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学转向新学

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一个殷实家庭。他的父亲十分重视培养他读书，盼望他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也自幼勤奋好学，起初致力于训诂和清初大家之文。夏夜在庭院内围帐挑灯以读，冬日在屋内掩窗仅透一线光以读，废寝忘餐，常被人看成是痴子。

杜亚泉的青年时期，正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当时举国上下，特别是知识界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思想浪潮十分高涨。怀有炽烈爱国心的杜亚泉，在维新变法思潮的激荡下，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学习道路。他的结论是旧学救不了中国，必须“翻然改志”，讲求实学以救世济民。有一段文字记叙了他的这一转变：

“甲午之秋，中日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中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蹙然忧之时，方秋试将竣，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自是而后，他毅然违背父意，弃科举，自学数学，由中学转向西学。他阅读当时制造局翻译的科技书籍，觉得“天下万物之原理在是矣”。于是倾心研究，渐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杜应蔡元培之邀，任绍兴中西学堂（今绍兴市第一中学前身）算学教员。他一边认真教学，一边如饥似渴地吸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学习的面极广，除理化外，还读了动植矿物以及医学等自然科学书籍。由于他自学能力特强，“虽无师，能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

他曾经将物理、化学的各种实验逐条录出，准备在教学之暇，携带器具药品，到市场、名胜等大众聚集之处作演说表演，使老百姓能“惊眩变化之奇妙，增长事物之智识，响慕学问之旨趣，藉以为开通风气之助”，认为这是“开民智之良法”。

杜亚泉觉得仅藉译本研究学问，“如沟之无源，如丘之无脉”，必须直接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又认为在外国文化中，日本文化与中国相近，更值得学习。于是就与学堂同事延请日人讲授日文，不久就掌握了翻译日文的本领。从此便能更多更快地从日文书籍接触到西方科技知识和民主思想，科学与民主的意识在他脑中日益深入地扎下了根。

据蔡元培回忆，杜亚泉虽专攻数理，头脑冷静，但探寻哲理、针砭社会之热忱，却也激不可遏。在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时，常在用膳时与别的教职员讨论国家大事。他和蔡元培往往偏于革新方面，他们提倡民权、女权，提倡物竞争存的进化论，与一些旧学精深但倾向保守的教员进行过多次辩论。终因龃龉之积累，致受袒护旧派的校董的警告，蔡愤而辞职，杜也相继离校。

杜亚泉少习举业，16岁中秀才。21岁肆业杭州崇文书院。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他受深刻刺激，思想剧变，决心讲求实学，以救世济民。因此弃举业而改学算学，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人的著译。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此时他利用教学余暇，又自学理化、博物和日文，并对中国传统学说开始有所怀疑。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他去上海创办亚泉学馆，同时出版《亚泉杂志》（半月刊）。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返回绍兴创办越郡公学，任校长兼理化、博物教员。

1904年（光绪三十年）应张元济之邀，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时间长达28年之久。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和他的寓所均毁于战火，全家逃回故里，以变卖家产度日。在贫病交迫中，他仍坚持编著科学书籍，并任稽山中学的义务教员。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2月，因患肋膜炎无钱医治而不幸去世，享年六十岁。

蔡元培与杜亚泉是道义相交的挚友，杜去世后，蔡在《杜亚泉君传》中对他的治学精神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君身颀面瘦，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杜亚泉就是凭他深邃的眼光，独到的见解，探索的精神，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创造了四个“第一”：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次年改名“普通学书室”），刊行科学书籍，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杜亚泉在创办亚泉学馆的同时，出版《亚泉杂志》（后改名为《普通学报》），内容多为数理化论文和知识性文章，深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清两广总督陶模对《亚泉杂志》尤为赞赏，他曾命下属官员普遍订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科学杂志。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普通学书室除继续出版科学书籍外，又编写出版语文、史地等教科书，其中杜亚泉所编的《文学初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国文教科书。

