创人、满族形成时期的领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无论后世子孙取得何等伟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个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那么，给努尔哈赤定位，既简单又容易。但阎崇年为其定位大误，史实大错，有错而不知改，又在《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见《北京晚报》6月2日）一文中，连连铸成新错，其荒谬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阎崇年有意抬高努尔哈赤，其定位远远高于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唯独给努尔哈赤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称号；又评其贡献最多，总结出“十大功绩”，连康熙与乾隆两位“大帝”也望尖莫及！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崇年制定的“十大功绩”究竟是什么。

“统一东北地区”，为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之一。阎崇年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正说》页3）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原则性错误。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终其一生，只统一了半个东北，至皇太极去世前，才基本“统一了东北全境”（尚余四城，仍为明守）！阎崇年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出此大错，谁人信之？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载《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本系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对其执政16年，最终统一东北的业绩的总结。顺便指出：皇太极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关后改称副都统）吴巴海镇守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龙江正式设治，即始于此。但阎崇年不明历史真相，却把皇太极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纯属张冠李戴，成了无稽之谈！说到此，并未结束，他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进，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这话说得也不错，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本来属于皇太极的功绩，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试问：为何如此颠倒史实，任意篡改历史？

《正说》开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促进满族形成”、“制定满族文字”三项功绩，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统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才使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得以成立。换言之，满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没有其统一，也就没有满族。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割裂。阎崇年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以凑足“十大功绩”。

诸如“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丰富军事经验”、“迁都沈阳”等，何须以“功绩”论！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努尔哈赤并无特别之处。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不建都？迁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屡次迁都，最后定都于大都（北京）；明成祖自南京迁都至北京，辽与金的都城亦一迁再迁。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们走向成功！这些必做之事，无须论为“功绩”。如以迁都为功，多尔衮决策迁都北京，其功绩之大，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唯《正说》把此类事看得过重，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大书特书，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

至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皇太极完成的。他增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阎崇年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于努尔哈赤，亦失历史真实。

在阎崇年评出努尔哈赤“十大历史功绩”中，其“推进社会改革”最具社会进步意义。在阎看来，努尔哈赤“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即“贵族共和制”；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田庄等，都是实行“社会改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在女真（满族）社会内部，建国家，定制度，应看作是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带到发达的辽东汉人聚居的农耕区，实则把辽东社会拉向倒退。

所谓“贵族共和制”，无疑保留了原始军事民主制残余，可以看作是女真（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仍行此制，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与明制相比，显系原始而落后。

所谓“计丁授田”，并非真正实行“均田”。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八旗满洲贵族及其士卒，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一在其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连清人也承认：“国初时，浮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啸亭杂录》）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当然，也规定给“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变不了“计丁授田”的农奴制本质。总之，这是在战后打破明在辽东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并无社会改革的意义。

所谓“编庄”，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吃、同住、同耕。实行此“三同”，满人为汉人所供养，汉人备受欺淩，直接被与之“三同”的满人所剥削。还有一种形式，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庄园），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给牛与耕地若干，其粮食除自食用，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果真实行此制，对汉人不无好处。但关键不在此。努尔哈赤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如，每一备御官则赐给一庄，级别越高，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满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连清太宗也说过：“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行此落后的制度，这哪里是“推进社会改革”？阎崇年称：努尔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实，哪里有“和解”？努尔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锐，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国势岌岌可危。

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决不是努尔哈赤，而是继承其汗位的皇太极！他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后的体制。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汉人自立一庄，用汉官管理；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为户籍。优礼汉官，大量吸纳汉、蒙古人加入后金（清）政权，续建汉军、蒙古八旗，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满）族政权，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又如，改官制，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太极的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努尔哈赤晚年的社会危机，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

阎崇年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将正、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功绩”加以赞扬。所列“十大功绩”，硬是凑数，何如实实在在，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将他置于开创者、创始者的地位，还嫌低吗？作者绞尽脑汁，事无巨细，不计是非，甚至将他人如皇太极的实践活动也算到努尔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绝非治史者所为！

阎崇年给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大失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学者，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

阎崇年写道：“金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淩弱，众暴寡……”到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来”未获统一（《正说》页3）。这段话来源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淩弱，众暴寡。”史载明确告诉人们：这段话是对努尔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但作者把它断为“金亡以后”，历“元明300年来”，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完全是误读误解。事实是，金被元灭亡后，女真族遭到极度摧残，元气大伤。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东北，既无力抗元，亦无力内争。换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在元朝统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汉人”之中，身份低于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于其他民族。入明，境况有所改善，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赐以官职，生聚渐兴旺。自元迄至明中叶，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后，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努尔哈赤出生前后，延至其起兵时，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可惜，阎崇年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

阎崇年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满蒙联姻，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后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皇太极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阎崇年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于说：“迁都沈阳后”，“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辽东、辽西先后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广宁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后数十万口”。明人陈仁锡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义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皇太极时，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努尔哈赤占据辽东，辽河地区处于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阎崇年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阎崇年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他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