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肇燫在王书庄等协助下，建立了一个计量标准仪器检验室。他们从国外购置电阻、电压、电流等一整套电学计量标准仪器，也自制一些标准基本量器，确立了涉及力学、热学、电学、光学、声学等几方面的鉴定方法，研制出长度、时间、质量等几方面的基本量器，并试图用以建立一套鉴定仪器的标准。这个检验室对社会开放，为研究所外的单位作过一些鉴定工作，如对电池的鉴定。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鉴定工作被迫停止，此工作虽然只进行两年多，但是这毕竟是我国关于鉴定科学仪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30年代，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设有仪器工场，除承担物理研究所经常所需仪器设备的加工制造外，还接受了许多所外任务，如航空测量用的实体映画器和校正仪，经纬仪和水平仪，以及地质、气象方面的仪器，小批生产了大学物理实验用的显微镜、分析天平、分光镜等，大批生产了千分尺和游标卡尺。此外，该工场还大批生产了教学仪器。当时教育部一批订货单中就有初中物理实验仪器3000套，高中物理实验仪器600套，化学示教仪器2000套。这些仪器都编有实验讲义，随箱发出。这些工作对我国教育事业和科学仪器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些工作是在丁西林领导下进行的，仪器工场由张季言具体负责。但是作为所长秘书的杨肇燫，承担了大量组织领导的实际工作。

在上海沦陷期间，杨肇燫虽然一家人面临着生计无着落的困难，他仍组织领导原物理研究所的在沪人员，担着风险，维持物理研究所（所址迁到上海法租界）留下的工厂，继续制造一些仪器，还为后方的一些有关单位修理仪器。1940年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统治加剧，工厂的“地下业务”被迫停止。仪器工场部分人员撤到桂林，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遣散留在上海，杨肇燫也留在上海。当时，物理研究所附属工厂留下了一些大型仪器，其中有些是从美国买来的，如标准频率仪，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仪器。杨肇燫与王书庄、赵元等人通过各种关系，将这些仪器分散藏在一些单位。抗战胜利后，他们将这些仪器完整无损地交还物理研究所，为保护大批仪器设备做出了贡献。

1941年春，英国政府向中国外交部点名要求物理研究所的丁西林、杨肇燫、赵元、王书庄与英国人合作在香港办一个科学仪器厂，经政府同意，上述4人及有关玻璃工、金工数人即去香港筹办工厂。丁西林任董事长，杨肇燫任董事（他仍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常驻工厂主持工作，王书庄、赵元任工程师，全部技术人员、工人均为中国人，英方负责把物理研究所一些设备从上海运到香港。可惜的是仅半年紧张繁忙的办厂筹建工作，却因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而被迫终止。这项工作从头到尾主要是杨肇燫联系办理的。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上旬中央研究院领导人电示杨肇燫在沪照料中央研究院的财产，他积极组织并主持了“四人照料委员会”，由杨肇燫、王书庄、朱振钧、张本茂等4人组成。他们认真负责地主持清点并接收了日军在齐祁路（今岳阳路）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全部财产，避免了日本侵略军撤离时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与破坏。当时委员会还邀请了研究院在沪的有关高级研究人员和著名科学家参加接收，其中有生物学家秉志、化学家曹惠群与王志稼等。

杨肇燫一生中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学生的学业关怀备至，严格要求。1926年夏，由于政局不稳，北京大学提前放暑假。为了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不顾酷暑、牺牲自己休假的时间，主动为学生们补上电学课。讲课一月有余，每周三次，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学生。

他与学生们的友谊是深厚的，在合作工作中，学生们与他配合默契。例如，1928年后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时，他与他的学生王书庄、赵元等亲密合作，建立检验室与光学室等。在译书工作中，也几度与其学生合作。

1948和1949年，杨肇燫在山东大学教了两轮二年级的电磁学课，王承瑞任助教。王承瑞回忆起这段往事，深有感触地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先生的严格要求并身体力行的作风。在我担任电磁学课助教时，每次习题作业，杨先生都要亲自过目审阅。在解放前夕，学校动荡不安，学生上课缺席较多，杨先生总是一一了解，关怀备至，并坚持认真备课。他是我深为敬重的前辈师长，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前驱。”

他一生为祖国培养了许多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人才，有些已是物理学科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骨干。

杨肇燫学识渊博，通晓英、德、法语，长期从事外国科学名著和外国大学数理化著名教科书的翻译工作。他所有的译作，不仅出色地达到了翻译的标准，而且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内容新颖，适合国情，注重实用，不盲目崇拜，译风严谨。

