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人说你是开平塘口人，有人说你是开平赤坎人，你到底是哪里人？

杨达：（笑）我在赤坎出生和长大，祖籍是塘口四九，因为在开平外面说四九，别人就以为我是台山四九镇的人，为免解释不清，所以对外都说自己是赤坎人。

记者：你小的时候，赤坎镇应该是一个文化气息很浓的地方。

杨达：确实是这样，当时的赤坎镇，每个角落都能飘出音乐和民歌的乐音，和赤坎镇大部分人家一样，我全家人都酷爱音乐。当时，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树，树底下就是天然的好戏台。每天晚饭后，父亲和几个哥哥就拉开私伙局，锣鼓、扬琴等次第响起，全家人都参与演出，热闹非凡。街坊经过，也会说：“我来唱几句。”当时，赤坎的河运很发达，我的五哥经常在船上表演，我看到五哥在表演，就磨上去看，经常是看得连船开动了也不知道。幸好，我家里“仔多记唔清数”，家人也不着急。

记者：（笑）你的父母少了个儿子也不着急？

杨达：他们一猜就知道，我准是听着五哥的琴声，听到广州去了。

记者：你是怎样进入音乐和民歌的大门的？

杨达：看到大人们的表演，我的心里也跃跃欲试要学习。最难忘的是学习的第一课，父亲给我一块板，让我“掌板”。开始，我不以为然，“卟、卟”地打几下，觉得没意思，后来我才明白，掌板是入门技术，掌板对了才能和上拍子。

记者：你小时候的愿望与艺术有关吗？

杨达：小时候，我梦寐以求的是想当一名魔术师。1952年，我17岁，在南楼中学读书，我在假期独自跑到广州，找到著名的魔术师翁达德。以后的三年里，我一直以“走读”的形式学习魔术。

记者：你是怎么把开平民歌唱到广州的？

杨达：1957年，江门五县市文艺汇演在开平举行。开平县文化馆排了一粤曲小戏参演，演员中只有我是赤坎人。可能是我操着不太纯正的广州方言唱粤曲别有韵味吧，表演结束后，佛山艺校、广东音乐曲艺团、广州市粤剧团都要录取我。后来，我就在前辈们的指点下，进了广东民间音乐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前身）。

记者：你直接从一个镇的业余乐团跳到一个省级的乐团了？

杨达：当时要进广东民间音乐团，还是要先经过考试的，但我的考试比较特别。我到广州的当晚，团里在铁路文化宫演出，叫我也去看看。没想到，表演的中间就有人对我说：“达仔，你客串一下吧！”我很为难：在这种大场面，我连化妆都不会。那一次，我表演了拿手的木鱼《十八相送》，因为伴奏的全是四邑人，虽然没有预先排练过，但配合得非常合拍，一曲演罢，观众们掌声不断，我就被人推出去再表演，再次表演结束，掌声还是不能停歇，我又被人推出去了，直唱到没有歌可以跟音乐配了，我就清唱开平的夹房歌《情郎爱妹妹爱哥》和卖鸡调《懒婆娘》。在我的“三板斧”用完时，幸好遇上中场休息，我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终于不用被人推出台了。我在后台除戏服的时候，时任广州市文化局局长黎田等进来了，对着我一直点头，说恭喜的话，我也只好一直点头，谁说话就对谁点头。（笑）

就这样通过考试了。回到家乡迁户口时，整个县都沸沸扬扬开了：“一个镇的业余剧团演员一下子跳到省级乐团，跳龙门也没这么厉害啊。”我还在赤坎搞了一场公演，一连三晚演大戏，晚晚不一样，上面写着“临别演出。”

40多年前，毛泽东多次到广州视察。广东民间音乐团为主席提供文娱表演，我负责演唱开平民歌。当天，领导通知我到广州迎宾馆。我和团里的四位乐师，随着警卫和领导，走进一间幽静的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张宽大的沙发，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看到主席与我近在咫尺，我是心如鹿撞，双腿轻颤。我唱的是开平乡间广为传唱的木鱼《花笺记》。当时主席倚在沙发上，双目轻闭，那指点江山指挥千军万马的手指，随着二胡、扬琴、洞箫的节奏，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敲击。

记者：听说你是一个“杂家”？

杨达：（笑）50年代未，我除了唱民歌外，还曾着手在“北艺南移”方面下工夫，开始移植某些外地曲艺形式，用以丰富广东曲艺的表演，此中包括莲花落、花碟、金钱板、评书及相声等等。

早在五十年代，广州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便陆续尝试用广州方言表演北方的主要曲种——相声，但在舞台上演出则属少见。1958年全国曲艺汇演，黄俊英汇演回来，也学了一个相声段子《文化水平》回来，并在福建的慰问表演中受到好评。当时我在广州也与专业曲艺演员关楚梅表演相声段子《维生素》受到好评。黄俊英回到广州后，在他原来的搭档的推荐下，我们开始合说相声并一举成功，从此，我们合作了30多年。

