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瑞1927年回国后，辞去了待遇丰厚的妇产科工程师工作，转而做公共卫生科讲师兼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在这期间，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结合她学习和考察的实践，撰写了《我国助产教育》的论文，于1928年春在中华医学院举行的第七次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该文详细阐述了助产教育的重要性，对建立助产学校的设施、课程设置以及实习等进行了详加论证：在课目方面分二年班、六个月和两个月速成班。二年班侧重提高质量；六个月及两个月的速成班，旨在普及，着重数量。关于实习方法，特别强调助产学校应有自己的产院，方便学生实习。这篇论文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赞同，并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受到医学界的重视和赞赏。这是她首次把国民健康的希望放到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上。

杨崇瑞博士十分关心妇婴的安危。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和第一卫生事务所遇到大量的婴儿“四六风”和妇女的产褥热病例使她忧心忡忡，这两种病直接导致中国人口高死亡率。消灭“四六风”和产褥热，首要的问题是实行和推广新法接生。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村旧式产婆接生，不知使多少婴儿夭折，不知有多少妇女因产褥热而丧失生命。当时的社会，由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妇女视生孩子为畏途，临产时往往求助于土法接生的接生婆。在人们的心中，妇女生产是一项见不得人的秘密行动，把产妇胎儿的生死付诸天命。在这样愚昧无知的社会背景下，杨崇瑞博士深知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有一个废旧立新的艰苦过程。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她没有提倡废除旧式产婆，而是采取教育“转化”方式，即一方面认真培养新的助产士，另一方面开办训练班，帮助旧式产婆掌握清洁消毒、科学接生等知识。采取这样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自旧式产婆的阻力减小了，新式助产士也比较顺利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妇女的生育健康有了保障，婴儿因旧式接生患破伤风的状况也逐渐得到了控制。

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招收了30名平均年龄54岁的妇女，全部为文盲。教学内容完全从实际出发，重点是正常产的消毒、脐带的正确处理和如何识别分娩过程中的危险。此后，讲习所对360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培训。

1928年9月，成立了北平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任命李德全、郑河先、宋友竹、杨崇瑞、周瑞麟、王慧、方石珊、祝慎之为委员。这个委员会经呈请中华民国卫生部和教育部批准，于1929年2月，成立了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由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任会长，杨崇瑞是9名委员之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平先筹设一所国立助产学校。

1929年1月23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在北平正式成立，校址设在灯市口大街，后迁移到交道口南大街麒麟碑胡同八王王妃宅，由杨崇瑞博士担任校长。学校除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改为三年)的本科班外，还附设助产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生，训练六个月，以应当时开展妇幼卫生工作的急切需要。为提高教学质量，杨崇瑞亲自到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及北大医学院等处聘请谢少文、潘光旦、林巧稚等专家教授来兼职给学生讲课。由于学校教学质量高，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被称为“北平八大学府之一”。

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是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倾注了她很大精力。她亲自制定了“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并用这种精神严格要求学生。

她经常教育学生：“在你们的手中，握着两条生命——母亲和孩子。你们是守卫新世界的人，新的生命会在你们手中诞生，但也会在你们手中死亡。因此，你们的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绝不可有任何疏忽。”这些充满人类之爱的谆谆教导，就像甘甜的雨露，点点滴滴渗透到学生们的心田。她要求助产学校的学生既要有高超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必须掌握完整而扎实的基本功。从对夫妻双方的生育教育到产前检查、建立卡片，到追踪随访、接生喂养，都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严格遵守程序和制度，还要求所有到产院实习的学生，必须按时认真地写实习报告。如果发现学生不按时完成，不认真对待，她会严厉责备，并令其重写。她白天给学生们上课，夜晚还不顾一天的疲劳，亲自到附属产院检查夜班，如果有谁擅离职守，她将作为事故典型，警告全院。她严谨治学、治院的工作作风，给学生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杨崇瑞所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成为当时的旗帜和楷模，在其带动下，陕西、青海、甘肃、贵州、四川、河南、浙江、山东、武昌、南昌、海南岛及河北清河、定县等省、市、县也先后创办了助产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各省、市立案的助产学校已有54所，其中十几所学校有附属产院。此外，还有私立助产学校14所，未立案的助产学校多所，在西北地区还创办了12个乡村卫生队。杨崇瑞的学生遍及全国，大多是领导或业务骨干，以“牺牲精神，造福人群”为宗旨在各助产学校勤勉工作，推动了全国妇幼卫生和助产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办好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杨崇瑞博士以她在妇幼保健事业中的卓越成就和名望，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去英国进修助产奖学金七个名额，派章斐成、史宏耀、曾宪璋等7人去英国学习。还派护士林斯馨、管葆祯、陈怡迪去英国学习助产教育及进修助产专业知识，回国后分别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病房负责人、江西省立助产学校教务主任、南京中央助产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大教室曾放着一架宝贵的女性骨骼标本。因为当时女性骨骼标本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这架标本是杨崇瑞博士的一位外国朋友，因敬佩她无私创业的精神，立下遗嘱说逝世后把自己的骨骼送给她作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习用的标本。

