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6 12:49
杨杞松（1914－1947），曾就学于莆田公学初中、哲理中学高中部，期间参加互济会，任莆田中心县总副主任。1934年初考入上海私立职业学校，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拘捕。此后转回家乡，1938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任中共闽中特委创办的《时论》刊物编辑，积极宣传抗日。“泉州事变”（即国民党当局强行收缴集结在泉州，正在改编并准备北上抗日的闽中红军游击队武器，暗杀游击队领导人刘突军的事件）后，《时论》被迫停刊。中共组织乃将该刊改名《抗敌知识》继续发行。为使各期稿件顺利付印，杨杞松每与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交涉。同时，他还参加中共组织在沿海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反顽活动。1941年1月，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受命在莆田忠门的王厝组建抗日保家游击队，多次参加反击顽军围攻的战斗。同年9月随特委机关转移到长乐，打入长乐县政府担任机要秘书，从事地下秘密活动。1942年4月随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莆田，奉命打入伪军张天真部。其间与特委成员翁鸿镗等组织隐蔽在伪军里的抗日游击队员夜袭梁厝盐兵，缴获步枪20多支、机枪1挺，为海上抗日游击队补充装备。张天真以为他们作战有“功”，分别委任他俩为“大队副官”和“参谋长”。同年8月兼任闽中海上游击队第二中队指导员兼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日、伪、顽巧妙周旋，多次指挥抗日作战和反顽自卫战斗。1944年1月调回内陆，继续参与策反伪军工作。同年底率领抗日游击队组织了袭击忠门区伪军自卫队等战斗。1945年6月，“东吴事变”（即国民党特务勾结日、伪军袭击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的事件）发生后，杨杞松受命担任莆田县委负责人，很快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和游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清剿”我党领导的闽中抗日力量，闽中特委转入隐蔽斗争，杨杞松奉命回到沿海忠门一带开辟游击根据地。1946年11月配合闽中特委委员林汝楠在沿海镇压特务叛徒、培训干部、发展党员、组织游击队、创建游击据点，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筹粮筹枪支援闽中游击队（戴云纵队）。1947年2月底任闽中地委委员。同年8月，因叛徒出卖在西天尾溪安村被捕，历经残酷折磨，坚贞不屈，被国民党保安团活埋于莆田城关东岩山。壮烈牺牲时年仅33岁。
1934年初，杨杞松考入上海一所职业学校，新的环境，给杨杞松提供了锻炼自己的良好契机，当时上海各院校的学生大闹学潮，学生运动此起彼落、波澜壮阔。在那大动荡的年代，杨杞松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1935年，杨杞松因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拘捕。出狱后，杨杞松返回莆田，参加了中共莆田地方组织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1936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闽中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合作抗日。为了宣传鼓动抗日救亡，中共莆田县委派杨杞松到莆田城区创办《时论》刊物。该刊物以介绍全国各抗日战场的情况为主，并发表时事评论。但因言辞激进，屡遭国民党莆田当局查禁。1938年3月，国民党第八十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派兵包围了已改编的闽中游击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泉州事变，杨杞松主编的《时论》及时报道泉州事变的情况，结果被国民党莆田当局查封并被迫停刊。于是，经党组织同意，杨杞松又将《时论》改名为《抗敌知识》，但每期印发的内容都须经国民党莆田县党部审核，方可付印发行。为了使《抗敌知识》刊物能够顺利付印，杨杞松经常与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的有关人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辩论。然而，尽管杨杞松作了不懈的努力，《抗日知识》最终还是没办多久又被查封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中共莆田地方组织一方面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另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组建群众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根据新的形势需要，中共莆田县委派杨杞松深入莆田沿海地区，开展抗日宣传和组建民众武装等工作。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允许民众组织自卫武装，以保家安境。杨杞松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动员莆田沿海的灵川、忠门等地的农民骨干，组织起来，捐钱捐物购置枪支，筹建民众武装。同时杨杞松还积极培养和发展农民骨干入党，并组建了灵川、忠门等地的基层党组织，以加强对民众抗日武装的领导。为了搞好沿海地区的抗日工作，杨杞松经常深入偏僻的农村，挨家挨户进行动员鼓动，他把原来在县城印发的各种抗日知识和宣传传单，分发给农民，使农民逐步了解日本侵华的罪恶行径和滔天罪行。同时，杨杞松还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经过杨杞松等人的努力，莆田沿海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群众的抗日热潮日益高涨。杨杞松不失时机地率领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顽斗争。由于杨杞松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工作成绩显著，深受中共莆田县委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于是，在1941年2月，中共莆田县委改选时，大家一致推选杨杞松为县委委员。此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母亲思儿心切，忧虑成疾，希望他能回家住几天，但是他总是来去匆匆，含着泪水请求母亲宽恕他的不孝。