1918年（民国七年），由杜亚泉主编、13位专家合编历时12年、全书达300余万字的《植物学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业辞典。

杜亚泉深知，要强国必先普及科学，而普及科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办教育。因此，他从1902年开始，就在办刊物的同时，致力于科学书籍和教科书的编著出版。普通学书室一创立，他就延聘翻译和精通西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陆续编译了诸如《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文典》等中等学堂教科用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全都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的最新水平，对中国科教界来说，具有很新的创意，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杜亚泉编著教科书具有革新的精神，使教科书适应新的时代。这里举一个《文学初阶》的例子：《文学初阶》是杜亚泉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编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供蒙学堂用的读本，一部共6册，供3年学习之用。当时清朝政府“兴学堂”，但仍规定“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杜置清廷法令于不顾，一改“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传统教材，首创按语言规律，从实词入手，由浅入深，循循善诱，然后由实而虚，由单字而句子，由儿童身边常见事物各种浅近知识，再到声光化电、中外史地人物，再进而到伦理修身，以及激励奋发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华等内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书已明显地抛弃了唯有读书高和读书为做官的思想，并对忠孝仁爱等传统的伦理道德赋予了新的民主的内涵。这套课本现在能见到的最晚印次是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即流行前后不少于5年，这个“寿命”是它以前各种课本所没有的。该书“抛弃经学中心和贴近儿童生活，使教育具有生活气息，具备近代概念的普通教育内容。新式教育提倡多年，课本建设摸索多年，至此才大致走上正道”。“这部书从教育学的原理讲，是中国小学课本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课本”。

杜亚泉在编纂教科书时，不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以激发青年人振兴中华之志。他编纂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在其“总论”中有一段话：“前清时代，中国割地开港，几为白种人所分割。今已肇建共和，从此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广求智慧，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非国民之责任而何?”在该书“凡例”中又说：“近世全球交通之会，中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诚千载一时也。中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国内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这本历史教科书极受学界欢迎，在短短5年中，即重印28次。

后来，普通学书室也因经费短缺等原因陷入困境。而此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则在当时社会上兴学堂浪潮的机遇中获得了发展，正在罗致人力，扩大业务。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杜亚泉应商务的创始人夏粹方、张元济之邀，被聘为商务的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而普通学书室也并入了商务印书馆。从此，杜亚泉在“商务”服务了28年之久，长期通过出版工作来实现他的科学理想。

杜亚泉在“商务”的前些年中，几乎全力扑在教科书的编译工作上。他编译的教科书，范围从初小到高中以及师范学校，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者当时也合称博物）、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及农业等，还有部分学科的《示教》《教授法》。据后来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的王云五称，杜“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理科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半出于先生手笔”。

一是编纂《植物学大辞典》。该书为中国第一部有影响的专科辞典，由13人合作，杜任主编。自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编撰，1918年（民国七年）出版，历时12年，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再版。此书收载中国植物名称术语8980条，西文学名术语5880条，日本假名标音植物名称4170条，附植物图1002幅，全书1700多页，300余万字。蔡元培为之作序说：“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时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国科学家祁天锡也认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焉。”

二是编纂《动物学大辞典》。该书由5人合作，杜任主编。自1917年（民国六年）开始编撰，1923年（民国十二年）出版，历时6年，1927年（民国十六年）四版。全书共250余万字，所收录的动物名称术语，每条均附注英、德、拉丁和日文，图文并茂，正编前有动物分布图、动物界之概略等，正编后附有西文索引、日本假名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该书与《植物学大辞典》同为中国科学界空前巨著，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三是编著《化学工艺宝鉴》。该书于1917年（民国六年）3月初版，至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已出第九版。书的内容包含重要工艺30余类千余种，自家庭日用以至工场制造，各种化学工艺如合金、镀金、冶金、玻璃、珐琅、人造宝石、陶器着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均有详尽的说明。编此书的目的，在于为国货制造家们提供一份技术参考资料。

