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1-26 11:56
杨济生(1896～1975)，山东观城人，生于于中医世家，自幼熟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医药经典著作。并且熟谙中医经络学说和针刺技术。注重研究患者的病历及一些医家有效的处方，强调辨证施治。他是早期参加针刺麻醉研究的中医专家。曾和原一机部张协共同研制成功了“经络测定仪”，以现代科技手段验证中医经络理论。
杨济生（1896～1975），山东观城县人。出身于中医祖传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熟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医药学经典著作，以及清代叶、薛、吴、王四家瘟病学说。并且谙熟中医经络学说和针刺技术。先生十八岁时，已在中医届崭露头角，临医每起沉疴，求诊者日逾百人，曾先后悬壶于湖北、四川、北京等地。先生致力于中医临医工作六十余年，在中医内科、妇科、针灸等学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学术造诣极深。
杨济生生前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央直属机关第六医院中医专家顾问、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友谊医院中医部主任。
杨济生先生为人正直，医德高尚，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深受患者好评。杨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在武汉已很有名气，每天前来求治者甚多，但无论怎样忙，先生都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对于那些衣食无着的穷苦患者，不仅分文不取，还常常送药，以至送钱。当时在 武汉的一些药店、药铺不乏有凭杨先生手条取药记账者，药费则由先生年终结算支付。
解放前，武汉三镇雨季常常受淹，严重时房倒屋塌，街上行船。这正是瘟疫流行之际。为了防止瘟疫流行，先生每年都参加武汉市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济活动，义务为患者看病，并捐钱捐物，救助灾民。
先生虽为名医，但从来没有名医的架子，他行医几十年，从不以衣帽取人。解放后，先生应党和国家领导之邀来到北京，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和驻华使节、来访国宾的中医诊治工作，没有普通门诊任务，因此，许多患者就到他家里求医。先生回家，只要看到有病人，不论是一般工人，还是普通居民，总是首先给患者治病，然后才吃饭、休息。
杨先生就是这样，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直至临终前两天还为一位从新疆来的患者看了病。
先生自幼熟读经典，一些著名的医案医话也都拜读，家中众多医书中都留有先生的批注，对于重要章节，更是反复记忆，直到晚年都可随口咏来。可见功底之扎实。
先生不仅勤求古训，而且非常重视当代医家的经验，注意不断地学习，接受新的东西。他经常在休息时，让我们读医药学刊物上的文章给他听，从中了解医学动态和学科新进展。此外，先生从无门户之见，不耻下问，因此在医药界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初到北京时，为了了解北方常见病的发病情况和用药特点，曾造访过许多医家，就我们所知，就先后到过孔伯华先生、施今墨先生诊所，挂号就诊，求教。
此外，杨老在应诊时，还注意研究患者带来的病历，尤其对于患者反映疗效较好或毒副作用较大的方剂，更是倍加留意，有时患者离去后还组织我们讨论。
由于杨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因此遣方用药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之所以成名，并不是因为有几张祖传秘方，或他有特殊的才气，而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果。
杨先生熟记的汤头不下千首，各家各派的代表方剂无不知晓，但是先生临症用药十分强调要辨证施治，从不死搬硬套成方。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这句话充分反映出先生的不迷信秘方、验方，注重随症加减的求实作风。
先生在遣方用药方面一大特点是主张“简、便、廉”。他常常教导我们说：“药过十三，治病不沾”。他开出的处方，一般药味不多，也很少用那些昂贵的或不易买到的药，他主张小药治大病，用药要恰到好处，过量则损伤正气，不足则无以奏效。先生常说：“一方一药，掌握好坏，既能治病救人，也可因粗疏而给病人带来痛苦，增加患者负担”。