粤语相声与北方相声除了方言特点之外，其实技巧都一样，要娴熟地驾驭“说、逗、学、唱”这相声表演的“四功”。

记者：人们说你和黄俊英是“梦幻组合”，你怎么看？

杨达：不仅仅是“梦幻组合”，还是天生一对。我们之间的默契，夫妻也不过如此。我和黄俊英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看着他结婚、生儿子。他的妻子熟到常常叫我“死仔达”。

记者：上世纪70至90年代，你与黄俊英是广东各阶层群众“朝见口晚见面”的明星，录音机、电视机、戏院里，不绝于耳地响着你们两人的相声。你有一句相声中的口头禅也曾经很流行。

杨达：（笑）“岂有此理”！这句“岂有此理”口头禅当时确实有很很多人跟着学。此外，相声《打破常规》中“我中意食鸡肶（鸡腿）捏，你中意食鸡屎忽（鸡屁股）……”每次都让观众笑爆肚，这些词的咬字吐腔和表情动作，也有不少人一边跟着学一边抱着肚子笑。可以说，中国人经历过不能笑、不敢笑、不愿笑的“十年浩劫”，之后便特别需要笑了，我们是“乘势而起”。

长期以来，我和黄俊英的粤语相声，只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综合晚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82年春起，我们打起“广州相声艺术团”的旗号，独立于曲艺之外，整台晚会均以相声为主，让喜欢相声的群众入场“笑餐饱”。那时，我们比较受欢迎，表演从早到晚，全部爆棚，下台后，有人递毛巾擦面，有人捧饭盒过来让我吃饭，但饭吃不了几口，一句“开场了”，我们就只能丢下毛巾、盒饭登场。即使在繁忙的演出之余，我们总参与相声段子的创作，“自己写、自己演”，才格外得心应手。

记者：听说你们的相声录音都是在现场录制的。

杨达：我们在表演中，不少相声的“包袱”（笑料）是临时爆出来的，过后再进行研究和修改，一直讲到“爆了肚“（定了型），才进行录音。相声一定要有观众互动，所以我们从不去电台录音，都是电台将录音设备搬到现场进行录制的。一次录得不好，下次再讲再录。

记者：你们讲的是粤语相声，不但走出国门，在国外也受到热捧吧？

杨达：1978年，我和黄俊英的相声通过电台的播送，远传到港澳地区，并引起强烈的反响。1985年和1986年，我们先后两次随团到香港演出，使方言相声第一次登上香港艺术中心和大会堂这样的“大雅之堂”。1987年，我们随团赴美、加两国的十个城市演出，当时，我们的相声放在压轴的位置上，有人担心能否“压住阵脚”。我们上台后，三言两语的相声“垫话”，就使全场静了下来，接着是连续不断的、此起彼伏的笑声，到终场时，掌声和喝彩声如雷贯耳。一名笑得前仰后合的外国灯光师曾对人说：“那两位先生的演技是一流的，他俩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但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却是那样明白易懂。”我说：“受落了。”

记者：几年前的一天，香港的一家报纸撰文：“杨达死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你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杨达：我也觉得奇。我现在儿孙绕膝，活得挺好的，几年前从朋友口中听到自己的“讣告”时，才知道有媒体跟我开了一个恶作剧玩笑。终其原因，可能是我退休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得太彻底了吧。

记者：你退休后，都忙些什么？

杨达：我爱摄影，玩魔术。退休后，我在大沙头开了一家摄影器材公司，一年中的大多时间，都背着相机，纵情于名山大川，甚至将家里的睡房也布置成彩色多功能的暗房。摄影界元老梁惠湘这样说我：“发高烧，烧得不得了。” 此外，我常常回开平赤坎，寻找赤坎不为人知的故事，整理我自小就会唱的开平民歌。开平申遗期间，我也多次回开平，申遗成功当晚，我还应邀回开平出席了庆祝晚会。

记者：如果家乡开平邀请你，回去进行开平民歌或者相声的授课，你愿意吗？

杨达：只要家乡召唤，我都非常乐意回去。

记者：你出外活动时，有没有被人认出来呢？

杨达：（笑）有啊。有一次，我为了拍摄北京天安门上的升旗，早上4时多就起来往天安门广场赶，升旗前，我也摆好镜头专等那激动人心的一幕。这时，一个来自广东的旅游团来了，有人认出了我，马上围上来一群人，要求跟我合影。我不能摆架子，就耐心地一一和他们微笑合影，合影完了，升旗仪式也完了，我的相机里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到。

记者：这么多爱好当中，哪一样是你的最爱？

杨达：老实说，由始至终，相声依旧是我的最爱。

记者：如果说，要你复出讲相声，你需要什么条件？

杨达：和我的老搭拍档黄俊英一起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