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左都御史杨涟上疏熹宗皇帝，历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请熹宗正国法，消隐患。不料，熹宗一味听信客氏谗言，以魏忠贤为“憨直”者辈论之，不但不治罪，反加重用。魏忠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于天启五年（1625），兴大狱杀害杨涟等东林党人。此后，凡得罪魏忠贤者，少则丢官削职，甚则性命难保，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唯有小人得志，弹冠相庆，尽与魏忠贤奏请阿谀奉承之词。天启六年(1626)，巡抚浙江签都御史潘池祯，建议魏忠贤立生祠。不久，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每年与孔子同时祭祀。魏忠贤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告准行事，从此，建祠之风几遍天下，民不聊生。

正当此时，杨栋朝直抒己见，冒死直言，上奏《首参魏珰疏》，谏劝熹宗皇帝。杨栋朝用事实向熹宗阐明：“杨涟事件”之后，朝中“趋膻赴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均因魏忠贤造成。杨栋朝奏道：魏忠贤只不过“一刑余小人”，“以服役之小节，效有微劳。”魏忠贤如“稍知进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马之余年”，已是魏“不世之奇遇”。魏忠贤早应知足识相，苟且一生。然而魏忠贤“目不识丁，腹饶有剑，寝假而结客氏以固宠，寝假而布爪牙以姿焰”，以致朝廷内外，阉党为患，形成“阻褫老成，禁闭正直”，一班狐群狗党，只知讨魏忠贤一人欢心，“而不知有主上之天下与祖宗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