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0月，李湛阳、李龢阳两兄弟建议父亲李耀庭。全款资助支持重庆“维新派第一人”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民营爱国报刊《渝报》（中国最早创办的白话文报纸之一），旨在宣传变法维新、传播新思想，但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李氏家族上下都意识到只有发动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中华民族才能有真正复兴的一天。

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和号召，李湛阳、李龢阳两兄弟立志革命得到了父亲李耀庭的支持。为了更好地筹备起义义举，李龢阳竭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他曾一次捐输3万银元支助孙中山先生作肇和号巡洋舰起义费用，并遍及雇请了一名勇士，协助当时担任革命阵营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爆破清朝的肇和号巡洋舰。1916年为避袁世凯追捕，李龢阳又掩护梁启超于寓所达月余，直至安全护送梁离家脱险。

1911年11月22日，是重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杨庶堪（杨沧白）、张培爵（张列五）、朱之洪（朱叔痴）等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重庆蜀军政府”，宣布废除宣统年号，从此结束了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蜀军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庆地区的胜利。

“余亦从张公，渝州揭汉族。”蜀军政府成立后，大家一致公推杨庶堪先生为重庆蜀军政府都督，他谦辞让贤，不负政府执行名义。后来大家才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众人再推选李龢阳任财政部副部长之职，而李龢阳却坚辞不就，甘为幕后，更加积极为蜀军政府筹借各项军费，并力助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发动“二次革命”，致力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国父题词赠知己 传世重庆美名扬

作为富甲天下的“西南工商巨擘”，李氏家族投身革命只是重庆义士仁人众多英雄事迹中的一个例证。李氏家族支持革命的义举得到了同盟会乃至日后成立的国民党的一致认可，孙中山先生再接受李龢阳捐赠起义费用3万银元之巨时，对众多支持辛亥革命的义士商人由衷感激，并说道：“裴知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汝等义举，高瞻远瞩”，并亲书“高瞻远瞩”四字横幅赠送与自己的知己——李龢阳。“高瞻远瞩”四字横幅让整个李家深感无上荣光，并为作传家之宝传之后世。而我拜访长辈家中看到的木匾则是程仲澄（李龢阳之妻）老太太生前聘人之作，上刻的四字则是孙中山先生的手迹拓刻，孙中山先生原题字幅曾在重庆解放后由后人捐赠给交付重庆市博物馆珍藏。

李龢阳一生克勤简朴，不愿做官，着重实务，为人民做好事。孙中山曾说：“何谓民生，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他与兄李湛阳深受感染，一面投身辛亥革命，一面在重庆发展实业。曾为重庆地方航运、电力、医疗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百年过去，能知道李氏家族故事的人并不多，但却有一处是重庆老百姓耳熟能详之地。那就是重庆有名的鹅岭公园。因为鹅岭公园的前身便是建成于1911年的李家私宅花园，李家花园又名“礼园”，是李龢阳研习花园建造，对苏州园林全面了解后亲自设计并监工完成。他时常教育后人，多为国家人民做贡献，勿忘本，要“志向远大、高瞻远瞩”，要有“真才实学，造福社会”，因此鹅岭公园的修建中许多能人巧匠不是外聘，都是李氏族人各展其长所完成。

李家后人深受孙中山“高瞻远瞩”的思想勉励，许多后人都投身革命，参与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去。他们一致认可只有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掀起的新民主革命是真正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是真正能够实现内心憧憬中的“国富民强”新中国。

1950年7月，李氏后人将“礼园”捐献给重庆市人民政府。1958年7月，“礼园”更名鹅岭公园，正式对民众开放。如今鹅岭公园以“冠鹅抚天”成为重庆有名的“巴渝十二景”闻名海外。

李龢阳先生发妻程仲澄曾写诗一首歌颂孙中山先生，以表李氏族人对辛亥革命的那份热忱之心。该诗词在1981年10月11日重庆日报增刊头条《辛亥革命历史见证人》一文中：诗词全文如下：