1941年，闽中沿海地区第一次沦陷。从同年4月起，日军在川石岛海面集结了航空母舰两艘，舰船30余艘，帆船100多只，飞机40余架，调动兵力1000余人于4月19日，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从长乐县漳港登陆，并迅速占领了长乐县城。随后，连江、福清以至福州也相继沦陷。在这新的形势下，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成为首要任务。同年5月，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决定在沦陷区成立游击总队，领导当地的抗日斗争，总队长均由当地的县长兼任。当时长乐县长张灿在沦陷时怕死逃走，省保安司令黄珍吾例外地委任国民兵团副团长刘阔世(秘密共产党员)担任长乐县游击总队队长。随后，根据中共闽中特委指示，福清、长乐、平潭和莆田的游击队先后到达长乐，加入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从而组成了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各县游击队为主力的沿海抗日武装。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游击武装以及沿海地区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闽中党组织又陆续派遣一些干部担任长乐县政府和军队部门的要职。1941年8月，杨杞松奉命来到长乐，担任国民党长乐县政府机要秘书，协助刘阔世开展工作。由于杨杞松既是国民政府承认的烈士后代，又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派他担任刘阔世的助手，既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又能加强党对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
杨杞松来到长乐之后，立即投入严峻的抗日斗争中。当时正值日军在全国正面战场兵力紧张，准备将驻福建沿海一带的侵略军调往中原地区。1941年9月，日军撤出长乐县城，长乐抗日总队乘势出击，兵分两路直插县城，抓获了维持会的主要汉奸，迅速光复了长乐县城。杨杞松跟随抗日总队进城后，投入紧张的政权交接工作。他一方面收集整理被日军糟蹋的各种文书档案资料；一方面拟发“快邮代电”向各地报告长乐光复的喜讯。当时形势虽然喜人，但斗争极为复杂。国民党当局对刚光复的长乐县城并不放弃统治，先派保安四团团长钟大均进城搞“接收”。随后，国民党第七十军军长李觉也到长乐，意欲收编游击总队。面对这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杨杞松及时将有关情报向中共闽中特委报告。闽中特委根据国民党福建当局的动向，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对各游击队的活动和布点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当国民党收编长乐抗日总队的企图未能实现之后，立即增兵长乐，图谋挤走以至伺机消灭游击队。杨杞松立即将这一新的情况及时通过地下交通员向特委作了报告。于是，中共闽中特委决定恢复执行“荫蔽精干”的方针，按原定计划把游击队伍逐步撤出长乐：“分期分批返回原地方，以保存革命力量。”
在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当局被迫合作御侮，共同抗日，一旦日军撤退，又故伎重演，企图消灭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所以，长乐光复之后，国共两党之间“摩擦”日剧，终于1942年4月爆发了江因事件，从而使闽中国共两党对长乐武装的争夺成为公开化。于是，长乐的形势直转而下，中共闽中地方组织马上组织在长乐的游击队及其已经暴露的有关人员撤离。杨杞松也奉命离开长乐县政府，返回莆田。
杨杞松随游击撤回莆田之后，根据闽中党组织的指示，随游击队打入海上伪军。不久，杨杞松被提拔为第二大队参谋长。同年8月，中共闽中特委为了加强对海上游击队的领导，对海上游击队的组织建制进行了调整，任命杨杞松为海上抗日游击队第二中队指导员，兼任该中队的党支部书记。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情况下，杨杞松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坚持同恶劣的生活环境作斗争，妥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敌伪关系，使闽中游击武装力量得到保存和发展。
1944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新的形势下，中共闽中特委为了加强对莆田沿海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抽调杨杞松到莆田沿海地区恢复党的工作，领导民众的抗日运动，以策应海上游击队的活动。当时莆田沿海地区处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中，各项工作处在停滞状态。为了尽快恢复党的工作，杨杞松一方面利用原有的关系户，逐步沟通党和群众的联系，并通过基本群众中的农民骨干，逐渐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闽中特委指示，继续参与伪军中的策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杨杞松在莆田沿海一带的抗日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些原已停止活动的民众组织得到恢复，部分民众自卫武装恢复后的领导权掌握在党员干部的手里。根据新的形势，杨杞松又不失时机地组织民众武装开展斗争。