为了推动中国的科学教育，杜还在编译出版教科书的同时，重现科学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制造。在他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开办了标本仪器传习班，招收学徒，授以技术，培养自制仪器、标本、模型的人才；他本人也曾亲自在传习班中讲课。此外，他还发动并资助自己的子侄辈开工厂从事仪器文具的生产。例如他支持表侄周榕仙在上海开了一家中国仪器厂（现地质部所属上海地质仪器厂的前身）；支持堂弟（一说：堂兄）杜春帆在上海开了一家墨水制造厂“天然墨水厂”（1949年后与其它厂合并为上海墨水厂）。

鉴于杜亚泉在科学传播普及上的贡献，有人称他为科学家，他谦虚地回答说：“非也，特科学的介绍者耳。”

杜亚泉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是严肃而冷静的，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据蔡元培回忆，杜“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而且他“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杜亚泉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不仅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敢于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不畏惧权威。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就锲而不舍，不轻易放弃。他把这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辛亥革命后政治并不清明，封建军阀势力的割据，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腐朽的封建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交织熏染，使社会精神道德日益衰败，人们思想极为混乱。当时国内爱国的有志之士，政治意识和求知欲望正日益发展，杜亚泉也深感需要有一种工具“以救国人知识之饥荒”，并加以“诱导”。正在此时，商务印书馆为刷新《东方杂志》，聘杜亚泉兼任主编。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他一方面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自己笔耕不辍。

《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

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这里，他已朦胧地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

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中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中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

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

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他在对西方文明的审视中，既觉察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也隐约地看到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文明”“必趋向于社会主义”，它必是与劳动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本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民国元年）翻译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民国九年）8月还早8年。

杜亚泉在离开《东方杂志》后，人已进入老年，但他丝毫没有松懈奋斗的意志。这时，他除了做好日常的理化部主任的工作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办教育，一是著书。

兴办教育，栽培社会需要之人才，是杜亚泉一生的一个重要理想和追求。早年他与蔡元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后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1902年，应浙江南浔庞清臣之邀出任浔溪公学校长，1903年，又与绍兴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余、寿孝天、宗能述等创办越郡公学；在任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期间，还办了小学3所。杜的这些办学活动，多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在时间很短。但他办学之志，始终未泯。后来他又想在绍兴诸葛山麓办一中学，“尝与朋侪言及，作何设备，作何措施，如何进行，如何扩张，如何由中学以晋大学；并谓苟得如愿，虽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并子侄亦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均所不惜。谈至酣畅时，兴高采烈，几欲克日观成”。终因格于情势，没有如愿。

1924年，杜终于在上海自费创办了新中华学院，培养从事科学、实业人才。他自己及子侄均任教课，并自任训导之责。虽旷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时间，扣减薪水，也不介意。他痛恨官僚买办，常教育学生千万不要做买办。他深恶社会学风之颓靡，力主敦朴，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去，从事教育及农村合作事业。当时有些学生想到美国去，他颇为担忧，他说他并不是反对他们去美国学习，只怕他们学成回来为洋人做买办。他还很关心学生的健康。学生饭菜里有老得像竹的笋和长了斑斑黑点的茭白，他发现后就自己贴钱，嘱厨房给学生加菜。然而，这样办了两年半，斥资8000余元，家中积蓄尽罄其所有，杜原有商务股票若干，全部出售，仍不足数，终负债二三千元，学校也只好停办。

