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异常痛苦。在大连，李蓉芳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维持了，况且经常发生日军侮辱演员的事，在日军占领区，她们实在难以生存下去。于是，李蓉芳的母亲托人给李蓉芳的大姨父写信，恳求他帮忙，让李蓉芳去青岛搭班唱戏。大姨父叫刘殿清，本是唱花脸的，在青岛中和戏院兼做后台管事。不久，接到他的来信，说愿意她们全家去青岛谋生。母亲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她赶紧打点行李，买了火车票，带着一老一小上了路。

在青岛，李蓉芳搭班演戏收入也增加了一些，母亲和姥姥都很高兴。一天，大姨父严肃地对李蓉芳的母亲说：“你别光看她个头、扮相都不错，她嗓子可不行，太细，从明儿起，每天起早跟我去喊嗓子。”

喊嗓子也是很苦的。冬天四点多钟就得起床，夏天半夜就得出去，一喊就是三个来小时。李蓉芳每天晚上都有戏，睡眠不足，每天清早还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姨父去海边喊嗓子。在青岛，京派、海派戏都有，以海派戏最为流行。其表演特点是火爆、热闹，技巧多，难度大，动作和唱腔上变化幅度大，比较夸张、花梢，并且常用机关布景。此外，在灯光、服装、化妆方面也都根据剧情的需要，作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一个戏能演很长时间，有一套吸引观众的办法。李蓉芳的母亲觉得海派有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鼓励蓉芳多学多看海派戏，这使她在搭班演出连台本戏时，使自己原有的京派剧目也不知不觉地受到海派艺术的影响，表演方法上汲取了海派的养分，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她的艺术素养。正当她的名字开始为青岛观众所熟悉的时候，母亲的病突然加重，时常咳血，有时竟卧床不起。母亲生怕自己死在异乡，她便带女儿和母亲回到北平。蓉芳的舅舅见了她们又高兴又伤心，当即腾出一间房给她们住。从此，舅舅为帮助蓉芳继续学戏，四处乞求师兄弟，请来了一位吊嗓子的老师和一个练武功的老师。吊嗓子的老师叫黄天麟，会戏很多，他让李蓉芳把学过的青衣戏全都唱一遍，他一听就皱了眉头，说：“就这个味儿，还想唱戏呀？腔那么野，外江派（海派）的味儿太浓了。”那时蓉芳弄不清楚什么是京派，什么是海派，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老师重新学戏。黄老师对京派唱腔很有研究，一出戏一出戏地给她加工、指点、纠正，告诉她京派与海派有些什么不同特点。武功老师陶玉芝教了她一出《扈家庄》，通过这出戏帮助她练好武功。蓉芳在北平基本功大有长进，又学会了许多出戏。没过多久，母亲离开了人世，舅舅为了让她在北平搭上班，四处奔走托人情，送厚礼，请梅兰芳先生的得意弟子李世芳收她为徒。李先生要蓉芳每天晚上到剧场看戏，只要自己演出，场场必须看。后来，李蓉芳听说李世芳在《别姬》戏中的舞剑，是梅先生亲授的，一心想把它一招一式地学到手。她请舅舅领着到李世芳家里去学，终于把舞剑技艺学到手。李世芳又把梅兰芳教给自己《生死恨》戏中韩玉娘的一段表演也全部教给了李蓉芳。

过不多久，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班里的主要旦角李砚秀不唱了。《霸王别姬》是金少山的主要剧目，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演虞姬，于是由经理科孙焕如出面，介绍李蓉芳去搭金少山的班，接替李砚秀的空缺。在金少山的班里演戏，李蓉芳又打响了。经过几年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和长期的观摩、实践，使她在艺术上大放光彩，每次演出都受到观众的热烈赞扬。后来，舅父李世霖又把她领到吴素秋的母亲吴老太太家里，拜托吴老太太为她指点、深造，她又学到了不少传统剧目。

李蓉芳到了十六岁，艺术上逐渐成熟起来。她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唱腔和表演逐渐娴熟自如，吴老太太便出面活动，给她组班到上海演出，邀请了红极一时的著名演员童芷苓、纪玉良、贺玉钦等为四大头牌，在上海皇后戏院首次上演。在演《盗魂铃》一剧时，童芷苓反串猪八戒，贺玉钦的猴，纪玉良的仙翁，李蓉芳演女妖。由于卖座好，连续演了二十多场，接着又以半反串的方式上演全部《四郎探母》。李蓉芳演杨宗保和后部铁镜公主。在上海近一个月的演出中，她在与童芷苓、纪玉良、贺玉钦等著名演员的配戏中，学到了更多的艺术技巧，扩大了她在上海京剧界的影响。

