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 东方早报

杨人楩先生已去世三十多年了，我大学时代因故同他交往较多，为此，想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关心杨先生的读者参考。

杨先生1922年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我曾听他谈起，共产党内有三个大人物与他同班，其一任弼时，其二萧劲光，其三是1951年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的袁任远。当时他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一年暑假，其兄杨人杞(东莼)的北大同学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的邓中夏回到长沙，他曾与邓中夏激烈辩论过。

杨先生1922年考入北师大英语系，1926年毕业后，先参加北伐革命，旋返长沙任教于长郡中学。据福建学界耆宿、晚年寓居澳门的梁披云回忆：1929年，他与友人在泉州创办黎明高级中学，提倡爱的教育和思想自由，是当时学界号称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四大学府之一，杨人楩和巴金、王鲁彦等著名人士都曾到该校授课。说明杨先生这时仍信仰无政府主义，他在中学任教时，曾译出克鲁泡特金著《法国大革命史》（两册，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

随后杨先生曾转到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和苏州中学任教，曹聚仁的自述《我与我的世界》（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史学家杨人楩 》一节中说：“郑洪年先生主暨大校政时期，第一流学人云集真如……对史学有真实工夫的，我独推杨人楩兄，可谓此中权威。但他在暨南，教的是英文。”又说：“我和杨兄相识于苏州。”杨先生也曾对我们说过，他在苏州教中学时，由钱穆教国文，吕叔湘教英语，他教历史，颇因此自豪。在中学当然中外历史都要教，记得在老北大史学系图书室，有人找出一本杨人楩著《中国史》，在场的同学都感到惊讶和敬佩。

1934年，杨先生获取公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受教于法国革命史专家汤普森，以《圣鞠斯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获得文学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在武汉大学教授西洋史。抗日战争中，武大迁往四川乐山，这时武大的外国史师资实力雄厚，培养出谭英华、胡钟达、王荣堂等活跃在解放后世界史学界的骨干。杨先生到北大后，西洋史从古到今由他一人唱独脚戏，调来胡钟达先生后，才替他分担了古代史课程。他不仅能通贯古今讲授西洋史，而且回国后仍继续留学时对法国革命史的专门研究，四十年代又译出哥德沙尔克著《法国革命时代史》（二册，重庆南方印书馆，笔名罗迈，1943年）和法人马迪厄著《法国革命史》（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后者是译注本，在注释中展示出他与本书有关的深邃知识。他在教学和研究中专注于法国大革命，固然与他有此专长有关，但细究他何以有此专长并一贯热衷于此，实际上反映他向往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难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批判他自高自大，自称“老子天下第七”，即在他前面除马、恩、列、斯、毛而外，还要加一个罗伯斯庇尔。我认为杨先生虽然自负，但不至于说出“老子天下第几”之类浅薄的话来，很可能是由于他在讲课和研究中，对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雄人物充满了敬意和感情，才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取笑他虽目中无人但仍忘不了推崇罗伯斯庇尔。

杨先生是一个热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张扬自由主义的旗帜，投身于政治活动中。1945年抗战胜利，面临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九三学社，杨先生是发起人之一。

为了表达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特别是关于阐释 “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有他自己的见解。1947年，他在《观察》第2卷第11期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热情地歌颂自由，指出自由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条件。1948年10月，他又发表了《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观察》第3卷第10期），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言人，充分肯定自由主义者是始终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的代表，并从多方面对自由主义者的责难或疑虑进行辩解。

在解放前，他当然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1947年2月，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午夜闯入北平民宅，发动空前的捕人事件，数日内先后逮捕达两千人，包括知名人士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等。杨先生与朱自清、向达、金岳霖、陈寅恪、许德珩、张奚若、汤用彤、钱端升等共十三位教授在《观察》（第2卷第2期）上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当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他又同王铁崖、邵循正、袁翰青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观察》第3卷第8期）。

北平和平解放后，杨先生退出了九三学社，但他也不再充当反对派发表政论，而是把精力集中于教学工作中。为了适应新中国的教学需要，他和夫人张蓉初先生自费聘请俄罗斯教师学习俄文，并着手翻译新出版的《苏联通史》[参照英文本，并请向觉明（达）先生审定中亚和南俄的译名，用三人合译的名义]，是解放初最早出版的苏俄通史译作。

