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效春入学的同时，陶行知先生从国外留学回国，应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陶行知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主要在于他主张把城市平民的教育先办起来，于是，会同一些好友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这其中，杨效春不仅是支持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城市平民教育开展起来了，他又想兴办乡村教育，提出了宏伟设想：“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我们希望能经过努力，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办一百万个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计划，他先在南京办了试验学校，校址就选在南京和平门外的晓庄。这就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称为晓庄学校）。

试验学校开学前，首先要物色管理人员及招聘教师。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教育科主任，自然对师范专修科的高材生了如指掌，于是，他首先想到了杨效春。

杨效春大学毕业后，巴先后在安徽休宁女子师范学校、安徽二中任教，如今陶先生召唤，自然没有二话，立即应聘。

1927年3月15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杨效春不负众望，为华校教学工作竭尽全力，劳心劳神，加之业务精通，办事有魄力又干练，深得校长信赖。所以，陶行知先生将他与金海观（后长期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视作自己的左右手。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学校发展迅速，后又相继创办了7所小学、1所中学，其中4所学校还附设幼稚园。

陶行知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实行教、学、做合一，提出“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口号，培养学生的目标要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其校门悬挂的对联就是：

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向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在此期间，除搞好教务工作，杨效春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一员。晓庄学校停办后，他到四川成都大学任教。

文化教育是立国之本。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想通过办教育振兴民族、拯救国家。1934年，他要在家乡安徽巢县洪家疃黄山之麓创办黄麓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张治中虽是行伍出身，但1928年起就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教育长，所以他对兴办教育富有经验。他十分注重对校务主持者的遴选。经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的推荐，邀请杨效春担任该校校长。

杨效春治教有方，当时的安徽省立黄麓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名重一时。不到三年时间，一所原只有2个简易师范班、学生不到百人的学校，发展为培养乡村教育和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多种人才教育中心（即著名的“黄麓教育实验区”），常设四年制简易师范3个班、二年制普通师范2个班，及农村青年服务班等十多个班级。

除了常规教育，杨效春还受安徽省教育厅的委托，为全省推行短期小学教育培训师资；为了充分挖掘教师潜力，又在学校周围举办短期小学和中心小学。

1930年，杨效春因父亲病故回乡治丧，县城教育界和乡绅要求他参与整顿创办不多年的义乌县立初级中学。经与义中校长和县长章松年磋商后，他与楼良相两人来到义中了解情况，并提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见。

自宋代庆历年间以来，义乌就以文庙建县学，“庙以祀先师，学以育贤才”。1927年筹办县立初级中学，也将校址选在孔庙。按旧规，县人除了新科状元祭孔，文庙不开正门。为了方便师生进出，杨效春提议拆开正门，要求学生“心身并用，手脑双健，能思想也能工作，会劳心也会劳力”，并主张将文庙前的广场改为学校操场，将操场西南面的湖塘荒地给学生开垦种植蔬菜。

回故乡期间，为实践自己提倡的“要打破死的教育，创办活的教育；打破假的教育，创造真的教育；打破阶级的教育，创造全民的教育；打破书本的教育，创造人生的教育”。他在农村发动民众开展识字教育。为此曾多次编写通俗识字读本，柳村老农至今还记得：

一人拿不动，两人真容易，三人便轻松，四人省力气。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人生天地间，哪有不合群。

人人是兵，村村是营，村村自卫，世界大平。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中国人，中国兵，合起来打日本。

他在黄麓乡村师范主张“有山皆种树，有塘皆养鱼”。并创建黄麓教育示范区，计划用十年时间，在巢湖周围十县区建成教育与农村经济建设联合网络。这一计划在教育部的“庚子赔款”教育基金的资助和张治中的支持下，从1936年起已陆续得以实施。

黄麓师范学校及教育实验区的开创性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一时名闻遐迩，参观考察者比肩接踵。当时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在视察后大加赞赏，特在《中华教育杂志》撰文，题为《一个异军突起的乡村师范》，由此黄麓教育经验在教育界推崇备至，杨效春也以其出色的工作成就而成为教育界的一颗明星。

杨效春的教育改革之举，既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也受到民众的欢迎与支持，可是在无形之中也得罪了当地封建遗老遗少。再加之30年代的安徽教育界，门户之见非常严重，排外思想盛行，除了有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外，还有地方势力各树一帜，相互攻讦。争权夺利之丑事也时有发生。杨效春作为外籍人士，自然成为一些旧的地方封建势力的众矢之的，他置身逆境，危机四伏。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利用淞沪前线卸职回家休养之机，曾常到黄麓师范学校各教学点视察，一个多月后，他即赴湖南任省政府主席。此时，传闻日本鬼子即将渡过长江攻占和县。和、巢两县相邻，受谣传影响，一夕数惊，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杨效春又因操劳过度，染伤寒病卧床不起。

面对战火蔓延，谣言四起，学校究竟何去何从，校方展开激烈争论，莫衷一是。其中一方认为，趁战乱之机迁往湖南，在那里有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作靠山，背靠大树好乘凉，即使有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可是，搬迁学校毕竟不是小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况且，学校虽是张治中将军创办，可它又属省立师范学校之一，重大行动须请示安徽省教育厅才能定夺。再则，杨效春大病初愈，尚未恢复元气，不宜长途跋涉劳顿。鉴此，他提出抗日不分前方后方，坚持后方，保家卫国，同等重要。因而主张留在田家疃继续办学，并组织民众，宣传抗日。

面对校长的决定，部分人当面不敢反驳，背地里却大造声势，声称“不到湖南去，就想当汉奸”。并在学校围墙、过路凉亭等四处涂写，还称杨效春是汉奸，目的是胁迫其迁校湖南。

地方宵小，见有机可乘，即以“莫须有”罪名向当地游击队诬告。

面对凶险的谣诼，搅得杨效春心力交瘁。他的心在滴血。

1937年底，正是万木凋零、凛冽萧条的严冬，天幕低垂，整个皖中地区格外清冷。在滴水成冰的一个清晨，杨效春抛妻别子，只身赶往合肥，拟商请省教育厅后，赶赴长沙与张治中主席会晤。可没曾想到厄运正悄悄地向他袭来。当他到合肥时，皖中游击司令宋世珂会同桂系驻军某部，趁机合谋将其逮捕。

在狱中，他一面上书张治中主席，一面向当地军政当局辩诬，详述历年来宣传抗日、募集经费、救治难民、犒劳前线将士等实情。其言凿凿，条分缕析，字句铿锵。

虽知告发之情节全属子虚，然而，当局对杨效春的陈述根本不予理睬。没几天，在毫无口供与旁证情况下，被宣判死刑。

1938年1月15日，阴云密布，寒气逼人，在皖中大地笼罩的一片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中，杨效春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当局唯恐他在行刑途中喊冤，竞用蔑片横卡在口中（一说棉花），使其无法出声。

随着军号的嘀嗒声，囚车后面，跟随着许多民众，不少人都为杨效春的蒙冤暗自饮泣。

在刑场上，刽子手令其跪下，只见杨效春两眼圆瞪，凛然不屈。当弹穿其头部倒在地上时，他仍两眼不闭，怒视这不平世界。

杨效春被杀后，舆论哗然。不少人纷纷撰文为其鸣不平。如知情者六家畈中学校长吴焕文就写了《杨效春先生被害经过》。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张治中等50余位知名人士，也将其蒙冤受诬经过刊登在《大公报》上，公诸于世，以澄清事实。

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是满怀悲愤与痛惜之情撰文的。

诚如他的学生所言，“杨先生之被冤而死，不仅是他个人短暂一生的可悲结局，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中教育战线上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