杨崇瑞博士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1934年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成立后，她担任了该处妇婴卫生组主任，任务是推广已见成效的方法，首先在南京成立了助产学校，其后在各省市相继创办妇幼保健院。

1937年初，杨崇瑞博士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奉派考察欧亚两洲各国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先后到印度、马来西亚、安南（现越南）、菲律宾、意大利、瑞士、英国、爱尔兰、法兰西、丹麦、奥地利、荷兰、挪威、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七•七”事变使当时在国外的杨崇瑞焦灼万分，急奔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37年11月，杨崇瑞到达汉口，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组织建立伤员医院。后战事急转直下，沿海各地转移后方的人日渐增多，教育部制定了在贵阳设立医学院的计划，杨崇瑞博士随即被教育部聘为筹备委员之一，赴贵阳筹备贵阳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建成开学后，她在该学院教妇产科。抗日战争初期，杨崇瑞还创办了国立助产学校武汉分校（后迁往四川乐山）。

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邀请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以及各界妇女著名人士参加。这是一个全国妇女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会议，以邓颖超同志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参加了谈话会。杨崇瑞作为全国著名的妇幼卫生保健医师应邀参加。参加谈话会的还有李德全、沈兹九、史良、吴贻芳、邓裕志、俞庆棠、刘清扬、高君珊、张素我、熊芷、雷洁琼等。

1938年8月，杨崇瑞博士回到卫生署工作。在重庆，她一方面帮助筹划儿童保育院医药方面事宜，一方面帮助开辟从新桥到青木一段公路卫生所，先后又为成都筹组保婴事务所3所。1939年底，杨崇瑞患伤寒，病后许久不能恢复。1941年6月，杨崇瑞赴美，一方面为考察妇婴卫生，一方面也为检查疾病。在美国，她再入妇产科进修，后因珍珠港事件，归国日期延迟，1942年10月才回国。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杨崇瑞博士被派回京沪平津等市恢复妇婴卫生工作，并接管和恢复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这其间，协助上海市卫生局开办一处妇婴保健院。

1947年11月，杨崇瑞再赴加拿大、美国考察妇婴卫生与人口关系课题，原拟次年由美国再赴欧洲一行，后因被卫生部推荐，选为立法委员，于1948年6月回国。当时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职，所以辞去了中央卫生实验处妇婴卫生组主任及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职务。1948年10月，她又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1949年1月，赴日内瓦开会，会毕帮助该会整理妇婴卫生工作队的标准和设备事宜。随后获得了考察欧洲助产教育和妇婴卫生奖学金，到瑞士、捷克、芬兰、瑞典、丹麦、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参观考察，又回到日内瓦。虽一心想回到祖国，但对当时政局极不明了，在欧洲又找不到能看的报纸，所以对于祖国的消息知之甚微。于是决定暂先回美国，认为美国消息灵通些，也有中国报纸看。但这并没有使杨崇瑞了解到祖国的最新消息，仅从来往的国人和朋友的来信中，知道了新中国已经成立，也知道了政府欢迎一切技术人员返国参加建设事业。在焦灼的等待中，接到了母亲转达的周总理希望她回国的口信，她欣喜若狂。应卫生部李德全部长之邀，杨崇瑞毅然辞去待遇丰厚的国际卫生组织的高级职务，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局第一任局长。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与当时妇幼卫生局的同志同心协力，着手解决当时最常见的妇女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问题。她从改造旧产婆着手，经过短期训练，使她们有了初步的消毒观念，从而大大降低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率。推广一件新事物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要教育干部，使她们认识到改造旧产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杨崇瑞博士苦口婆心到处奔走呼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2年，她主持制定了全国性的妇幼卫生工作计划，组织举办了全国妇幼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保育干部培育班，建立妇幼卫生保健院、儿童卫生研究所等机构，在全国建立起一套妇幼卫生保健网，使推行妇幼卫生工作有了组织保证。政府按照妇婴工作计划，设立了两个小型的产科医院，并以这两个医院为中心，按地区设立了13个中心站与34个分站，各由一个医师或助产士(其中不少是第一助产学校毕业生)负责组织培训接生婆与助产士，并协助与督导接生工作，宣传并推行产前检查与产后护理。1949—1953年间，共训练接生员269000多人，妇幼卫生员9000多人，使新法接生比较迅速地普及，产妇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7‰减到1954年的0.5‰，婴儿死亡率从1949年的117‰降到1954年的46‰，以后继续降低，到1966年已降到20‰左右。

1957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主张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并于同年7月5日刊载于《人民日报》。她见到文章后非常兴奋，表示赞同马老的论点。她在南京视察期间，曾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女士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提倡节制生育，反对人工流产。她大半生为之奋斗的节制生育工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反右时批判她实行“三马主义”，即“贩卖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拥护鼓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对马列主义的生育观”。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殃及到杨崇瑞博士，由于她是著名民主人士，对她当时的政策是“划而不斗”。但在妇幼司范围内，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被批判了一次。她被错划为右派后，便离开了妇幼司的领导岗位，被安排在中华医学会妇产科杂志做一名普通编辑。但她仍然情绪安然。