联俄联共扶农工，革命气魄大不同；

打倒帝王争民主，扫除军阀大为公。

平易近人尚简朴，温文尔雅甚雍容；

遗愿如今都实现，中山陵前拜青松。

沧桑百年史，铸就辛亥魂。当听完这段关于重庆与辛亥革命的相关故事后，我才深深理解到“高瞻远瞩”四字牌匾的真正含义，辛亥革命为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多少仁人志士群英荟萃，为了中国有个繁荣富强的明天而前仆后继，为国捐躯，今天想起来多么值得后人钦佩。

（选自《重庆政协报》2011年10月10日 ）

李耀庭父子与辛亥革命

作者/程仲澄女士（李龢阳先生发妻）

今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我的心情特别快慰，尽管辛亥革命过去整整70年了，但当时许多事情恍如昨日，记忆犹新。辛亥革命为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多少仁人志士群英荟萃，为了中国有个繁荣富强的明天而前仆后继，为国捐躯，今天想起来多么值得后人钦佩。我经历了几个朝代，今年93岁，幸福地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见到祖国蒸蒸日上，又听到祖国的统一有望，这一切都可以告慰于先烈们了。这真是欣逢盛世，晚年得福，我欣然提笔，抒发心怀：辛亥70年，革命创业难，际兹庆祝日，先烈应心安。

提起辛亥革命，我的家庭有四个人和它有关。我的公公李耀庭，他是清末重庆总商会的首任会长。二哥李湛阳，蜀军政府成立以后担任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娘家的亲哥哥程元直，辛亥革命成功后，先后担任过成都和重庆的法院院长。另外，就是我的先夫李龢阳，号裴知，大力支持过孙中山先生以及蜀军政府的成立。

李耀庭生于1836年，原籍是云南省昭通府恩安县人。他的先辈是和彝族杂居的汉族农民。幼时家境很穷，是个读书不多而灵活聪明的劳动汉子。十多岁为生活所迫，离家从军，因作战勇猛，立下战功，曾获“即补县正堂”功禄，封孝义大夫。其后弃军从商，为云南“天顺祥”票号老板所器重，被派往重庆经营“天顺祥”票号业务，生意很为得手，连年均获厚利，分支机构遍及汉口、上海、江西、北京、广州、成都、昆明。李耀庭攒积钱财，除在“天顺祥”有股本外，还给二哥湛阳用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后来，湛阳同两广总督岑春煊结拜“兰交”，加之李耀庭和岑父岑毓英早为世交，因此，更加蜚声商界。在云南和重庆，提起“天顺祥”，和李耀庭的名字就分不开了。李耀庭对辛亥革命是拥护和支持的，曾作过一定的贡献。

李湛阳极受乃父宠爱。他在岑春煊手下任劝业道台，以后又派往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改任两广巡警道台，受委重任。李湛阳奉父耀庭迁居重庆后，常与上层官府来往，迎新送旧于重庆当时东大路的“十里长亭”——遗爱祠。端方率鄂军过重庆，委旧相识李湛阳为巡防军统领，由报扩募新兵，充实队伍。同盟会革命党人杨庶堪和李湛阳很熟，经常向李详细分析清朝地方官吏情况，为了争取和瓦解驻守重庆的武装力量，便电邀他在渝招训新军兼统督署亲兵，趁李湛阳招募新军之机，介绍了一批青年同盟会党人渗入巡防军。当时，巡防军主力驻扎重庆，更有机会控制这支队伍，作为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为推翻清朝统治作好准备。果然，当辛亥革命期间重庆宣布独立时，李湛阳立即暗示新军倒向革命，输诚效命。蜀军政府成立以后，他被推选担任蜀军政府的财政部部长。

先夫李龢阳（即裴知），排行第三。于前清光绪年间和胡寿生一起东渡日本求学，得识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孙中山先生发给裴知党证一件。我还记得那张党证是一张比较厚硬的纸折叠而成，参加者盖有本人指纹，封面写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4句话16个字。封底印的有类似说明的几项条文，其中有“持此证可享本党总章规定的一切权利；持此证到本党各高级机关无须介绍”等等。