1951年秋，我在北大史学系上二年级，基础课世界古代史本来由胡钟达先生讲授。开学不久，系主任郑毅生（天挺）先生率部分教师和三四年级同学去江西参加土改。胡先生也在内，他的课改由杨先生担任。杨先生是1946年朱光潜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语系主任时，以“教学很行”推荐到北大的（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246页）。他每讲一课，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将本课内容娓娓道来，一段讲完，突然停下来，摆好姿势，就像唱戏道白过后，正式开唱，如同朗诵诗一般的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经过字斟句酌的总结。然后又是“道白”、“开唱”，反复循环。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道白”时凝神静听，“开唱”时就抓紧笔记，力求一字不丢，记下它也就是抓住了考试时符合标准答案的重点。在我记忆中，他对古希腊特有感情，在评论希腊史事时，常分三部分讲述，末了再分别用真、善、美三字总结。思想改造运动中，理所当然地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遭到批判。此后提倡学习苏联，教材统一，大多千篇一律，这种富有个性的教学方式再也见不到了。

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学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杨先生被定为史学系的批判重点，陷于多次检讨不能通过的窘境。于是系里就选几个学生组成专门的帮助小组，到他家里为下次检讨提意见。我也忝列帮助小组成员，四五个人围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面吃着他招待的糖果点心，一面还对他的检讨品头论足。

记得他被批判的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讲课充满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运动进入高潮，学校将他在《观察》上发表的三篇名作《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国民党往何处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印发供大家批判。当时我们的知识贫乏，理论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极。全中国左、中、右三股势力往何处去，难道还轮到你指点迷津，说三道四？又有人揭发，当九三学社应邀参加新政协时，他不同意九三学社头上由另一个党来领导，宁愿舍弃政协委员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学社。他辩解说：九三的发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个人。批判者当即反驳：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产党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对共产党而退出。

后来我还得知解放前北平被围，傅作义邀请城内名流座谈，杨先生曾发言反对镇压学生，支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听说邓广铭先生生前曾愤愤不平地说：当时某些人在座谈会上主张镇压学生，甚至指责傅作义过于软弱，由于没打入右的另册，又有社会影响，许多回忆文章竟把杨人楩的话安到这些人头上，而真正的民主斗士、敢于仗义执言的他反而被纳入右的行列，早就被历史遗忘了。

对他的讲课，如前述歌颂希腊文化的真、善、美，被认定是宣扬唯心主义遭到猛批。甚至有人揭发他曾说过：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事件和政变多发生在热月，是由于天气太热，使人们昏头昏脑，容易冲动，所以才促成那样的暴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这种揭发近似开玩笑，我们一二年级的同学都没听过这门课，无法证明,他有没有说过这类荒唐话，至今我仍抱怀疑。

1952 年院系调整后，我们转入西郊的新北大，杨先生1953年春又给我们讲授基础课世界近代史，改按苏联的分期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讲课前，他先发给我们一份讲课提纲，章节目齐备，可是我们看后不知是何意思，经他得意地解释，是他钻研马恩原著后，提纲正文全用马恩的话编成。如他解释：某小节概括为“既是机器，又不是机器”，出自《资本论》，指的是这节是讲产业革命。他的提纲充斥马恩语录，很少具体史实，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大家意见很大。我想，倒不如照他老一套讲更受学生欢迎。

开学几周后，我同梁从诫同学被调出学习俄文，也不知杨先生的课后事如何。1953年秋季开学后，马列学院请来了一位讲世界近现代史的苏联专家，系里决定派我们两个学俄文的学生同张芝联教授、李克珍先生共四人去学习，杨先生作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负责管理。具体地说，我们须每周到他家去一次，讨论和反映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从二年级到四年级一直师从他，加上又曾是他思想改造帮助小组的成员，所以交往较别的同学多。

我们班毕业后，留下十来人做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亚洲史的研究生，分别由杨先生和周一良先生负责管理。由于我是学亚洲史，同杨先生的联系就较少了。此后几年，国内形势较好，知识分子处境也较优越，杨先生在翦伯赞先生出国时代理系主任职务；增补为《历史研究》三个世界史专业的编委之一（另两位是陈翰笙和周谷城）。这几年中，他热心促进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倡议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史杂志，编译世界史资料。他负责主编《世界史资料丛刊》，还和吴绪合作编译《初编》之一——《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旧著也得以重印和出版，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在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1958年又重印了他所译注的马迪厄著《法国革命史》。他还是历史系除翦老以外，唯一配备有学术助手的教授。

正当他日子过得较为舒坦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运动降临了。杨先生虽经过运动，棱角已经磨损，但他从来不是闭门搞学问的学究，热心于学界和国家大事之心不会变。他当然会发表意见，难免有触天条。这年春，《光明日报》确定由党外人士储安平接任总编辑，他接任后,负起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使命，一一拜望大学里的著名教授。杨人楩是他主编《观察》时的主要作者，当然在拜访之列。储同他商量，过去他们那些声气相通的人是否可新组一个政党，幸好当即遭到他的驳斥。当中央发起反击右派时，他的所谓右派言论被汇报上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发了话，杨人楩有批驳储安平的言行，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右，可以免于戴帽。这时我刚从东北师大进修归来，也被拉去西郊宾馆参加批判史学界五大右派的大会，他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过大会的声讨。此后他在政治上和学术界销声匿迹，被撤销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放弃了从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专业,改行为非洲史，长期不承担教学任务，历史系的学生甚至不知有这位名震一时的教授了。