关于著书，杜亚泉一生编写过不少，最“惨淡经营”者，则为《人生哲学》。据蔡元培介绍杜编写的教科书虽然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他始终不肯把自己的注意力囿于数理化的圈子中，“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在新中华学院时期，他在学生中开设了人生哲学课，以开发青年的思想。学校停办后，他根据讲课内容，又搜取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中新颖警切的理论，加以扩充整理，历时六七年，编成《人生哲学》一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于192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杜所治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唯物与唯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炮火焚毁，杜亚泉寓所同时遭灾。“商务”停业并解雇职工，杜也率全家避难回乡，变卖家产度日。然而他对社会的热心，仍未因此而稍挫。在乡间，他自费创办了“千秋出版社”，聘用离馆旧同事和两个侄子，拖着老迈的身体，继续从事科学编著工作。他宁肯不添置必须的衣物，将“商务”发给的遣散费400余元，悉数购买参考书籍，从上海运至乡间，埋头编译，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学辞书》的编撰。此书收录小学自然科学教材所必须的词汇2000余条，包括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矿物、医学、动物、植物、化工、农业、建筑、食品等23类，对于补充小学自然科教师的科学知识，可谓十分详尽。此书于杜去世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最后贡献于社会的一部著作。杜亚泉可以说是以著述贡献于科学事业而终其一生的。

在乡间编词书的同时，他还每隔一周乘船去绍兴县城，为稽山中学（今绍兴第二中学前身）义务讲课，孜孜不倦。讲课内容有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并宣传抗日救国。此外，他还在乡间支持群众打击恶霸豪强罗厚卿，帮助乡间革新教育。

由于操劳过度，本已显得消瘦苍老的杜亚泉终于病倒。1933年秋患了肋膜炎。他在病中仍没有停止对他的事业和他始终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思考。一天晚上他思虑过度，彻底不眠，次日体温增高，病势转沉，于12月6日去世。杜亚泉本无财产积蓄，“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病笃时无钱医治，死后借棺入殓。

是年6月，杜亚泉曾赴绍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两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实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

杜亚泉不仅是一位文理百科无所不通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编辑家和翻译家。

他的专著有《化学工艺宝鉴》《博史》《高等植物分类学》《下等植物分类学》《人生哲学》等。科学论文多达数百篇，其中以化学为主。袁翰青编著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中就收录他的论文四篇。中国至今延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也出于他的首创。

他创办上海亚泉学馆、绍兴越郡公学、上海新中华公学。专著有《格致教授法》《博物学教授指南》《小学自然科学辞书》等。此外，还有《算学问答》《化学问答》《珠算开方法》《电学试验》等大量教学辅导性文章。

他除早年编辑《亚泉杂志》外，在长达28年的亡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期间，还致力于编译出版理化、博物、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并由他主编出版《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大型辞书。

他在兼任《东方杂志》主编的九年中，大量翻译了西方科学著作。自然科学有《盖氏对数表》《动物学精义》《定性分析》《食物养生法》等。社会科学有《社会主义精髓》、《触司女参政运动小史》《战争哲学》等。

杜亚泉虽专心著述，但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革。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帝制运动始末记》《天意与民意》等文章，进行无情的鞭挞。1914年他连续发表《个人之改革》《接续主义》《破除幸福之目的》等一系列文章，阐述其社会改革的思想。

杜亚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了在上海出资创办新中华公学，不惜低价出售他商务印书馆旧占股份，甚至负债二三千元而不悔；为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苏沪、沪杭甬铁路修筑权，他奔走呼号，并以自己的薪俸供绍籍友人回乡纳股；为了保障绍兴旅沪同乡的权益，他发起组建“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被选为议长。

杜亚泉乐于奖掖后进，提携青年。1900年他担任浙江省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的主考，并负责数理科的出题。当年他鼓励竺可桢应试，后竺被录取，卒成著名的气象学家。胡愈之初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曾得到前辈杜亚泉的细心指导，胡愈之终生感激不已，称他为忠厚长者。

杜亚泉为人刚正不阿，自奉俭朴，好学不倦，乐于奉献，可为后人楷模。他临终前不久，曾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两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他毕生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实为他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

为维护理性而论争

由于长期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弱民贫，社会黑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群众中积压着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迫切愿望，有识之士急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种气候下，极易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形成一种浮躁的、激进的思潮，主张极端的激烈的变革，而且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于是，杜亚泉的冷静观察、深思熟虑，就显得似乎过于稳健、持重，从而被认为过于保守了。

