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建时期的航校，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既没有先进的教练飞机，又没有共产党自己的飞行教官，仅仅靠日本投降时留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过的破旧教练机和部分缴获的国民党教练机。教员大多数是日本关东军空军投降人员和国民党一部分起义人员。航校教学设备极缺，校舍和生活条件很差。当时又是严冬季节，东北的气温常常是零下35—40度我们完全是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学习。在这些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我们没有被吓倒，而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为崇高理想，以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动力，去战胜和克服一切困难的。为了学好飞行技术，我们在课堂上要克服听不懂日语的困难，日本教官用日语和不熟练的中国话及手势上课，虽然我们不懂日本话，但要努力去领会日本教官讲的内容。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完全靠旗语指挥飞行。经过11个月的艰苦学习，我学完了PT-17、z-5、九九高级教练机和九九袭击机等4个型号的飞行技术，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专业。我是这—期飞行学员中第—个放单飞的飞行员。

1951年，我从航空学校毕业，分配到航空兵团任飞行员。1952年调空军x师xx团任飞行员，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行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l0月l日，国庆三周年时，我驾机通过北京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首都人民的检阅。

1954年到1955年期间，我参加改装喷气战斗机任务，因成绩显著，荣立三等功，接着被任命为飞行中队长。—个飞行指挥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精堪的飞行技术和健康的身体，而且还要学好普通话，才能领导部队，顺利完成飞行训练和空中作战任务。我是云南人，又是彝族，讲话完全是云南方言。别人听不懂。为了学讲普通话，我又要比别的同志付出加倍的精力。由于我倔强地刻苦努力，这些难关都被闯过来了，为后来完成一系列的艰巨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空军也—样，在全空军部队中进行大比武。当时的口号是：谁能比第一名，谁就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先后参加了空五师、空三军、沈阳空军军、师、团级和全国空军的大比武活动。由于我平时努力钻研飞行技木，刻苦进行飞行训练，比武中先后获得过师的第—名，军的第一名，沈阳空军第一名，被沈阳军区空军授予“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同年10月，我代表沈阳空军，参加由彭德怀元帅主持的，还有五位元帅和100多位将军参加的空军杨村大比武，我又获得了全国空军比赛的第一名，我就成为空军历史上获得第一名的彝族飞行员，并被益为“彝族之鹰”。从此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先后报道了我的一些事迹。

1957年，空军进行夜航训练，我较好的完成了训练任务，荣获技术能手称号。同时被任命为副大队长。

1958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为解放台湾，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我和我所在部队，接受了首次海上超低空试飞和海上训练的任务，经过三个多月训练。圆满完成了战备任务，受到了表扬。

为了支援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全军进行飞行表演，“八一”建军节时我参加了在沈阳有30万观众的飞行表演，受到沈阳军区邓华司令员及辽宁省党政领导的好评。同年我参加技术考核比赛，再次获得“技术能手”称号。

1959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活动。先后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观礼的时候流下了幸福的热泪，我站在观礼台上，背后是雄伟的天安门，上面站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面前是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一个普通的彝族青年，在党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人民的飞行员，又成为一名飞行指挥员。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怀仁堂接见我们以后，我在座谈会上表示“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培养的结果，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为了空军的强大，为了祖国的强盛，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后来，我的这段话刊登于解放军报和空军报第一版。我觉得—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不干就不干，干就要干好。后来，我当中队长，我们中队是沈阳空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中队；我当大队长，我们大队是军里的先进飞行大队；我当团长时我们团是济南空军先进飞行团；我代理师长，参加广西“自卫还击”作战，受到空军和中央军委的通电表扬。

为了集中精力钻研飞行技术，带好部队，做好部队工作，我不下象棋，不打扑克，不打麻将，但对职业需要的锻炼身体的活动我样样都参加，如游泳、滑冰、篮球、排球、足球、爬山等。我最喜欢看书学习，调查研究，还喜欢想问题，什么事情都想问一问，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是学来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知识越多越好，平时我在部队里，总是感到有想不完的问题，做不完的事情。脑子装的是上级的各种指示，上级规定的各种条令条例，如内务条令，飞行条令，飞行训练大纲，飞行员手册，政治工作条令，战斗条令，以及无数的飞行数据，我都身先士卒地去执行。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团党委决定写—部小说，把写小说的任务交给我。我当时是飞行副大队长，我既要完成飞行任务，还要带领部队完成各种任务，写小说的任务只能抽业余时间来写，我经常写到深夜2—3点钟，第二天还要和部队一起完成任务。由于长期写作，后来就经常失眠了，飞行又是在空中进行，身体不好支持不住，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为了飞行安全，医生多次叫我不能再写了，不然会发生大事。至1960年，我写成有38万多字的“我走过的路”小说素材，作家杨大群依据此素材写成《彝族之鹰》于1965年由上海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共印150万册。全国县以上图书馆均有保存，从此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彝族之鹰”。

