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4 17:56
杨宝璋自幼家境贫寒，直到九岁才上学，但他经常逃学去开封相国寺听相声，还迷上了说相声这一行。那个年代，相声艺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下九流。他父亲一怒之下，把小学刚毕业的他留在自己身边学手艺（其父是竹器匠）。但杨宝璋偏偏不爱子承父业，他不顾世俗观念，痴迷于相声，决心这辈子非说相声不可。他父亲无奈，最终成全了他。
这时他在开封结识了几位酷爱相声的发烧友，如：铜元局的徐世杰、大成舞台写海报的秦爽、修车铺的小伙计王俊卿、相国寺内剃头的马振浠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听相声、谈相声，切磋相声技艺，后来干脆就几个人就凑钱，在南关四营房街办起了一个相声场子，说起了相声。最初由于会说的相声段子又不多，因此观众不多，收入寥寥。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在于他们的知识太浅薄，技不惊人，无法吸引观众。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拜师学艺。恰好，这时候北京相声名家陶湘九在开封相国寺献艺，他们几个便找到陶先生要求拜他为师。陶先生是位正经八百的相声行家，自幼随其兄相声名家陶湘如学艺，后拜师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在全国相声界人人尊称陶三爷。陶先生看这几位青年人诚恳、执着，便欣然同意收为弟子，分别赐予艺名：徐世杰为徐宝瑜、秦爽为秦宝琦、杨云贵为杨宝璋、王俊卿为王宝珍、马振浠为马宝璐。从此杨宝璋在相声界有了名份，这才算走上了专业相声演员之路，成为河南籍相声演员的先行者之一。
杨宝璋拜师之后，学习刻苦，而且极有悟性和灵气。他白天在跟师父学艺，晚上就把学来的东西拿到四营房实践演出。陶先生看他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对他就格外器重，非常用心地传授技艺。陶先生的这几个弟子中，他在杨宝璋身上下的功夫最大。他教先他从说绕口令背贯口开始，打下坚实的基本功，然后再学活儿（段子）。那时候的老艺人既没文字脚本，又没音像资料，全凭口传心授，用耳朵听，用心去记。为学好相声，杨宝璋下了大功夫，他走路练、吃饭练，一大早到河边去练，晚上躺在床上还练。他认为合格的相声演员都少不了这样一个走火入魔的阶段。否则，就领悟不到相声艺术的奥妙。
旧社会的相声，有不少“荤口活”（即低俗不健康的段子），杨先生说他从学徒时起就不爱演这类相声。拿自己和别人的家人抓哏逗乐，等同于“骂大会”。但这类相声的手法很高明，也有可取之处。要借鉴这类相声的手法，去粗存精，为新相声的创作而用。马季先生的《海燕》就是借鉴了极低俗的传统相声《大娶亲》而创作出来的。现有的青年相声演员不学习、不研究传统相声，所以他们的相声就缺乏技巧性，没有趣味。杨先生说相声，特别讲究“活理”，即相声段子和“包袱”的合理性。要顺理成章，合乎逻辑，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还要有可信性，不可牵强附会，胡说八道。“包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过去有句老话：“说十年相声也不够个听相声的资格”。杨老先生解释说，十年相声怎么还不够个听相声的资格呢？花点钱不就能听相声了吗？内行听门道，外行看热闹。听出门道了，也就是你对相声的鉴赏能力提高了。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何为高雅？何为低俗？该怎么‘使’（指表演），怎么才能‘寸’（恰到好处）。只有鉴赏能力提高了，真正理解了相声艺术的深刻内涵和巧妙的表演技巧，才能把相声说得合情合理，耐人寻味。把握好相声表演的度，才能给观众带来高雅、健康的笑，笑不是目的，是手段，要给观众留有回味和启迪，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和教育性，这是杨老先生一生的追求。
杨宝璋一生喜欢“文哏”相声（指有知识性的段子）如：《解学士》《苏东坡三吃鱼》《刘罗锅传奇》（原名满汉斗）、《小神仙》《五行诗》《文章会》《孔夫子吃元宵》等。他一生所会三百多段传统相声大多数为“文哏”。他不善唱（柳活），但他匠心独运，改唱为说，表演风格独具魅力，堪称一绝，被业内人士所称道。
杨宝璋一生收徒十几位，有金文和、余文光、李慧桥等，在河南、安徽及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晚年的杨宝璋曾随淮南文工团赴江苏、安徽、上海等地演出，还多次与侯宝林同台，受到了观众及同行的一致好评。
1993年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录了他的二十集长篇单口相声《刘罗锅传奇》。还与他的弟子余文光在河南电视台《七彩虹》《梨园春》栏目频频上镜。
1999年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命名为建国50周年有特殊贡献的曲艺工作者称号。
2018年，受邀接受河南电视台《文化财富》栏目组人物专题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