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李肇正先生和千千万万的下放知青一样汇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火热革命活动中。当年10月，他带着年轻人的一腔激情来到安徽省和县香泉乡龙山二村插队务农。

面对萧索的乡村，李肇正有点发懵。插队生活开始后，他发现原来所有最坏的吃苦思想准备，其实远远都是不够的。香泉是个半山半圩的乡，龙山二村是个与依山毗邻的村子。7、8月份刚刚遭了一场洪灾，年景荒凉。生产队安排的农活主要是栽秧、挑粪、放牛、打麦和掼稻。对于都市里长大的李肇正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开始下田了，望着白花花的一片水，立马就昏了头，别说插了，连走路都走不稳，陷入烂泥的脚使劲提一只，另一只就站不稳，何况栽秧要倒着退呢。不过有的大婶说，慢慢来，熟悉就行了。最要命的有时还要搞插秧比赛。十几个人下田，每人七棵一趟，两腿间三棵，两腿外两棵。一般是右边的人先下趟，左边的人要依照右边的株距对齐，谁慢了，后边的人就会等，被人等是很尴尬的，被称作“关门”了，所以先下田的都是队里的行家里手。有时农民为了戏弄知青，速度特别快，还不时吆喝，他只好头不抬，腰不直，拼命插，冷汗直淌，眼冒金花。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脚灌铅，整个人都要散了。好歹年轻，一觉醒来，没事了。艰辛的生活让李肇正有了新的思考。放牛这个活儿却给了他不少机会和希望。把牛往山上一放，他就高枕无忧的温习自己的功课，读自己喜欢的小说。书真是个好东西，不仅让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而凄凉的日子，还让他学到好多东西。他暗暗发誓：再苦再累都要挺过去！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年过去了。1974年6月，大队书记开知青会传达推荐上学的精神。由于他任劳任怨，口碑很好，理所当然被推荐上了和县五七干校。李肇正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他仿佛看到夜空中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星。

求学年代：机遇与饥渴

1977年，他从和县五七干校毕业，分配在和县一中任教。适逢恢复高考，他仿佛迎来了生命的春天。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的种子早已在他的心田里扎下了根。

李肇正的同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志荣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到他在大学学习期间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虽然没能回上海，但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是欣喜若狂。他住在朱志荣的隔壁宿舍。“印象中他中等个子，长得很酷，浓眉大眼，脸部的轮廓很清晰，在照片上颇有明星的风采，符合当今帅哥的标准，但他却是个生性很内向的人。当时系里同届四个班有所谓十大风流才子，才子谈不上，风流却是惊天动地的。而肇正却从不张扬，而是在低调而沉默地读书写作。”

大学给他的梦想插上飞翔的翅膀，开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饥似渴的读中外作家作品。当时学校晚上一到9点寝室是要熄灯的，但他只想多读点，再多读点，于是校园的路灯下便是他夜间最好的去处。星期天，他也不敢怠慢，好几次竟然被图书馆的管理员把他锁在图书室里。那时没有手机，生生的硬候到下午图书管理员来，才去吃饭。废寝忘食，披星戴月。他说，历史开了一个玩笑，我们要把这个损失补回来，那只有多读书。酷爱文学和书籍，除了吃饭外，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钱不够时，他会给已经工作的妻子（1982年破例准许老三届结婚）写信说：“志弘啊，我是寒窗苦读的郎君，你是勤俭持家的娘子。郎君需购一套书，还请娘子寄上五元钱。”接到他这样的来信，唐志弘便去邮局给他汇去十元钱。当时她的收入也只有39元。

写诗、写小说，是中文系学生看来很神圣的事情。许多赶时髦的人，也写小说和诗歌。但李肇正不同，他的写作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出风头。他把写作当成崇高的人生追求，当成神圣的事业。他是很有韧性的，历经曲折，从不停滞，他要开辟他的文学事业。虽然也尝试写了一些，退稿不少，杳无音信居多，但他决不气馁。对于他做过知青的经历来说，写小说不仅意味着圆自己的文学梦，而且有着复杂、痛苦的人生经历在推动他去写作，前行到达他遥远而美丽的梦想彼岸。

