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10 22:02
李霁野。著名翻译家，作家。1925年参加未名社，曾任孔德学院讲师、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辅仁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台湾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曾当选为天津市和全国政协委员。1925年曾向友人王鲁彦（著名作家，为当时在北京教学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学生）学习世界语，并通过这一机缘与鲁迅结识，鲁迅曾资助其入燕京大学学习。晚年热心提倡世界语，加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任天津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译著有《简爱》《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等著名译作。
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影》《不幸的一群》，散文集《忙里偷闲》《回忆鲁迅先生》《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杂文集《鲁迅精神》，诗集《海河集》《今昔集》《妙意曲》，专著《近代文学批评片断》，译著长篇小说《被侮辱与损害的》《简爱》《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爱的家庭》《虎皮武士》及吉辛的《四季随笔》等。
文学生命的开端：“五四”是他文学生命的开端。
在五四新新文学时期，我国文学翻译事业有两大显著特点：其一，“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涌现出的又一次新的翻译高潮，与西学翻译高潮相比，无论在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其影响的范围上都是空前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重要标志：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力量是著名的革命文学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刘半农、叶圣陶、巴金等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如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成仿吾等，他们既是一流的文学翻译家，又是文学翻译战线上的先锋和主将，是光辉的旗帜。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正是在这些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和辛勤努力下，得到了健康广泛深入的发展，把翻译事业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五四”以前翻译界那种混乱的、无原则的落后现象，扫荡了不良的译风，从而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翻译路线的基础。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专业翻译家，如耿济之、曹靖华、李霁野、金人、朱生豪、傅雷等。
其二，“五四”前后，俄罗斯文学翻译与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相比，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巨流，在中国翻译界出现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局面。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指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把译介俄罗斯文学喻为普罗米修士给人类偷火，当作给起义的奴隶私运军火。
李霁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作为“五四”新文学战线一名新兵而勇敢地加入了这支翻译大军，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学翻译生涯。
李霁野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其时他正就读于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便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书刊，同时博览“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作品。1924年他开始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俄国著名作家安德列夫的《往星中》，由鲁迅创办的未名社出版，并从此结识了鲁迅先生，成为了未名社的一员。未名社以鲁迅为旗帜，以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翻译家为主要成员，他们为开辟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源流作出了贡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两大源流。第一源流——是美国和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思想；第二源流——是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文化思想。在“五四”以前，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封建士大夫开明人士（以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为代表人物）主宰的近代译坛，“向西方寻找真理”，主要是从第一源流引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认为这些国家是世界先进的国家，是人类的自由世界，连它们的学术和文艺也都带着诱人的温和色彩。
李霁野在鲁迅的翻译思想指引下，把目光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处于“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认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思想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富于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起沉睡中的国人，以求挽国运于垂危，达“立国”之目的。当时人们把来自第二源流的文学称为“外国新文学”。
李霁野从他翻译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名著《往星中》（1926年）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首先翻译的是大量的俄苏文学名著：如安德列夫的《黑假面人》（192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34年），阿克萨科夫的《我的家庭》（1936年），涅克拉索夫的《史达林格勒》（1949年，后改名《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一九一九》（1951年）、《卫国英雄故事集》（1944年），特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8年）等。后来又翻译了许多英美文学名著：最著名的当推英国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1934年），它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35年被列入《世界文库》。除了《简爱》这部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名著外，还翻译了如《虎皮武士》《四季随笔》《化身博士》《鲁拜集》《妙意曲》等外国著作、小说和诗歌，在海内外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建国后，李霁野（1951年至1982年）主持南开外语学科期间，以他的学术思想、人格魅力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如：高殿森、李宜燮、周基堃、金堤、臧传真等，论其翻译理论和翻译风格，论其学术实力和国内译界学术影响已形成了“南开翻译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
“南开翻译学派”，是“西南联大翻译学派”的支系，是中国翻译主要流派之一。
学说是科学的精华，学派是人才的精华。南开翻译学派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是陈逵（弼猷）、柳无忌（柳亚子之子）、梁宗岱、卞之琳、罗大冈。这一翻译学派，数十年来在大师们的精心耕耘培育下，代代相传，后继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青年教师中涌现出了如曹中德、潘同珑、张礽荪、王秉钦、谷恒东、刘士聪、王健宜等一批有学术个性的英、俄、日语种的翻译家，并在90年代英语专业设立了文学翻译博士点。这一切标示着南开外语的兴旺发达，也可以说是李霁野等前辈翻译家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一种延续。
1997年5月4日，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外语教育家李霁野先生逝世。
在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等翻译大师的积极影响下，一贯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是一位典型的直译派。
直译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场翻译方法论上的革命，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在李霁野登上译坛之前，正是林纾翻译风靡文学翻译界之盛时。严复、林纾等人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他们打开了从西方输入资产阶级进步文化的窗口，造成了近代翻译事业的繁荣，也催促了包括鲁迅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志士仁人的产生。但是他们的思想必定受到封建士大夫文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局限，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近代文学的改良派。
就翻译而论，严、林同出吴汝纶门下，是晚清桐城派古文巨子，一向保古卫道的林纾能以桐城派古文义法译述进步的西洋文学，实为译事之一“绝”。然而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包括李霁野、曹靖华等人在内的一批杰出翻译家提出忠实于原著的白话文的直译法，使外国先进文化思想不走样地传入中国，是对这种传统“转述译法”的挑战，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
茅盾先生说，“我是原则上信仰‘字对字’直译的。”李霁野的“直译法”，既包括“字对字”直译，又包括“句法直译”，他追求的是译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他不赞同伍光建先生为“避去欧化句法”而采取的“缩小”和“删节”译法，这样只能做到“译意”，而不能“译味”，也就是说，只能“达意”而不能“传神”。
下面，请看李霁野的“直译法”译文（比较伍译文）：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We had been wandering，indeed，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but since dinner（Mrs.Reed，when there was nocompany，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now out of the 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天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李霁野的译文既符合原文的意义，又保持了原文的句组织法和原文的委婉风格。李译“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比起伍译“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更为妥贴。正如茅盾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译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这说明李霁野的译文既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又注重原文的风格，追求译文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李霁野的翻译理论和思想需要译界后人，特别是作为他的学生并专门研究翻译思想史的我长期认真开掘和系统研究。
茅盾先生十分赞赏李霁野的翻译观，曾高度评价他运用“直译法”原则翻译的《简爱》，并曾专门写了一篇翻译评论《〈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
英国著名作家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自传体小说《简爱》（Jane Eyre：an autobiography）在30年代先后出现了两个中译本：有伍光建先生的《孤女飘零记》和李霁野先生的《简爱自传》。李先生对待翻译的态度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一点为译界后人所景仰。当年，茅盾先生在接到李先生《简爱自传》那“字字工整娟秀的原稿”时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评语，他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自传》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置。”李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学风在他后来主持和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近半个世纪的外语教育生涯中，已成为他惯有的风格，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受到深深的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