然而，杜亚泉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思维的人，他始终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的观点。他又是一个好辩善辩的人，平时常与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评论时局。据当时一起在座的周建人先生等回忆：杜很爱讲话，讲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谈，常涉及各种问题，科学的、社会的；他的意见常和别人不同，争辩起来，总是他的声音盖过别人，他那苍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还说，杜在与人争论时，“总是一面点着头，将说毕时还带着笑，这笑透进对方的心里，会使人觉得自己的判断不正确起来。”

杜的这种性格，在他主政《东方杂志》以后，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与人的笔墨论战。这种论战，有文字可考者，最早为1918年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以后是1919年底与蒋梦麟的关于何谓新思想的论争，1920年与余云岫关于中西医学的论争，1927年初与李石岑的关于新旧伦理观的论争，以及1927年10月与朱光潜的关于情与理的论争等。

这些论争具体内容虽不同，但从实质上看，都是围绕两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一个是东西文化问题，一个是理性问题。而这两者又是有关连的，杜亚泉对东西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也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兹分别介绍如下：

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杜亚泉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传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杜亚泉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对一切照搬、全盘否定该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取长补短，融合调和。陈独秀则主张彻底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

杜亚泉虽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所震惊，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并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足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者。

1917年，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其经济目的不在充足社会生活所需要之资料，而在满足少数人生活之欲望。因而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大炽，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战争万能主义。“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所以，他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他对中国人民传统的爱和平、讲中庸、尚仁义、重民本及均贫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这也是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当然，他也很明白，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的贫弱，所以他一再强调对该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有“确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长，补我之短”。

1918年4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迷乱的现代人心》，批评了西洋文明在中国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认为要救济中国，绝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钱智修和平佚著译的文章，他们都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批评西方文化的缺陷，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进派。

同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接着，陈又先后于同年9月和次年2月，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二文，对杜等进行了严厉抨击。杜亚泉虽于同年12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予以回驳，但由于商务印书馆当局顾虑与当时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及营业，竭力劝杜亚泉改变观点，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人选，杜被迫只好于1919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此后，杜虽未再直接对陈作出回应，但仍通过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辞去主编前，在《东方杂志》发表《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确表示：“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对世界未来文明之创造，亦应有所贡献。“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无疑义。”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现在看来，杜亚泉和陈独秀当时都在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杜代表的是稳健的中年知识分子，而陈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进派。有人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与反对新文化之争，这是不当的。

杜亚泉和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虽未继续下去，但影响很大，很多学者都卷了进去，延续时间很长。王元化先生曾评论说，当时论战“思想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80多年过去了，如何看待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如何以科学法则刷新之？如何吸取西方文化？两者能否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有益于人类的新文化?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

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观点，后来又反映在中西医药的问题上。1920年，余云岫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一文，彻底否定中医理论，不久，杜即撰文《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反驳。

余云岫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要斩钉截铁把这点以伪乱真空言欺人的勾当，一起看破”，“一切打空”。杜亚泉则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类，决不能说它全无道理，只是它们没能用科学的名词和术语来解释。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中国医学的理论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与西洋医学结合，恐怕还有许多地方，比西洋医学高些呢。”他还用西医关于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的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出发点血、气二字，进行科学的阐述，用中西医对照参考各种疾病不同的看法与称谓，逐一分析对比，找出内在联系。并建议：“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之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研究。”而在这之前，杜还曾在《中西验方新编叙言》一文中提到：“医学中精到之处，中西学说，若合符节”，“融合而贯通之，实为现今学者之责任”。看来，杜亚泉或许是提倡中西医结合的第一人呢。