20年创作，20年“守”与“熬”

1983年，李肇正大学毕业分配在安徽和县幼儿师范任教。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每次给我们上课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眼睛红红的，从不修饰，永远是那么一个简单、自然、无拘无束的模样。上课特认真，毫不含糊。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写小说，从没在课堂谈起过。后来，有杂志社的来信，还有稿酬单，同学们隐隐约约知道我们的老师会写小说。

1991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 李肇正所在学校就在得胜河畔，转眼间变成水乡泽国,他的家也遭遇没顶之灾，全部手稿和书都被水浸湿了，他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退了，太阳出来了，他冒着摄氏40度的高温把书和手稿拿到院子晒，并不时地翻动，仔细地分开粘在一起的书页。经历意想不到的切肤之痛,李肇正写了中篇《大水》寄到《小说界》。《小说界》编辑很快来了信,信中说：这么好的题材,可惜没写好……李肇正感激那位不知名编辑的提醒,他决计放弃现代派写法,老老实实以现实主义手法重新写好，小说《浩劫》最终于1993年在《清明》发表。接下来的日子，他的小说一发而不可收。

他的妻子唐志弘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1993年初我生病在上海开刀，他请假回到上海。手术后醒来，我睁开眼睛第一眼见到他时，他身着一件崭新的紫红色羊毛衫，里面是雪白的衬衫，衣领挺拔整齐。他微笑不语，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我很喜欢这样的他，轻声说：‘今天你真漂亮。’他贴近我说：‘喜欢么？我特意这么穿的，想让你开心。’一向不拘小节的他竟然这么仔细、这么周到！之后他几天几夜都没回家休息，一直陪伴在我身边。说真的，我很感激他，我要用一生来报答他。后来他的成名作《女工》中的许多人和事也是取材于我住院的病房内。”《女工》最初于1995年4月在《清明》杂志发表，后被《小说月报》、《新安晚报》、《人民文学》转载。《女工》主要讲述了工作30年的金妹从工厂下岗，厂长和书记承诺厂子一好就回来安慰她。下岗期间不幸生病，为了动手术付药费和送红包，丈夫和儿子只得偷偷卖血，小姐妹送来市里的慰问金，金妹拿到手眼睛放出光芒，兴奋以为厂长还是管职工的，可悲的是直到病逝金妹也没能回厂的悲情故事。

中篇小说《永不说再见》(《小说月报》2002年第12期，《当代》2002年增刊)，以写实的笔法，对文坛和社会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揭示。小说讲述文学青年胡藻英大学毕业后，在城市的边缘地段 “不夜城”租了一间小屋，开始了他的作家梦。在这段艰辛的奋斗历程中，他认识了从农村来的坐台小姐高玉玲，出于善良和同情，他冒充她的男朋友与她一道回家探亲，最后假戏真做，跟她成了同居关系。他既耻于这种关系，打心眼里瞧不起她，但又需要她物质上的接济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虽然他也写出了一些评论界叫好的作品，却摆脱不了“吃软饭”的现状，最终他离开高玉玲，放弃文学理想，开始了打工生活，而她又有了新的同居者。

2003年4期发表在《清明》的小说《傻女香香》以农村女孩香香的生活遭遇为主线，描写她为了逃脱悲惨的生活厄运，从愚昧落后的山村逃跑，只身来到城市收废品并穷尽一切手段要成为城里人的经历。作家追随香香的遭遇，表现出对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的同情和悯怀。