周总理很了解那些爱国、富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请杨崇瑞等知名人士吃饭时说：运动嘛，不要气馁，该提的意见还是要提，要把六十年的经验写出来留给后人。总理的鼓励和安慰温暖着她的心。

1978年，中央决定重新审查右派问题，为她做了平反。在翻阅她的档案中，才了解到她足迹遍布十七个国家考察妇幼卫生工作，对世人贡献巨大，可她从未对他人谈及。1983年，93岁的杨崇瑞博士逝世。

在她的大力推动下，1928年9月，北平市（今北京市）成立了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负责全市产科医师和助产士管理、接生婆培训等事务，杨崇瑞任委员。1929年1月，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成立，杨崇瑞任委员。随后，国民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正式批准她创办示范性的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任职期间，杨崇瑞为学校建设费尽心力，筹措资金，聘请朱章庚、林巧稚、潘光旦等知名教授任教， 并对毕业生提出了有独立管理助产学校及产院的工作能力和会骑马、骑自行车以方便下乡、到山区工作等严格的要求。由于第一助产学校教学质量高， 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十年间她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教职员中派往各省助产学校任校长、附属产院院长或教导主任的有20多人，为我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据统计， 仅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从1929年到1939年就毕业各种学生255人， 大多派往各省市公立卫生机关及边远地区服务。

1933年， 杨崇瑞同时在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兼职，她为全国各省市选派助产教育人才， 对各省市的助产教育工作进行指导， 协助各省市公立和私立助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国妇婴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崇瑞， 受到了世界同行的尊敬。1937年初， 她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专家， 对欧亚各国的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进行考察。11月，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参加红十字医疗队， 组织伤兵医院， 从事妇婴保健工作， 编写了《妇幼卫生纲要》《妇婴卫生学》等妇婴卫生教材及挂图发行各地。1941年，杨崇瑞再次赴美进修妇产科，1942年回国后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幼卫生组主任，1947年前往美国、加拿大考察妇幼卫生。1948年， 杨崇瑞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妇婴卫生组副组长，前往欧洲多国考察和指导妇幼卫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杨崇瑞出任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 。在任期间， 她主持制订并组织实施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的整体计划，建立起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的全国妇幼三级保健网， 使我国妇幼卫生工作得到全面发展。新法接生迅速在全国普及，基本消灭了产妇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

杨崇瑞终生未婚，生活俭朴，1983年病逝前把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她曾坦言，她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她的孩子。

1.现代中国妇幼卫生之路是从杨崇瑞在民国时期的努力开始的，她不仅是这项事业的实践者，且是理论的开拓者，其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并行发展。

2.杨崇瑞的理论在民国时期主要体现在: ( 一) 对新法接生助产人员的培养，一是改造旧产婆，二是培养助产士; ( 二) 培养具有“妇婴卫生”思想的妇婴保健工作者; ( 三) 借助国家政治力量，由妇幼卫生行政来推动妇幼保健工作，并开展妇幼卫生现状的调查研究; ( 四) 妇幼卫生资源与技术力量的合理分工，产检与顺产由助产士或妇幼保健医师提供上门服务，难产则送保健院。

3.杨崇瑞将其在“旧中国”探索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及苏联经验融汇，借助共和国自上而下的卫生行政体系了“新中国”的妇幼卫生道路——建成了“以预防保健为主、保健与临床医疗结合”的妇幼保健体系。

1.王世民：“杨崇瑞博士是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者和开路先锋，她的光辉业绩和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2.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等为杨崇瑞题词，高度赞扬杨崇瑞博士生前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

3.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她的一生不仅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影响了国际妇婴卫生工作的发展。”

著有《妇婴卫生纲要》、《家庭卫生和家政概要》、《我国助产教育》等著作和教科书。

1983年，建立“杨崇瑞基金”，表彰奖励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医务工作者，为推动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991年，为纪念杨崇瑞诞辰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和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会合编了《杨崇瑞博士百年诞辰纪念》一书。

1999年11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召开大会，庆祝建院70周年，并举行了杨崇瑞博士铜像揭幕仪式。

200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司、中华医学基金会杨崇瑞基金等合编了《杨崇瑞博士——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1]王瀛培.“旧中国”经验与“新中国”道路:杨崇瑞和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的起源[J].妇女研究论丛,2018(06):80-95+121.

[2]王勇.中国现代助产教育的奠基:杨崇瑞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特约)[J].天津护理,2014,22(06):484-487.

[3]杨红星,王华玲.留美医学生杨崇瑞与中国妇婴卫生事业的近代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9-13.

[4]讴歌.杨崇瑞:规划妇婴五十年[J].中国医院院长,2010(11):90-91.

[5]夏俊生.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J].炎黄春秋,2007(08):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