关于理性问题的论争

杜亚泉在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受到挫折以后，虽然他的政论生涯基本上停止了，但他对理性的信念，仍然有着执着的追求，所以后来当他看到有违反理性的言论时，仍然忍不住要讲上几句，与人辩论一番。1919年10月，蒋梦麟在《时事新报》发表《新旧与调和》一文，提出“新思想是一个态度”的观点。次月，杜亚泉即在《东方杂志》发表《何谓新思想》一文，提出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到了1927年，杜亚泉又在《一般》杂志上先后与李石岑、朱光潜就新旧伦理观、感情与理智等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中心内容都是关于理性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何谓新思想？蒋梦麟认为：“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向那进化方向走的。”他说：“抱新思想的人，既视现在的生活为不满足，现在的知识活动为不能得到充分愉快，所以把固有的生活状况与固有的知识就批评起来。”“态度变了，用官觉的方向就变，感情也就变，意志也就变，理性的应用也就变。”杜亚泉则认为：“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为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为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他说：“思想者，最高尚之智识作用，即理性作用，包含断定推理诸作用而言；外而种种事物，内而种种观念，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此关系成立以后，则对于从前所附之关系，即旧思想而言，谓之新思想。”他举例说：人权由于天赋，主权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对于皇权神授的思想而言，是新思想；反对阶级剥削的民主的经济思想，对于民主的政治思想而言，是新思想；生物因生存竞争而进化，对于生物为上帝创造之说而言，是新思想；人类互助进化的思想，对于竞争进化之思想而言，是新思想；公产之社会主义，对于因袭未变之个人的经济思想而言，亦谓之新思想。杜亚泉嘲笑当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思想、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是“假冒新思想的人”。

二、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原动力是什么？蒋梦麟认为，感情和意志是造成新思想的原动力，而徒有抽象的理性，是造不出新思想来的。朱光潜也认为，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他说，理智之来，常不在行为未发生之前，而在行为已发生之后，人们为了为行为解释辩护，才找出种种理由来，这就是理性化。杜亚泉反驳说：“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先改变感情与意志，然后能发生新思想，是将人类之理性，为情欲的奴隶。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及要的缘故，此是西洋现代文明之根柢，亦即西洋现代文明之病根。我喜欢他人的土地，要用武力来侵略他，就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竞争主义来说明；我喜欢他人的产业，要用资本来侵略他，就用亲善和平协助种种道理来说明。其结果一切哲学科学，都变成武人及资本家的工具。此种活思想，乃听人随其情欲而活用的思想，其价值何在?”?

三、人的生活是受感情欲望，还是理智的支配？李石岑认为：“理智产生于欲望，人类为求欲望之圆满发展，才有理智。”“理智不过是欲望的一种工具，是生命保存和生命扩张的一种工具。”“欲望是因，理智是果，欲望是主体，理智是客体。”他说，理智抑制欲望是旧伦理，而欲望支配理智是新伦理；从前的道德说是从理智出发，是禁欲主义，现在的道德说是从欲望出发，是导欲主义。杜亚泉则认为，人类的欲望与动物的本能不同，它是从理智产出；理智是因，欲望是果，单有欲望不能产生理智。他还指出，禁欲与导欲，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两面看法罢了。一个成人的行为，通常总是从几个欲望中，经心意的选择后，才决定实行；选择的结果，一个被选的欲望因理智的作用而得到满足，其余落选的欲望，就不能不受理智的抑制。可见理智对欲望的禁、导是同时存在的。理智若没有禁欲的能力，同时也就没有导欲的能力。理智的责任就是“辅导那较为自然较为正当的欲望，来压制那不自然不正当的欲望”。

四、理智在生活中的价值。朱光潜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纯任理智，则美术、宗教、爱情对于生活就毫无意义。杜亚泉反驳说，理智和情感，都是人生所不能没有的；我们主张以理智指导情意，正是有了情意，所以要指导；人类惟有理智，才知道美术、宗教和爱对于人生的意义。所以艺术、宗教的发达，爱的普遍，仍然是理智的功劳。

