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6 15:59
杰弗里·劳埃德（G. E. R. Lloyd，又译罗界， 1933年1月25日— ），男，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李约瑟研究所常驻资深学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美国文理科学院荣誉外籍院士。1951年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1958年博士毕业。1987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古典系“古代哲学与科学”教授，1987年获得萨顿奖，1989—2000年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出版有《道与名：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合著）、《希腊科学》等。
罗界出生于1933年1月25日，父母都来自威尔士南部的斯旺西（Swansea），父亲在伦敦哈雷街开诊行医，是一名结核病专科医生；二战期间，伦敦遭到德军的空袭轰炸，母亲不得已带着哥哥和我逃离了伦敦，回到了威尔士的故乡。父亲则一人留在伦敦，在伦敦郊外的一家医院里救治那些被炸伤的平民百姓。对自己早年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颠沛流离、频繁搬家。12岁之前，罗界记得自己就换过6所学校，读过兰布鲁克预备学校（Lambrook School）。后来，获得奖学金去了哥哥所在的切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 School）。当时的切特豪斯公学比较保守反智，文化艺术气息不足。由于自己爱好体育活动，参加了板球、足球及曲棍球等社团活动，才免遭校园常见的霸凌厄运。
读博时在希腊游学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对立与类比》（Polarity and Ana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妻子：珍妮特·劳埃德（Janet Lloyd），在壳牌公司（Shell）工作，从事商务翻译
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新西兰工作，二儿子在伦敦工作，三儿子往返于伦敦和巴塞罗那之间。
古希腊的哲学、科学与医学是罗界早年研究的起点，先后出版过十几部著作，除了《对立与类比》，还有《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Early Greek Science,Thales to Aristotle, Chatto and Windus,1970）、《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科学》（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 Chatto and Windus, 1973）、《魔法、理性与经验》（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科学、民俗与意识形态》（Science, Folklore and Id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等。其中《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科学》被选入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教授主编的“古代文化与社会”丛书。
与美国汉学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合作，出版了《道与名：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这是二人在希腊和中国对比研究领域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对立与类比:早期希腊思想的两种论证类型》，何博超 译，人民出版社，2022年。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聂敏里 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
《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钮卫星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年。
《古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罗界与赵静一合编
在古希腊和中国哲学、科学及医学方面撰写了30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评，1997年因其“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先后获雅典大学（2003）、牛津大学（2010）、圣安德鲁斯大学（2016）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荣获英国皇家科学院凯尼恩古典文学奖学金（Kenyon Prize，2007）、丹·戴维奖（Dan David Prize，2013）和菲辛国际奖（Fyssen International Prize， 2014）认知科学奖等。
1987年获得萨顿奖。
1989—1990年，李约瑟研究所基金会的主席。
希中科学的对比研究表明，人类文化尽管多元纷呈，但自然却只有一个。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基于自身生存环境所形成的概念系统，都是复杂性和专门性的复合体，都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早期中国与古希腊的科学对比，给我们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案例分析；我们不要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回顾早期的科学观念，而应该从概念衍生的原始生态中去理解科学本来的样貌，否则就可能会缘木求鱼，本末倒置。这也是我一直推崇的文化对比原则——沉浸式体验、田野式调查。
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还要尽可能多地进行主动的跨学科、跨行业交流。在学术交流中，只有背景不一样的人群才能碰撞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我曾造访过美国多所大学，但我惊奇地发现，美国很多教授多专注于自己学科之内的研究，很少与其他学院、其他专业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这就使得自己的研究鲜有突破。回顾我自己的文化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度，使我有机会与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只有这样，你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比较的学术乐趣：“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年李约瑟改行研究中国科技史，与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学一样，都属于学术冒险行为，现在想来，我们都属于不安于现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