1936年出版了他翻译的《物质之新观念》（C．G．达尔文著）。在国内，该书较早地介绍了原子、电子、核、质子、光子；波；物质之绕射（即衍射）；测不准原理、不相容原理等新的概念与原理。书中印有G．P．汤姆森（Thomson）所摄的相当精美的电子绕（衍）射的照片等5幅铜版图。这本书是当时较早介绍世界先进科研成果的译作。

他与裘维裕、杨孝述等人编译的全套电工技术丛书共23本。“编译之目的，系为训练电机工程事业各项中级工程师及高级技工之用；而大学生备作参考，以补大学教本略于实用之不足，裨益亦匪浅鲜。”他编译的《电工仪器及量度》以及他与庄标文编译的《瓦特小时计》二书即该丛书中之两本，在该书的“凡例”中写道：“本丛书一面采用国外已见成效之书籍为蓝本，一面力求适合国情，尽量加入国内已有之材料及法规，庶免隔阂之弊。”“本丛书对于原书之优点，力为发挥，惟原书若有舛误或欠妥，亦不事盲从，而惟求其至是，不惮加以修正，以免遗误。”

他在译作中常指出原书不足之处，并加以修改、补充。在1940年翻译出版的《电学原理》〔L．裴济（Page）与N．I．亚丹姆斯（AdamsJr）著〕上、下两册中，就向读者指出：“虽偶有含混之处，未能尽惬人意，如论电介质中应力之第十六段，即其一例，然小疵不掩大醇，是在用是书者之善为补充耳。”

1950至1951年间，在他翻译出版的《大学物理学》[F．W．席尔思（Sears）与M．W．齐曼思基（Zemansky）著]第一至三册中，注意补充了原著之不足：“原书对于表面张力，一字未提，未免是一缺憾，所以另从席氏所著《物理学原理》一书中摘译，作为第十三章的补遗。”

杨肇燫不仅自己翻译上述各图书，还积极促成多套科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工作组织者。1943至1944年间，杨肇燫组织了陆学善、赵元、叶蕴理、王福山、裘维裕、周昌寿等10位专家、教授翻译欧美的科学名著。那时虽然生活很艰苦，但他们仍盼望着祖国复兴，关怀着祖国科学的发展。他们商定译出乙酉学社丛书第一集，数学方面有2本：《微积分》、《微分方程原理》；物理学方面有6本：《力学》、《热学及声学》、《电学及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电学》；理论物理方面有2本：《力学概论》、《可变形体力学》；化学方面有2本：《化学原理》、《化学参考书》。

1948年翻译出版的《电学理论》，是乙酉学社丛书第一集中物理学方面的一本，该书原著为德国电学专家M．亚伯拉罕（Abra－ham）之杰作，译时主要采用德文原著，也参照英译本。在该书的缘起中写道：“佥认为国内文化界中最感贫乏者，莫过于大学所需严正科学之教本；补救之道则莫善于迻译国外名著。盖泰西名家著述既正确可靠，且由经验所积，深合讲授之用；况当前需要至亟，尤须争取时间，为求克期观成，则译述尚焉。”可见他十分注重介绍外国名著，对于大学物理教学的关切之心跃然纸上。

自从他翻译的第一本书于1936年问世以后，直至1952年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教学改革，在这期间不少大学理工科采用他翻译或组织翻译的教科书作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和科学出版社领导工作以后，与杨钟健、周太玄等科学家合作，对我国科学书刊的出版事业，贡献甚多。他积极推动科学家、翻译家编写和翻译大量的自然科学书刊。除图书以外，当时科学出版社曾出版期刊近100种。他曾不辞辛劳，亲自率领编辑们赴南方几个城市作调查研究，访问当地著名科学家，并按学科邀集有关专家座谈，亲自主持会议，盛情约稿，语多亲切，深得人心。他还是《物理通报》第一任（1951—1957年）主编。那时他常参加中学物理教师的集会，谦虚地听取意见，改进该刊的工作。还经常利用星期日与责任编辑讨论稿件之取舍与编排，审改文章时常常字斟句酌，工作到深夜。

中国科学院创办进行国际交流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两种均有中、外文版的刊物后，在他担任该两刊的编辑室主任时，均亲自审查和校订论文，还曾以英语翻译了重要的论文。他的知识广博，措辞明确简洁，流畅隽永，凡外语论文经他精心修改之后，便可达到通畅的程度。与他共事的老编辑至今怀念他流利精通与高效率的英文文字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他仍亲自翻译Y．毕尔斯（Beears）著《误差理论简引》（1958年出版）。杨肇燫对于我国科学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重大的贡献。