不久我被调往内蒙古，直到1961年来京，因事到燕东园顺便去看望他，发现他已显苍老。他一时认不出我来，审视了好一会才用湖南话惊说：“原来是周清澍呀！”他的普通话本来说得不错，这次他说话全用湖南乡音，强调很少有人来往。以后我每次进京回到北大，一定要去看望他以及与他同病相怜的向达先生。

1972年“文革”中我第一次回到北大，又到燕东园看望他。他急于了解内蒙古的故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为了满足他的关心，向他详细叙说每个人的经历。如胡钟达先生起先想积极参加革命，后来反而遭到学生大字报围攻和批斗。他听了很吃惊地说：“‘文革’一来，我和向达早就老老实实，还敢贴什么大字报！”令人不得不敬服这些年来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的震慑力。

次年4月，我所参加点校《元史》的工作告一段落，邵循正师从小汤山疗养院转到中华书局同我们一起集中结稿，因不适应新的环境，几天后哮喘病大发，入院才三两天就不幸病故。我们闻讯立即到他燕南园家中慰问邵师母，坐下不久，杨先生也来了，非常悲戚。他是老先生中最早闻讯登门慰问的。邵、杨二师本来专业不同，又原来各在北大、清华，是合并到新北大历史系后才有来往，然而多年来同在运动中翻滚，“文革”中又同住牛棚，真是长期休戚与共，难怪要物伤其类。

杨先生年长邵先生六岁，同患哮喘病，可能已有预感，同年9月，杨先生也随着故去。我是事后才得到消息，深以没能参加追悼为憾。听说因有他长兄杨东莼和老同学袁任远两个人大常委参加，追悼会还算隆重。然而这丝毫不能减轻他逝世前二十年所感受的寂寞。他和同类老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必然要风流云散，屏息噤声，逐渐被历史遗忘。

曹聚仁:史学家杨人楩

郑洪年先生主暨大校政时期，第一流学人云集真如；齐足并驾，各骋千里，欲其相互佩服，盖亦难矣。黄侃（季刚）以章太炎大弟子声望在教室门口公然教训教务长黄建中先生（他是季刚的弟子），在学生面前坍了台，闹了大笑话。但在华侨青年心目中，太炎弟子又算得了什么。要说谈哲学，倒是李石岑先生最吃香，听讲的总是挤满了一个大教室。而他的万言情书，更是轰动一时。不过，我和李氏只是点头的朋友，不想谈他的事了。

对史学有真实工夫的，我独推杨人楩兄（楩音边），可谓此中权威。但他在暨南，教的是英文，直等他留学牛津大学回国，才在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今北大历史系主任）。而其治史的声名，也不及他的哥哥杨东蓴兄。一般人的论人，每以耳不以目，正如《巴黎的裁判》那小说所说的，扮演了丑角的角色，社会就永远不会让他们演悲剧了。至于个人的声名与学问的内情，每不相称；苟非知音，怎能与之谈长说短呢！

我和杨兄相识于苏州，其时，苏州女子中学的两教师：杨兄和吕叔湘兄，都是英文修养最深，译笔最畅达的能手。后来，他们应留学（英国）考试，他们都是百中取一先后抓到那个机会到伦敦去读书的。以他们的学养，到了牛津大学，教授们还说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你们的常识，都还不够来听讲呢！”我听了这一句话，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杨兄毕竟学成归国，自是史学权威呢！

这儿，我且提及史学家张荫麟先生，他是浙江大学的史学教授。他中年逝世，他所写的中国通史，只是开了一个头，写到了西汉，便中断了。可是，他在序文中说：“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做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新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这是这位新史学家的语言，他逝世时，抗战大业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还未在望；这些话，由今看来，更是亲切一些。可是，张氏已往矣，怕的建筑新史的肩仔，该由杨兄来挑起了！

我在上海20多年中，开头那十多年，老是过“人家”的国庆节。7月14四日晚上，法租界热闹得如火如荼，电车扎了彩，花灯结队游行，法国花园（今复兴公园）大放烟花。轮到了我们自己的国庆（10月10日）便冷冷清清，挂了几面破旗了事。7月14日这么热闹，才把我那份法国大规模的零星印象凑了起来。第一场是饥民冲开了巴士底狱，第二场是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第三场是许多民主人士上断头台，第四场是罗伯斯庇尔上了断头台；我们是罗兰夫人的同情者，因此，对罗伯斯庇尔反感很重。他上了断头台，恐怖时期便结束了。第五场是拿破仑登场。世界史就是糊里糊涂替法国大革命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后来，眼界慢慢开拓了，才知道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这么一场简单的事。不仅我们的反应如此，即法国的反应也是如此；大革命以后二三十年间，巴黎人对于7月14日的庆祝并不怎么热烈；到了那一代的人都死光了，法国人对于大革命的庆祝才热烈起来。不管大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如何，它已扭转了那时代，向我们走来了。那15年之中，那个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政治实验室，做了许多世界上向来没有做过的政治试验了。