从上海回到北平不久，抗战胜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李蓉芳盼望能有个深入钻研京剧艺术的环境。于是，她就和叶盛兰、袁世海、裘盛戎、李春恒、迟世恭等一批艺术上很有造诣的演员在一起搭班。李蓉芳一面演出，一面利用空闲时间向他们请教艺术上的问题，用心吸收他们的长处。

1946年，李蓉芳去天津搭班，与蔡宝华、李荣安、管韶华、胡少安等同台合作，在天华景、天宝、美琪等几个大戏院连续唱了两年多。这时候，她感到剧目不足，便聘请何佩华老师教她一些荀派戏，如《红娘》、《元宵谜》、《红楼二尤》、《鸳鸯冢》、《荀灌娘》等。她边学边上演。那时，李蓉芳已经颇有名气了。

李蓉芳正在向京剧艺术高峰攀登时，北平的情况大变。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社会秩序混乱，人们没有心思看戏了，演员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她也不敢自己组班演戏了。在吴老太太家，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很杂乱，她不愿再呆下去，毅然回到了自己家里。她思前想后，决心卖掉自己的台幛，给别人搭班，唱二牌。像金少山、奚啸伯、李盛藻、王和霖的班她都搭过。从此，她随着别人唱戏，自己的戏全都停演了。

十八岁那年，经吴老太太介绍，她与马派老生王和霖结了婚。

王和霖是马连良先生第一个得意弟子，在全国很有名气，李蓉芳就在这个班里唱二牌。为了多挣些钱，她同时还给别的班唱戏，一天赶演几个角色。为了继续深造，她又请谷玉兰老师教戏。在1945年至1947年的三年中，她由于学的戏多，戏路子宽，除了搭老生班，还搭旦角挑梁的班社唱戏。这时她主要在平、津两地演出，有时也随班去上海唱戏。

北平解放后，李蓉芳和高玉倩、张玉英、周素英等同行光荣地参加了怀仁堂的首次演出，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这时，有人告诉她，延安有个平剧院，是演京剧的，正到西安演出，许多和她一起搭过班的老熟人也在那里，于是她和爱人王和霖带着姥姥，抱着不满一周岁的儿子去了西安。平剧院院长张一然，助理员郭锐等领导人接待了他们。李蓉芳看这里的人个个身穿军装，精神焕发，待人热情诚恳，感到心情舒畅。第二天，剧院领导派张元奎带领她和王和霖去看贺龙元帅。贺老总亲切地接见了她们，并和蔼地问寒问暖，亲自拿出饼干、糖果招待他们。贺老总告诉她：“西北军区政治部平剧院是部队的文艺团体，在这里，演员不再是供人消遣娱乐的戏子，演员是党的宣传员，是党的文艺战士，演戏是在宣传党的政策，是为人民服务。”这些话，把李蓉芳的心紧紧地吸引住了，她知道共产党、解放军好，把唱戏的也当人看待，这使她感动得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在参加开国典礼庆祝活动的演出中，她头一次感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每当她想到自己演戏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神圣、自豪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使她演的虞姬、苏三、萧桂英、杨素贞等各种角色显示出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赞扬。从这以后，所有戏里的主角全部让她来演，连过去别人演的戏，主角也全换上了她。更使她感动的是，排练时，从导演到主演、群众都是那样的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地对待艺术，和旧社会的戏班有着根本的不同。

眼看合同的期限满了，但她不愿意离开这里，她喜欢这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她依恋这里人与人之间平等与真诚的关系。她剪掉了烫发头，梳成了齐耳短发。她和爱人王和霖商量，向领导提出自愿参军，不回北京了。1949年11月15日，是她毕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她和王和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旧艺人变成了革命战士。领导对他们十分关怀，生活上给予了多方面的照顾。她坚决不要工资，家也不回了，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干一辈子。 1950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演员组长。

1951年，西北军区政治部评剧院调往重庆，改名为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8月，京剧院随部队进军西藏。这时期，剧院排演两出大型古装新戏《武大郎之死》和《梁祝》，由张一然院长编剧，孙振副院长执导。这两出戏的排练全是本着改革精神，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体系引入到中国戏曲表演中来。从分析主题、剧情入手，引导演员理解人物，体验角色，把握人物的性格基调，启发演员进行艺术创造。李蓉芳扮演的潘金莲全部念京白，改变了传统戏中花旦的念白腔调，吸收了话剧接近生活语调的念法，使人物更加真实自然。孙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极为严格，李蓉芳每次上场全要回答出角色当时的规定情景，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变化、心理状态等等。孙导演还特别注意演员情绪的连惯性，发现情绪不对或是没有进入角色，就要演员退下场去重新上场，光只一个上场，有时也要排上五六次。这段排练生活虽然艰苦，但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李蓉芳从这个时期起，艺术上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折，她开始接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她以后演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打下了基础，她由此进入了表演上的创造阶段。