朱光潜又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刻薄寡恩的；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他说：“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而不是问心的道德。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杜亚泉指出朱把“心”与“理”对立起来的错误。他说，理性原是人类精神中的一个要素，决不能把“理”提出在“心”之外；“情是盲目的，没有择别道德的本领；道德不道德，总要靠理智来择别。”因此，“人类应该开发理智来指导感情，随处修养，到了工夫纯熟，才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做到情理一致。”

朱光潜还认为：“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是极微末，极薄弱的。”他说：“宇宙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和个体的生命都只有目的而无先见。”所谓有目的，是说生命是有归宿的，是向着某固定方向前进的；所谓无先见，是说在未归宿之先，生命不能自己预知归宿何所。杜亚泉则认为，无先见是生命的原始状态，而在生命进行的过程中，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承认，人一生行为的结果，可以先见可以预期的，原不过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不能先见不能预期，所以有许多人还迷信命运气数以及神佛等。他说：“我希望我们人类，理智日益发达，把不能先见不能预期的部分逐渐缩小，可以先见可以预期的部分逐渐扩大，这就是我们生命潮流中努力的倾向。若是因为现在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薄弱，而要窒聪塞明，任情纵欲，其结果不是发生听天由命不求进步的保守主义，就是发生专事破坏不顾一切的工团主义了。”

朱光潜嘲笑尊理智抑感情的人在思想上是开倒车，是想由现世纪回到十八世纪（指十八世纪的理智主义——笔者注）。杜亚泉反驳说，从前的哲学，全求诸理智，从前的心理学，以理智为一切行动的根源，这确是错的。但是近来附和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却变本加厉，蔑弃理智以徇情欲，这却是大错特错了；宇宙意志、生命意志都是盲目；理智原是后起，由生命的意志产生，但理智产生以后，它就负起了支配生活和指导行为的责任；“我以为尊理智抑感情的倒车，至多开到十八世纪，尊感情抑理智的倒车，却要开到原生动物的时代了。”

上述的这些论争，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可以归纳到一点，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究竟应该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予以理性的思考，还是从主观的意志出发，任凭感情的驱使。杜亚泉的根本态度是始终一贯的。胡愈之先生后来以《东方杂志》编辑部名义撰写的《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中，有过一段很确切的评述：“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所以从思想方面说，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杜亚泉的思想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他错误地把中国的某些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他认为孔孟的“亲亲爱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及使“黎民不饥不寒”等主张，说明“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流弊和糟粕，也认为对传统文化要“科学的刷新”，但他并没有讲清哪些需要刷新，哪些应该保存并发扬。特别是他有时在提到传统的伦理道德时，仍然用“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这一笼统的概念，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和反感；尽管他实际上已经在许多论述中剔除了其中包含的封建糟粕，并在自己的言行中加以抵制和反对。他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本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虽然看到了西方社会“经济势力全操纵于少数阶级之手”，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竞争、扩张、强权、侵略，构成了对人类生活的威胁，并导致了世界大战，但并未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相反冀望用道德力量消除它们。他特别主张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克服西方社会的弊病，认为它“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

杜亚泉先生生于1873年逝世于1933年。他是近代杰出的科普教育家、翻译家，中国文化启蒙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古今之群书，建树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在中国首创科学杂志——《亚泉杂志》，首创化学元素译名，首译数学《盖氏对数表》，并参与汉语拼音之首创工作。他大力提倡科学、热心培养人才，对理想执着而理智地追求为人们所敬佩。蔡元培说他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胡愈之曾说，得到了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但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却被人说成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文化界守旧派的代表，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在许多著作中把他说成是“既是介绍自然科学的先驱者，又是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上虞89年版《县志》），并称这种矛盾现象为“杜亚泉现象”。