当时，莆田忠门区公所的保安队，经常下乡，欺负百姓，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为了打击保安队的嚣张气焰，杨杞松组织民众自卫队一举袭击了忠门区公所，缴获了保安队的枪支。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士气，又促进了沿海民众抗日武装的发展。正当杨杞松在莆田沿海地区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之际，莆田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945年5月，日军从福州、长乐、连江等地撤退之后，国民党福建当局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中共驻在长乐的福建省委、闽中特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5月底，海上游击队随伪军一道移驻莆田沿海的东吴村。6月2日，保安团两个中队进驻东吴村周围的几个村庄，形成对东吴村的包围势态。6月7日凌晨，伪第一路军指挥部以开会为名，突然诱捕并枪杀了闽中海上游击队队长和闽中特委的领导人。“东吴事件”发生之际，杨杞松恰好隐蔽在革命群众家里，才幸免于难。
“东吴事件”的发生使莆田的中共党组织和游击武装队伍遭受严重的破坏。鉴于当时莆田县委领导班子濒临瘫痪，闽中特委指定由杨杞松代理莆田县委书记，负责处理“东吴事件”的善后问题，并全盘考虑莆田县委的各项工作。受命于危难之时，杨杞松不负众望，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力量打击叛徒的嚣张气焰，并致力于莆田党组织的恢复与抗日武装队伍的重建。
抗日战争胜利后，莆田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由于福建省委领导核心长期在闽中领导抗日反顽斗争，故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地区就成为国民党当局“清剿”的重点，这给杨杞松领导的莆田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鉴于当时莆田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实际情况，光靠少数党员去恢复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党的各项工作迅速恢复起来。于是，在杨杞松的建议下，莆田县委决定将党的活动地点选择在莆田沿海的北高、忠门和灵川一带。同时，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杨杞松决定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杨杞松亲自制定培训计划，编写培训教材，并亲自给学员授课。同时，他还利用培训班传达上级党组织关于积蓄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粉碎国民党当局的内战阴谋的有关指示。培训班还互相交流各地区的工作经验和教育，并指导党员干部正确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指示。通过培训，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为莆田党组织的恢复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杨杞松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共莆田县委及其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县委领导班子的力量得到加强，基层党组织也逐步得到恢复，特别是莆田沿海一带，先后建立了忠门、北高、连川等基层党支部，党员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正当杨杞松领导的莆田沿海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当局由于前方战场节节败退，兵源紧缺，便在其统治区大举抽丁抓兵，甚至独子也被抓去充当炮灰，对此，民愤极大。杨杞松抓住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抗丁。由于抗丁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斗争声势迅速增大，从而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于是，杨杞松在抗丁斗争的基础上，以党员干部为骨干，在莆田北高的邹厝、埋中等乡组建了莆田人民游击队，杨杞松兼任游击队指导员。游击队初建时仅20多人，随后发展到50多人。游击队成立后，马上在莆田的沿海地区开展反“三征”(征粮、征丁、征税)斗争。随着游击队的声势和影响逐渐扩大，原因东吴事件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员也纷纷归队，使游击队迅速扩展到150多人。
1947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改为闽南地委。同时，地委为了贯彻执行闽浙赣区党委关于“由长期分散隐蔽转向公开发动游击战争”的方针，决定成立闽中游击纵队。1947年4月，以杨杞松领导的游击队和福清游击队为主要力量的闽中游击纵队正式成立。由于党的工作需要，杨杞松没有参加游击队武装斗争，留在莆田继续领导莆田县委工作。
1947年8月，隐蔽在西天尾溪安村的杨杞松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国民党当局费尽心机，始终难以从杨杞松的口里捣出半点有用的东西，最终恼羞成怒，将杨杞松活埋于莆田城郊的东岩山。
一个宝贵的生命从人间消失了，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世间。
杨家一门三烈士的动人事迹：国民革命军旅长杨持平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后被军阀吴佩孚杀害，现长眠于莆田市龙脊山烈士陵园。其子杨杞松也投身革命，先后担任闽中海上游击队指导员、中共莆田县委书记，1947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就义。杨杞松堂兄弟杨文喜曾任莆田南洋游击队长、中共莆田县委委员，1949年夏季率领部队在莆田南北洋平原一带活动时，突遇国民党反动保安团的偷袭，不幸牺牲，成为“与新中国擦肩而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