1972年1月7日，我国西北地区成功地爆炸了震惊世界的第一颗实战氢弹。这位投掷氢弹的英雄，就是空军昆明干休所离休干部、原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参谋长杨国祥同志。

杨国祥，云南玉溪人，彝族，1949年参加边纵。他在51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宽广的胸怀，坚韧的毅力，用青春、用热血，驾驶着“战鹰”在茫茫的蓝天对党对人民写下了“赤诚”，也写下了一生的辉煌，被誉为“彝族之鹰”。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出的电视剧《壮志凌云》中就展示了杨国祥当年空投我国第一颗氢弹时的光辉形象和大无畏的英雄壮举。我们在空军昆明干休所采访了这位投弹英雄，他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生命中那辉煌的一页……

受任主飞行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地研制了第一颗氢弹。然而要使氢弹具有实战价值，就必须能运载，能投掷。投掷氢弹的方法、工具很多，究竟用什么工具运载氢弹好呢？中国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氢设计所的陈幼玲同志先后两次和我研究。我根据多年的飞行经验，建议用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强五战斗机”投掷氢弹。

1970年4月，宋占元师长通知我到江西320厂报到。我刚跨进厂门，空军工程部张开轶部长就传达中央、国务院已批准用“强五战斗机”投掷氢弹的决定，并指定我和厂科技人员一起研究改装设计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改装和升空试飞，证明“强五战斗机”性能良好，特别是起降和低空条件下攻击目标性能更好。

掷氢弹飞机决定后，核工业九院同志经过二个月的调查，经上级批准，任命我为投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的主飞行员。

经历180次试投训练

1970年11月30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西北核试验基地机场。

接受任务后，我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投掷氢弹试验训练上，从此，核心试验基地保卫机关把我严格地“保护”起来，饮食、起居有人管，出出进进，有人保护，不准打球、跑步，怕我碰伤，每天由医生检查身体，提前15天叫我服预防感冒药，不准我与家人、亲友来往，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一年多。

西北核心试验基地机场距离罗布泊核试验场几百公里，需要飞行几十分钟，我每天驾驶飞机进行严格的试投氢弹训练，连续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相同模型氢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氢弹相同的遥测氢弹。经过80次试投氢弹的训练，基本上达到了技术要求，每次投弹弹着点距离靶标中心都在12米内。西北核试验指挥部做好了一切准备。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已指日可待了。

第一次投掷，出现意外险情

1971年12月30日，这是一个惊心动魄、振奋人心的日子。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在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

这天下午，戒备森严的军事要地——西北核试验基地，显得格外高远净朗。机场塔台上，风吹得风向标呜呜地响，引导雷达天线在引颈眺望，全国边防警戒雷达开机进入一级战备，严密搜索空中目标，以防敌机偷袭。一架崭新携带氢弹的超音速“强五K”飞机，昂首展翅静静地挺立在机场跑道线上，处于待发之势。各级战斗值班人员、科技人员严阵以待，周总理在北京指挥部坐镇指挥，中国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核试验九院副院长陈能宽、核试验总指挥杨焕民、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领导都在各自指挥位置上。整个执行这次核试验任务的指战员、科技工作者都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前来参观核试验的部队人山人海，期待着核试验的来临。

1971年12月30日12时20分，我提前到机场开始认真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两次详细检查携带氢弹的各种仪表装置和飞机发动运转情况，核试验科技人员多次检查了飞机腹中事先挂好的氢弹。一切检查都证明飞机处于良好状态后，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能宽把打开氢弹保险的钥匙给我，说：“请主飞行员杨国祥同志打开氢弹保险吧！”我没有接钥匙：“还是陈副院长亲自打开氢弹保险吧！”他点了一下头，蹲到飞机腹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氢弹保险。

我以迅速敏捷的动作跃进机舱，等待着起飞的命令。这时核试验总指挥杨焕民、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等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乘车到了机场。

12时20分，核试验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根据核试验基地指挥部的命令，下令：“2178，起飞！”机场塔台“砰——砰——！”两声枪响，空中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我聚精会神地驾起携带氢弹的“强五K”超音速飞机滑出跑道，加大油门，把两台喷气发动机开到最大功率，增速、拉起、爬高……肩负着亿万人民的重托，轰隆隆地呼啸着，喷着火舌，以闪电般速度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冲去……

12时45分，飞机快要临近投掷氢弹靶标中心，我详细检查了飞机上各种仪表装置和挂氢弹饿状况。这时，我耳机里传来前方指挥员王定烈副司令员的声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精神不要紧张，按着程序操作。”