杨肇燫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先后任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1935年还被选为评议员。他对我国物理学名词的统一与审定做出过突出的贡献。1933年国立编译馆请中国物理学会提出物理学名词译名的初稿并审核物理学名词，成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共7人，杨肇燫为主任委员，其他6人有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同年8月21日至9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名词审查会议。杨肇燫对此工作甚是积极，每日必到，并深入研究。钱临照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说，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大家都称赞，遂定译为“阻尼”，至今仍被采用。在该会议上共审定名词5000余则，连同报告书交物理学会评议会通过，于10月间寄交编译馆，多年来我国未成系统的物理学译名事业，乃由该委员会综其大成。1934年1月31日教育部核定公布了中国物理学会编订的物理学名词。编译馆于1934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杨肇燫为该书编委会主任委员。

在杨肇燫一生所译的各种书中，对每一译词总是反复推敲，以期做到严格确切，校正原文中含糊或易混淆的内容。在他翻译的几乎每本书的译者序中都必提及译文所用物理学名词或为1934年教育部所公布者，间有少数名词于行文时感其不能适用者；或有为公布名词中所无者，则用提经某丛书编辑会议通过之名词，或以私意另定之。其中尤以《电学理论》一书最为突出。在该书的“凡例”中指出：“凡专门名词之初见者，则于所见页底注其相当之英、法、德名词，以便学者。其或为译者孤陋所未知，又或因各种文字习惯不同，本无其名者，则宁付阙如，以昭慎重，读者谅之。”在“译者序”中有：“又或偶有因习惯之各异，一种文字中之名词，在他二种文字中无恰当同义字者（例如德文中之Auf－punkt，在英、法文中绝不见用），亦不强加蛇足，读者谅焉。”杨肇燫在翻译物理学名词方面堪称国内的楷模。

在上海沦陷时期，他还自告奋勇组织陆学善等几位学者对物理学名词进行补充工作，每1—2周讨论一次。陆学善1979年5月29日回忆道：“那时我们在上海见面时不谈艰苦的生活，只谈名词翻译，有时几天讨论一个名词，非常认真。讨论定下的名词编写成书，自己出钱，装订成册”，“解放后，我们把在上海沦陷期间所作的工作成果交给物理学会，郭沫若先生在文教委员会成立名词统一委员会，下设7人小组（王竹溪、王淦昌、方嗣欔、孙念台、陆学善、葛庭燧、杨肇燫），其中杨先生和我是代表原来在沪搞名词工作的方面，《物理学名词》1952年9月版，是根据我们在上海编订的《物理学名词增订稿》补充修订的，原列名词5314条，增删之后，总计共得审订的名词9696条，《序例》是杨先生写的，对于该版本投入最大力量的是杨先生，他不为名不为利，在这种默默无闻、极易被人们忽视的审定物理学名词的事业中，浸注了自己一生中宝贵的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杨肇燫主编之下，编订新的《英汉物理学词汇》，他驾轻就熟，工作细致，这本物理学词汇出版以后，深受物理学界和高等学校师生的欢迎。

杨肇燫为统一、翻译、审订我国的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杨肇燫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勤恳踏实，不计个人名利，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为能够有一个和平而安定的工作环境激动不已，决心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余生，以极大的热情、高效率的工作作风投入工作。

1951年，他加入九三学社，先后被选为该社的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他还热切关注我国的科普工作。1954年，他曾参加茅以升率领的科普访苏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回来后，他在科学出版社亲自担任科普出版室主任，并积极发表科普文章。1925年，在北京大学的《现代评论》上曾发表我国第一篇说明物体共振现象的文章，题为《唐人曹绍夔所知道的“同情震动”》。

1957年他不幸被错划为右派，但他始终认真工作，虽年逾花甲，坚持乘公共汽车，远赴通县中国科学院印刷厂，亲自改校《中国科学》外文版的校样，工作细致勤恳。“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厄运，被剥夺了一切工作的权利，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他挚爱的科学世界。

杨肇燫一生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翻译家、编辑家，为祖国培养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898年8月20日 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

1915—1918年 在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肄业。

1918—1922年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获电机工程学硕士学位。

1922—123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工科教授。

1923—1925年 任北京西门子电机厂电机工程师。

1925—1928年 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1928—1947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947—1950年 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教务长。解放后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院院长。

1950—1974年 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副社长。

1974年4月11日 逝世于北京。

1 杨肇燫译．物质之新观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 杨肇燫译．电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3 杨肇燫编译．电工仪器及量度．上海：电工图书出版社，1944．

4 杨肇燫，庄标文编译．瓦特小时计．上海：电工图书出版社，1944．

5 杨肇燫译．电学理论．上海：中华书局，1948．

6 杨肇燫主编翻译．大学物理学．上海：中华书局，1950—1951．

7 杨肇燫译．误差理论简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