先生不惟以大方脉见长，在针灸方面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在针灸治疗时，讲究选穴要少而精，取穴要准，手法要稳，强调聚精会神，扎针时要眼到，手到，气到，行针手法讲究手不离针，擅长交经缪刺，常常是上病下治，左病右治，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由于先生在大方脉及针灸两方面都十分精通，因此在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时，往往针药并用。例如，1951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患了颅内占位性病变，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检查手段还不够先进，采用手术治疗，不但不能保证疗效，而且危险性大。经各方专家会诊后，这一艰巨的治疗任务最后落到杨老肩上。先生经过仔细的辨证后，决定采用内服加减九味羌活汤，同时配合针刺至阴、窍阴、列缺、头维等穴位。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这位领导同志的症状消失了，直至1991年逝世，从未复发过。又例如，1974年，一位经人介绍专程从河南省三门峡市赶来求治的年轻女患者，从发病起只短短的三、四天，从手腕开始直至整条左臂，知觉和运动功能完全丧失了，肌力为零，手臂因软瘫呈自然下垂。先生在认真地试脉问诊后，选用内服加减荆防败毒散，同时配合针刺阳池、手三里、尺泽、曲池等腧穴。四天后，病情得到控制。二十天后，感觉和运动功能都明显恢复，经过将近二个月的连续治疗，患者痊愈了。并且至今未复发。
从以上案例看，由于针药并用，二者相互为补，扬长避短，从而取得了近乎神奇的疗效。
中医药学是我们祖国珍贵的文化精粹。千百年来，为我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起到巨大作用。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乏有人歧视中医，要求压缩中医编制，甚至要求在医院里砍掉中医科的现象。对这种现象，杨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一方面利用出席各种会议的机会，呼吁发展中医、呼吁中西医相结合，另一方面，在看病时，注意结合病人的病情、脉症，介绍中医的有关常识。此外，先生也以自己精湛的医术，证明了中医存在的价值。杨老为前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的作者）治病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一例。
柯切托夫是苏共监察委员会委员、文联主席，同时也是一位战斗英雄。二战期间，他在冰天雪地中受到严重冻害，以至后来下肢瘫痪了。苏联政府对他的病情非常重视，曾请国内外许多医学专家为其治疗，但都未取得疗效。1958年，受我国外交部、卫生部之托，杨老赴莫斯科为其治病。临行前，有很多人都劝其三思，但先生还是受命前往了。到了莫斯科，杨老听取了苏联医生所做的病情介绍，诊视了患者的病情，经深思熟虑，决定用针灸的方法进行治疗。结果，第一次治疗后，患者多年未出过汗的残肢竟渗出了汗液。经过二十余天的治疗，病情大为好转，几近痊愈。为此，杨老受到苏联高级领导人的接见，苏联卫生部还致电我卫生部表示感谢。此次出诊，在苏联掀起了一阵中医热、针灸热。先生回国后，苏方还选派了六名医学院院士来京向杨老学习针灸达四个多月。
杨老虽然精于中医，但并不因此而贬低西医、排斥西医。他积极参加中西医结合的工作。一方面他注意学习西医有关知识，另一方面，经常与西医共同会诊，谦恭地听取西医的意见。同时，先生也是最早参加针刺麻醉研究的中医专家。
此外，先生和原一机部张协和同志共同研制成功了“经络测定仪”。这一成果，开创了用现代科技手段证实中医经络理论的先河。
杨济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知识，提出了中风的发病机理是由于“心气与脑气不相顺接”。“心气”指的是心主血、主脉的能力。他认为，只有心气充沛，才能维持正常的心力、心率和心律，脉道才能柔韧通利，血液才能在脉内正常运行，从而濡养脏腑、周身、脉管及大脑。“脑气”是指脑对眼、耳、鼻、舌、身的支配能力和脑的意识思维能力。脑气依赖于心血的濡养。脑气旺盛则人的二目有神，语言流利，思维敏捷，表情丰富，活动自如。如果积损伤正，精血内耗，阴亏于下，阳亢于上，阳化风动，母病及子，心气暴盛，心力逾常，气血直冲犯脑，可使血液离经而发中风。或气血生化乏源，心气不足，运血无力，气滞血瘀，瘀阻于脑脉而发病。若饮食不节，脾失健运，聚湿生痰，子病犯母，痰浊归心入血，上犯于脑，阻滞脑脉而发为昏倒、歪僻不遂。如情志所伤，心火暴盛，心气暴涨，气血并逆上犯于脑，脑脉破裂，血瘀脑中，脑气不通，遂至卒倒无知。由此，治疗时注意心的功能状态，心火暴亢者宜清泻心火，阴虚阳亢者应滋阴降火，交通心肾，虚弱者宜补益心之气血。此外，心功能的强弱决定了中风病病程的长短和预后好坏，所以在全程治疗当中应当时时顾护心气，不用或少用伤心气、心阳的药物。
杨济生不仅以方药见长，在针灸方面也颇多建树。他在针灸治疗时，讲究选穴要少而精，取穴要准，手法要稳，强调聚精会神，扎针时要眼到、手到、气到，不得气不撒手。杨济生的行针手法尤为精湛，他行针时讲究手不离针，有时根据病情可以在同一穴位上做出“烧山火”、“透天凉”。杨济生还擅长交经缪刺，常常是上病下治，左病右治。例如，治疗足跟痛选对侧下关，针治肩周炎又独取对侧阳陵泉，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他在遣方用药方面的特点是主张“简、便、廉”。他开出的处方，一般药味不多，也很少用那些昂贵的或不易买到的药。他主张小药治大病，用药要恰到好处，过量则损伤正气，不足则无以奏效。杨济生常说：“一方一药，掌握好坏，既能治病救人，也可因粗疏而给病人带来痛苦，增加患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