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也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冤曲。这种误解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一场论战。“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急骤变化史，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以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为特点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改革才是中国的出路。康梁维新的挫折及辛亥革命虽以共和代替帝制但仍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中华大地上到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很容易使人认为改革失败原因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一种越彻底改革越好的急躁心态。这一急躁心态表现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这一问题上就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新青年》派。他们主张“彻底论”即“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而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中西文化融合。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主张“调和论”即“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应该相互调和，融合西学于国学之中。”杜亚泉将西方文化归为“动的文明”，认为西方“重人为，重外向，尚竞争”。他将中国文化归为“静的文明”，认为中国“重自然，重内向，尚和平”。他认为动静应当互补，各取对方之长处以补自己之短。杜亚泉的观点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很难被人们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内外向互补”观点逐渐为中外学者所普遍赞赏，在他之前尚无人使用这一观点，他可谓提出此观点的第一人。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势必会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思想。这正是人们对杜亚泉误解之根本所在。对于社会改革杜亚泉从不反对过，也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他在《个人之改革》一文中阐明了他的改革观点：“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学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他清楚地表达了改革是他的信念。在实施改革中他主张改革不应放弃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的精神支柱——儒学，应将西方文化调和于儒学之中。他认为中西方文化在本源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西方文化以“我”为本，所以崇尚自我，发展个性，人与人之间关系划得很清，开口权力义务，闭口法律关系，父子夫妻间都要算账。而儒学以“他人”为本，即“克己为人”之说，崇尚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人人克己为人，使两方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一方。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孔子的这种精神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反而被统治者演化成呆板的礼教纲常以用于偏倚一方。

中西方文化调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事，其中有不少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或争论不休，其稍有疏忽很容易铸成错误。要让西方文化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必须发掘可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传统资源，但在许多方面传统资源十分贫乏。比如民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制度，但传统思想是重修身，故民主理论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而集权是几千年统治之基本经验，据此杜亚泉以儒学为基础，提出“统整”之说，认为必要的集权是治国之本，民主过盛会导致内乱。陈独秀正是抓住了他的“克己为人”、“统整”之说，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指责杜亚泉“谋叛共和”、“妄图复辟”。

梁启超在《中国人自觉》一文中说“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种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它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对于杜亚泉的“克己为人”、“统整”之说也应放到时代的背景中去考察。他的统整是出于处在当时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岌岌可危形势下要求统一的迫切心情，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反映，绝不能上到“谋叛共和”这种原则高度去批判。“统整”论的根本精神即使于当今社会里也仍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民主与集中是一对辩证矛盾统一体，只强调民主而不讲集中也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克己为人”的精神其糟粕确被历代帝王所利用，致使数千年来“个性不得伸展、社会亦不能发达”，若将“克己为人”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与人之间互相谦让，不仅应是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今社会所应遵循的待人准则，所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丢开本质只顾条件地将杜亚泉“克己为人”之说上升到“妄图复辟”高度去兴师问罪，似乎也有失偏颇。

《杜亚泉文选》（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10）

《人生哲学》（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9）

《博史》（上海 : 开明书店　1933）

《杜亚泉文存》（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有机化学》（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4）

《下等植物分类学》（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33）

《高等植物分类学》（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33）

《动物学大辞典》（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4）

《共和国教科书植物学》（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0）

《化学工艺宝鉴》（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17初版，1932国难后1版）

《食物与卫生》（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4）

《妖怪学讲义录总论》（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0）

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墓葬，位于上虞市长塘镇塘里村。

杜亚泉1900年在上海自费创办“亚泉学馆”和中国首份通俗科普期刊《亚泉杂志》，成为刊物介绍西方的第一人。1904年应聘任商务印刷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和第一部《动物学大辞典》，继而又编写出版了《盖式对数表》 《 生理学》 《 动物学》 《 矿物学》 等10 多部科学著作。从1912 年起又兼任《 东方杂志》 主编。1933 年12 月6 日病逝，葬长塘镇塘里村。

杜亚泉墓，呈圆形。四周川石块砌筑，墓顶稚草皮泥。直径6.50米，通高4米左右。墓正面平直，前镶墓碑，碑1.60米，高0.8米，镌刻：“杜公亚泉一八七三一一九三三暨薛、王夫人之子均、垠在、执，女能、栋、和敬立 一九八四年重修；冯亦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