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12 08:25
近代中国的商埠，基本上分两类：
一类是约开商埠，这类商埠是继鸦片战争后外国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而开的商埠。这类商埠，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停止开放。
另一类是自开商埠。但这种自开商埠，实际上也是屈从于外国的要求或海关协议的结果。从以上“商埠”的定义和分类可以看出，《北京条约》中增开的天津为商埠，应是约开商埠。而《天津条约》开放牛庄、淡水等十处通商口岸，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也应是约开商埠。
通商口岸就是约开商埠，是商埠的一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共有16处（包括《南京条约》5处通商口岸、《天津条约》10处通商口岸和《北京条约》1处商埠）。
1858年，天津条约开放牛庄（后改营口），台湾府（台南），潮州（汕头），登州（烟台），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10个）
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年3月31日）：重庆
藏印议订附约（1893年12月5日）：亚东
续议缅甸条约附款（1897年2月4日）：腾越、梧州、三水（三水县江根墟）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
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4月27日）：江孜、噶达克、亚东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8月6日）：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11月24日）：喀什、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
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肃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古城（奇台）、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台湾（台南）、淡水（台北）、潮州、琼州、江宁（南京）
续议商务专条（1887年6月26日）：龙州、蒙自、蛮耗（今曼耗）
续议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21日）：思茅、河口
中美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10月8日）：奉天（沈阳）、安东（丹东）
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10月8日）：长沙、奉天（沈阳）、大东沟（丹东）
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12月22日）：菲尼克斯（凤城）、辽阳、新民屯（新民）、铁岭、通江子（通江口）、法库门（法库）、宽城子（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宁安）、珲春、三姓（依兰）、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1909年9月4日）：龙井、局子街（延吉）、头道沟、百草沟
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一旦与上述国家中的一国签订条约开放商埠，则其他国家自动取得在相应商埠地的一切权利。其中，日本在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的四处商埠地，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算作租界。
自辟商埠1898年，清朝帮办路矿大臣张翼奏请朝廷开辟秦皇岛为商埠。光绪皇帝钦定，将秦皇岛辟为商埠。1899年，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被开辟为商埠地。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与其前任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廷，要求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于5月得到批准。济南由于地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点，迅速从闭塞的内陆城市成为华东的一个经济中心。
一、是中国开始，加深，大大加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标志。
二、通商口岸的设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坏的一面是，外国军队、商贸、宗教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中国出现了国中之国的现象，外国人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外交豁免权等，中国民众人权大大降低。晚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对外诌媚，对内镇压，中国民众由地主、农民两大极分化出了买办势力——所谓汉奸，所谓的帝国主义在华代表。广大农民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加重了负担，生活更加苦难。
三、促进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通商口岸及周边的民众开始与西方人接触，在西方势力经商、传教、驻军等活动中，互相学习语言、文化和宗教。
四、新的社会思想正在流入，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正在中华传统典籍之外的西方文化思想中寻找救国道路，许多人纷纷以外交大使的身份或自费留学来到海外，对西方进行从猎奇到全面考察的各种学习、对接活动，一部分人开始觉醒，能够从更深的角度来探讨国破家亡的原因和教训，大批新人正在学习新思想，北洋派正在办洋务、翻译西学、办厂开矿、造船炮，维新派正在读新书、斥旧学、交游同道、待时而出，可以说都在西方思想武装下进行积极的改良主义活动，以救亡图存。
五、由于多国人群在中国通商口岸接触，各种“洋泾浜英语”类型的语言交流开始流行，买办性的汉奸群体开始活跃。
六、洋货流行，促进了民族资本家的改革决心，民族资产阶级号召“产业报国”，与洋货、洋行、洋人以及假洋鬼子一决雌雄，但结果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