我们家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做票号（天顺祥）的，以后由票号而工业，到地方实业。曾先后投资经营过锦和丝厂（辛亥革命后改名锦纶丝厂）、川江轮船公司、自来水公司、烛川电灯公司，以及信记钱庄等企业。裴知竭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干革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他曾一次捐输3万银元支助孙中山先生作“肇和舰起义”费用，并遍及雇请了一名勇士，协助当时担任革命阵营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爆破清朝的“肇和”军舰。为了此事，孙中山先生当时亲书“高瞻远瞩”四字横幅赠送裴知，以兹奖励。我们全家感到无比光荣，留作家宝传之后世。

蜀军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庆地区的胜利。当时，李耀庭和杨庶堪（即杨沧白）、张培爵（张列五）、朱之洪（朱叔凝）、熊克武、但懋辛常有联系来往。1911年11月22日，也就是蜀军政府成立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个个精神焕发，人人眉开眼笑，附近街道人山人海，全城老百姓欢呼“反正了！”“独立了！”“民国万岁！”盛况空前，共庆推翻满清宣布独立的辉煌胜利。当天，杨庶堪、张培爵等通电，宣布重庆独立，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重庆蜀军政府”，宣布废险宣统年号，从此结束了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喜讯传来，正当我生下第一个男孩，全家更是高兴，为祝贺辛亥革命成功，双家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光复”。七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欢乐景象，使我终身难忘。

蜀军政府成立后，大家一致公推杨庶堪先生为重庆蜀军政府都督，他谦辞让贤，不负政府执行名义。后来大家才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付都督。杨庶堪在诗中曾有“余亦从张公，渝州揭汉族。”充分表达他对革命的高尚情操。本来当时大家推选李湛阳和李裴知两兄弟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而裴知坚辞不就。曾建议将财政部副部长一职由大排行第五的一个堂兄李临阳担任。但裴知对杨沧白先生凡为军政费用有所筹借的事，他都积极支持。

李裴知（李龢阳）一生克勤简朴，不愿做官，着重实务，为人民做好事。现在的鹅岭公园是我家公公李耀庭的别墅，原名“礼园”，园内“绳桥”，就是他指导石工所建。裴知喜欢结交社会著名文士，重庆的陶闿士、文伯鲁、赖以庄等和他都很相好。他还自己掏钱，亲自监工、设计，支持陶闿士在米花街（现八一路）修一座院子。文伯鲁在鸡街口（现五四路市中区饮食服务公司对面）修的“寿霜药房”里面的大院，也是李裴知设计、点工，亲自监造，亲自贴钱修的。他还亲自修建人和湾码头，“人和码头”四个字就是我的大儿子李天溟写的。我家共有12个孩子，裴知常教育孩子不坐轿、不骑马，穿草鞋步行，吃粗米淡饭，着粗布衣衫。他把家中所有紫檀木、大理石桌椅送人，而做一些木桌椅。要孩子们学木工、泥石工，学一门手艺，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民国元年，公公李耀庭去世。民国9年，二哥李湛阳去世。李裴知便把“礼园”管理权交给解放前作过两路口“区长”的何佑臣，把“信记钱庄”上海分号，全部托给宜宾人邵季高负责。裴知于民国19年去世。

李裴知的前妻杨氏患肺病死后，我23岁与他结婚。我是成都名门程海门的女儿。祖父程祖润曾著有《妙香轩诗集》。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女子不能外出读书和参加社会活动。尽管我没有进过学堂，我哥哥弟弟在家中教我读书。我的哥哥程元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弟弟程仲瑾，也曾在北京大学读书。还有我的姐姐程伯真，她的思想进步，是秋瑾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平时，我抱着一本《康熙字典》学识字、念书，故能写点旧诗词。以后随先夫裴知去过上海、武汉等地，在上海我曾听过孙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在那个时候，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皇帝，而孙中山先生他们提出了革清朝的命，建立共和国，要平均地权，真是了不起的人啊！平时，我常听到裴知给我讲有关辛亥革命的事情，凡是裴知支持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事，我就积极支持。今天，他们都去世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胜利完成，假若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会同我一样，是十分高兴的。

（选自《李耀庭父子与辛亥革命》，刊登于1981年10月11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