1993年李肇正回到上海。他的妻子唐志弘说，李肇正带两个高三班语文，还是徐汇区的语文学科带头人，除此之外，他还兼任了选修课教学和文学社团的指导工作，工作十分繁忙，再加上勤奋的文学创作，工作强度之大让普通人难以想象。李肇正回到上海10年，没陪妻子逛过一次街，至于说话心不在焉，烧菜忘记放盐放味精，这样的事情家人更是早已习惯。说起丈夫，唐志弘心疼又骄傲：“他可以说是一台写作机器，只要不在教学，他时时刻刻都在文学构思。”为了支持他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家人很少抱怨，“他有时在晚饭后陪我散散步，哪怕只是半小时，我整个晚上都会很开心”。每天吃晚饭时，李肇正会很认真地听家人说一天的经历，说他们听来的各种故事。唐志弘知道，对于丈夫而言，这样的聆听不仅仅是天伦之乐，也是收集小说素材的过程。晚饭后，李肇正习惯看电视新闻，浏览书籍及报刊杂志，并随手剪下对他创作有用的章节，仔细保存起来。至今，唐志弘仍保存很多李肇正收集的资料，就好像李肇正还会随时醒来，用上这些资料，再写他的小说。 李肇正的小说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的命运。《陆先生要恋爱》里一对丧偶老年人黄昏恋的苦涩；《永不说再见》里两个自由撰稿人出人头地的艰辛；《城市生活》里教师夫妇为过上美好生活挣扎的辛酸……还有早几年写知青生活的《龙山吟》,《至情》、《祈祷》,写城市普通人生活的《秦小姐》,《女工》,写现有教育磨平中学生思想棱角的《金链》……李肇正总离不开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怀，忍不住要去描述他们——他们卑微的人生和不甘卑微而进行的挣扎。他对他们的同情是由衷的，哪怕写他们的愚昧和笨拙, 都写得悲惋而美好。还原日常生活中那些人们都熟知却未被写过的故事，彰显其意义，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读他的小说总能读出伤怀、无奈、叹息、郁闷、忧愁……

李肇正在《坚守与苦熬》中写道：“我等待着文学的时代，很专注，很执着。一个‘守’字，一个‘熬’字就是我全部的人生哲学。”

李肇正走了，李肇正留下300万字的小说悄无声息的走了。但奇怪的是一贯热闹的媒体连发一条消息的兴趣都没有，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研究者的关注。当文学界系统审视他的全部作品时震惊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者，为我们还原了众多小人物的世俗生活真相，可我们却熟视无睹。

上海一些评论家就李肇正的遭遇及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影响进行反思，他们指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界形成那么多的‘圈子’，排斥外来者是圈子的本能。‘圈子’只接纳与自己趣味相近，或者趣味被改造过来的人，而李肇正恰恰是一个趣味不同而又无法被改变的作家。”李肇正的被忽视、被冷淡，给评论界留下了无尽遗憾，也透露出当下文学批评的许多病症和弊端。

评论家毛时安说：“上海有这样优秀的小说家，竟然与我们擦肩而过！对于这样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卓有建树的平民生活的叙事者，我们的文学界、评论界，却始终没有给予充分的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评论家陈思和说：“李肇正对社会变化中的城市平民生活有着独特而善良的理解和表达。”杨扬评价他的作品“没有知识分子写作的崇高感，细节的刻画描写有着非常丰厚的生活积累，这是上海作家中少有的。”华东师大教授、博导罗岗坦言：“李肇正的小说像煤一样朴实，可是在今天这个需要霓虹灯的闪烁和聚光灯的照耀才能领‘潮流’之先的世界里，或许从他拿起笔来写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被遗忘的命运。”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周生说：谁都无法忽视，整个90年代，文学走了一段贵族化、商业化、时尚化、美女化的路，不会跟风的严肃文学和严肃作家反而处在文学的边缘。“图像霸权”是网络时代的标志，文字表达的艺术成了底层灰姑娘，15年来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是以前所有中国作家没有经历过的。李肇正的被忽视、被冷淡是有时代的原因和特定的社会背景。

在时尚和金钱面前，批评界总是在趋炎附势、追逐时髦，忘记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良知责任，就知道锦上添花地凑热闹，而不愿去做雪中送炭、甘为人梯的工作。文学界、评论界呼吁：“李肇正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学界，而在其他艺术领域，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也都普遍存在。李肇正已经走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的社会，应当从中汲取些什么，以减少同类悲剧的重演、同类遗憾的再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