王副司令员的话，使我更加小心，我班慢慢向左压坡度，飞行高度下降到700米……500米，时速增加900公里，按操作程序打开开关，解除了氢弹的4道保险。飞机距离靶标中心20公里时，我又详细校正了各种仪表的数据，不断地调整着投掷氢弹的位置。接着打开了时统开关。这个开关有两个作用：一是核试验基地指挥部可以根据统时装置发出的信号，计算出氢弹的爆炸时间。二是告知地面，空中飞行员马上要拉起投掷氢弹了。

当飞机距离靶标中心9公里时，核试验指挥部发出了投掷氢弹的命令。我一拉驾驶杆，机头慢慢仰起来，飞机仰到45度时，用力按了投弹电钮，并迅速掉转机头飞回来。然而，投掷氢弹的装置没有动静，万里长空，静寂无声。我知道情况不妙了。

“宁愿粉身碎骨，也不跳伞”

怎么回事？意外情况的发生令我纳闷，愣了片刻，我又详细检查了飞机上所有的电门开关，证明操纵上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匆匆忙忙向试验指挥部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应急投！”“同意你应急投！”“明白。”

我驾驶着飞机绕了一个“8”字形，重新校正了航线，采取应急办法，再次进入投弹圈。拉起、上仰45度……按下了应急开关……氢弹仍然在弹舱里。我又用超应急方法进行第三次投掷，没有成功。

我看了看飞机油表，最多还能飞40多分钟，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额头上也渗出了密细的汗珠。怎么办？我急了。

我驾驶着运载着一颗威力具有数万吨梯恩梯能量的实战氢弹的飞机在空中一边盘旋，一边反复地想：我如按一下“弹射把手”跳伞，个人最安全，但无人操纵的携带氢弹的飞机会落到什么地方爆炸呢？如落到博斯腾湖爆炸，那里的水会被严重污染；落到核试验基地，那儿会变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落到观众区，上千人生命会……如果落到大沙漠，让我与飞机同归于尽，个人牺牲是小事，但国家的财产，多年来无数科学家科技人员的心血，将毁于一旦。最后我果断决定，宁愿粉身碎骨也决不跳伞。我向指挥部请示：“带氢弹着陆”。为了党的事业、人民财产的安危，就算牺牲也值得。

我按照上级的命令，首先关掉飞机上所有的电门，关掉加力，飞行高度降到3000米，时速900公里带氢弹返航。飞机临近机场了，我心想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时我准确地做着每个着陆动作，飞机呼啸着掠过机场，根据指挥员的口令，飞机降到600米，我缓缓地向后拉杆，飞机稍稍仰起头来，慢慢减速降低高度，距离地面1米时，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飞机两主轮终于“哧”地一声落地了。我又急忙放出巨大的阻力伞，飞机安全着陆了，氢弹没有爆炸。我长长地吁了口气。

我带弹着陆后，整个机场只有宋占元师长和一个参谋在塔台上指挥。

生命中辉煌一刻

这次氢弹投掷失败的原因很快查出了，是因为氢弹推送装置电路短路而造成故障。

氢弹没有投下给人们心里投下了阴影。指挥部连续召开决策会议，讨论再次投掷氢弹的问题，但讨论了几天没有结果。

1972年1月3日，指挥部又召集会议，决定再次进行氢弹投掷试验。

1972年1月7日，西北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西北已是隆冬季节，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褐色的云层覆盖着机场，戈壁风沙从西袭来。因为风大，能见度差，给空中飞行带来极大的困难。我在跨进机舱前，杨焕民总指挥再三嘱咐我说：“今天气候复杂，一定要谨慎，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我回答说：“这样的天气执行任务，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请首长放心，我一定按计划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12时30分，我奉机场塔台指挥宋占元的起飞命令，驾驶着携带氢弹的飞机滑出跑道腾空而起，穿过一道道白云，直冲罗布泊核试验场。距离靶标中心还有9公里半时，我迅速完成一系列的驾驶动作，转弯、增速、打开时统开关，拉起机头上仰45度，手飞快地按下投掷氢弹电钮，顿时，飞机剧烈地震动。啊！我明白了，实战氢弹已经投下！我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加大速度向安全区飞去。

实战氢弹在地面爆炸后，强大的光辐射，巨大的冲击波，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震撼着罗布泊，震撼着大地，天地之间迅速升起一朵壮观的蘑菇云，越升越高……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成功地爆炸了。举国欢腾，世界震惊，帝国主义核垄断的历史，从今天起被打破。

我胜利返回机场时，人们蜂拥而上，我打开座舱，向欢呼的人群举起手臂。这时，整个核试验基地、整个机场一片欢腾，人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

2017年12月12日，中国首颗实战氢弹投掷英雄杨国祥纪念碑在昆明揭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