1953年10月5日，她和王和霖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责任。她自尊自重，以极大的热情对待工作，对待同志。演出闲暇时，从前台到后台的大小事务工作她全干。每排新戏时，她总是担任最主要的角色。白天她背台词、练功，滚在排练场上；晚上读剧本，琢磨唱腔，一直到深夜。1955年底，部队从西藏回到重庆，剧院整编减员，一部分人员随军南迁到云南、贵州，她与另一部分人回到北京同总政京剧团合并，成立中国京剧院四团。这时，团里增加了一些主要旦角演员：李丽芳、王吟秋、童葆苓等。根据工作需要，领导上决定把她过去担任的几乎全部主要角色，让给上述同志去演，她毫不犹豫地服从了领导的安排，没有闹情绪，没有发怨言，一出戏一出戏地把自己演过的戏让给替她的同志。

1958年9月，中国京剧院四团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京剧院。她随团来到银川市。由于分团，演员紧缺，她又登台演了不少戏，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古装戏还是新编历史戏，她都能够得心应手地完成任务。特别是一些难度较大的角色，她便细心钻研、揣摩，创造性地塑造出一批全新的旦角形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剧团排演《芦荡火种》，她对阿庆嫂这个角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激发起强烈的创造欲望，她把筱派花旦的泼辣，刀马旦毛世来的机敏，苟派花旦的灵巧，梅派青衣的深沉，尚派青衣的刚劲，吸取借鉴，融汇贯通，使这个人物颇有特色，上演五十八场，连连满座。后来改为《沙家浜》，成为该团上座率最高的戏。

1965年，她所在的宁夏京剧二团到石嘴山市，改为石嘴山市京剧团。1966年4月，她去中宁县搞“四清”，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九月初，她回到石嘴山。剧团停止了演出，正常秩序打乱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战斗团相继成立，一夜之间，满院里全成了辅天盖地的大字报。她变成了“三名三高”人物，取消了她演戏的资格，几十年一起工作、演戏的同志，相逢犹如陌生人，再没有人和她来往，她过起孤独的生活。

近十年的政治磨难，她早已把化妆盒、镜子、勒头带、彩裤扔掉了。每天买菜、做饭过日子，由一个名演员变成了家庭妇女。一天，业务负责人忽然去找她，说团里要排《猎虎记》，让她去演顾大嫂，她惊骇了，她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演戏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恢复，她终于重登舞台了，被禁锢了十几年的传统戏，又在她身上重新放射出绚丽多姿的色彩。

1978年，石嘴山市京剧团回银川与宁夏京剧团合并。第二年，她随团去云南、四川等省巡回演出。十年浩劫摧残了戏曲事业，也耽误了她演戏的黄金时代，这时她已进入了五十多岁的年纪。由于表演人才青黄不接，许多戏仍由她来担任主演，她的演技虽然很好，但却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从此，她多次建议领导加强对中青年演员的培养，并表示自己愿尽全力去帮助他们，她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中青年演员传授技艺。业务上，她一片热诚，真正做到了有求必教，有问必答，这在戏曲团体里，尤其是一个主演，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由于她工作积极出色，并取得了成绩，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3年，剧团排演大型神话剧《人鬼鉴》，其中朱妻和小姐两个角色根据剧情需要，必须由同一演员担任。朱妻这个角色前半部表演适于彩旦，后半部偏重于花旦。小姐则是青衣路子，一个角色跨越三个行当，一时找不到恰当的人选，人们自然地把目光集中到了李蓉芳身上。领导上的考虑和同志们的建议，使她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心理，可她又一想，自己已经五十岁出头了，形体和嗓音都起了变化，演员这职业与年龄的关系十分密切，青年演员虽然艺术上稚嫩，舞台经验不足，欠火候，但她们终究有着老演员无法替代的光彩。因此，她几次向领导建议，让青年演员上。当领导决定让王燕同志担任角色的同时，她愉快地接受了艺术指导的任务。于是，她和王燕同志一样地忙碌，帮助她分析剧本，理解人物，设计角色的每一个动作、表情，琢磨每一句唱腔，直到角色的发型和服装，她都认真地动了脑筋。《人鬼鉴》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演出后，王燕同志的表演，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

出生：1928年9月15日，农历戊辰年八月初二日

逝世：2008年8月6日，农历戊子年七月初六日，15时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