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21 21:38
李璮（?～1262）是金朝末年山东军阀李全之子（一说养子）。小字松寿。1227年李全降蒙古，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1231年李全死，不久李璮袭为益都行省，拥军自重。1261年，李璮举兵反叛蒙古，一面投靠南宋，献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4城，一面积极联络汉人世侯，争取援军。1262年在在进攻济南时，应者寥寥，军心离散。七月，城破被俘，史天泽将其处死。
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反状日益明显。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
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因此李璮一发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发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檀。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毫、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第二天，“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璮之乱，这对于忽必烈政权的巩固和避免再次出现分裂的局面都是具有很大的作用。
各地方军阀们受此事的警告，更加死心踏地地为忽必烈效命。而且李璮事件牵连了许多地方军阀，忽必烈借此机会削弱了他们的兵权，以史天泽为首的各的军阀纷纷交出他们的兵权。这样忽必烈解除了内患。与此同时忽必烈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此来抑制诸侯的势力，主要措施有：废除诸侯世袭制度，改变军阀割据一方的状况。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取消汉人诸侯的封邑，归还朝廷。禁止民间私造私藏兵器等，连同枢密院设立和中书省的加强，使集权统治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