第一个使我对法国大革命作新的认识，乃是一位荷兰生长的史学家房龙（H. W. Van Loon）。他在《人类的故事》第51章中，说：“我在这里要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关于法国的革命，无论你读一部小说，看一出戏，或一本电影，使你极容易得到一种印象，以为革命是巴黎贫民窟里的暴徒做出来的。实在一点也不是这样的。在革命的舞台上固然常有暴徒出现，但是他们总是受那班专门从事于革命事业的中等阶级的煽动与指挥。那些从事社会革命的人，利用饥饿的群众作为他们最有效力的助手，以与君主朝廷相反抗。但是，引起革命的根本观念，都是几个敏捷的思想家所发明的。这种观念，在最初的时候，乃是介绍到前朝华美的客厅里，给那些朝廷上的烦闷的先生与太太们作消遣的。这些快乐的但是不小心的人们用这个危险的社会批评的爆竹作为游戏，直到他的火星落下来，穿过地板（这块地板，与这座建筑的其余的部分一样已经老朽了）的裂缝，不幸落在最下的一层，在那里有许多年代陈旧的老废物乱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以后大家都大声叫道，火着了。但是这位房主，除了管理他的产业以外，什么事不注意，不知道怎么扑灭这个火焰。火焰很快地蔓延起来，竟将建筑的全体都烧完了。这个火焰，我们称为法国大革命。”房龙的话，引我入于深思；我才体会到社会革命的意义，把先前从世界史上所胡诌的反革命观点纠正过来了。我曾经说过：一场沪宁车的车行误点，让我有机会从南星书局买到了房龙《人类的故事》（沈性仁女士译本），改变了我的历史观点，开拓了我的眼界，这是王船山《读通鉴论》以后的大进境。

究竟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位革命政治家？在法国，也还得等待当代史学家马迪厄（Albert Mathiez）出来。在中国，也得等到杨人楩兄的译注本《法国革命史》出来，才算拨开云雾见青天，把古今中外诬蔑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话扫掉了。

马迪厄（1874—1932）毕生从事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从他准备写博士论文起一直到死，30余年未曾间断过。研究法国革命的人，多半也研究拿破仑时代，马迪厄并不如此。现代学者集中精力于其所认定之园地的精神，马氏实为一个最好的模范。……马氏曾说明了他所用的史学方法：“非有可靠证据勿下论断，非证以可信的材料，勿轻于相信；对人物与事变之判断，必须依据当时之思想与判断。任何文献必须予以最严厉之批评；对于流行之歪曲与错误的解释，即出之于最可靠的史学，亦须无情地予以摈弃。总之，须以求真为主。”他的一切成绩，都是遵守这种方法与精神所得的成果，因此，他往往推翻前人成说，却为一般专家所承认。

经过了马迪厄及其一派的史学家的研究，使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是法国革命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百余年来被人误解与咒骂的罗伯斯庇尔，至此才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不但知道了这位政治家对于革命的供献与理想，并且还明白了他的私生活及性格，知道这位“不可腐化者”，的确是不可腐化的。罗伯斯庇尔学会及纪念物委员会决定在罗氏故乡亚拉斯的拉波杜街，立一纪念碑，那是几经奋斗的结果。1923年10月14日下午举行纪念碑仪式，情况热烈而进展，马迪厄代表学会发表很长的演说。他叙述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平，说明了亚拉斯在1789年时的情形，同时他表示很满意于学会的工作。他说：“16年来，我们之一切研究与工作，才使我们提出铁证来打倒一切相反的论点。……罗伯斯庇尔之值得我们推崇，因为他无丝毫时下政客及鼓动家之缺点。他有他所信的主张。……我们爱他，因为他的热诚、不自私、远见，及其各次在议会及政府中所完成的伟大工作。我们爱他，因为他的公私生活之高尚。我们爱他，因为他遭了欺骗者之收而有此悲剧的结局。”那次机会，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马迪厄和他们打了一场很热烈的笔墨官司。他们所建立的纪念碑，1925年为保守派所捣毁；不久，又由亚拉斯市府重建，并为罗伯斯庇尔立像。

杨兄译述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正当抗战末期；1947年初在上海刊出，正当内战之火重燃之时。他的译本，有了详密注释，还附了《法国革命史研究概况》和《马迪厄与法国革命史之研究》，这是真正的著作，可惜世人不加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