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点之二是妥善保存了民国元年撤除松江府以前元明清三代松江府和元以前这个地区的历史资料。民国三年始改故松江府附郭华亭县为松江县，至今已有76年。在此以前，历元明清三代，起公元1278年迄1911年长达632年，松江都是一个府名。松江府辖境相当今松江、上海、青浦、金山、奉贤、南汇六县和上海市区及川沙县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约七倍於今松江县境，故民国以前历代文献中的松江，或泛指松江全府，或虽不指全府，却又不能确知其所指是今天的那几个县。这些资料是无法恰当地分配到今天新修的旧松江府属的各个县志里去的。而近年有些学者往往把旧松江府的资料迳作为“上海地区”的元明清时代情况，显然也并不合适。因为旧松江府大致只相当於今上海市辖境的三分之二地域，另有三分之一旧吴淞江以北及长江江中的嘉定崇明二县和市区及川沙部分地域，并不在旧松江府境域之内。所以旧松江府的资料，既不能作为松江一县或旧松属哪几个县的资料编入这些县志的有关篇章内，也不能作上海全市的资料纳入上海市志的任何篇章内。这部松江县志特辟《松江府记略》一篇作为县志的特记，附载於志末，实在是最合适的办法，值得赞许。《纪略》分五章：一、建府前史略，二、松江府时期，三、松江府棉纺织业，四、松江府田赋，五、松江画派。由此，松江府这个地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貌及其特色，从唐以前长期不设县治的海滨斥卤之地，到唐宋时期的东南大县，特别是到元明清时代成为农事最先进，物产最富饶，田赋最重，棉布之利衣被天下，诗文书画人才辈出，常足为一世表率的松江府，亦即明清时代全国最为人所艳称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苏松”地区的松江部分各种情况，得以毕具於一篇。很难设想要是不设这么一篇，这个从草莱未辟到封建社会后期盛极一时的松江府地区的生产人文发展过程，将如何在市志县志的正规篇章中表达出来。

80年代初在全国开展起来编写新中国的各级政区的新方志工作，估计已完成出版的仅居少数，大多数都在搜集整理资料或编写过程中，尚未定稿。对旧志资料如何审慎地予以抉择，对以已废旧政区为记叙对象的旧志资料如何妥善处理，无疑是两个值得各地编志工作者普遍予以重视的问题。鄙意认为这部新编《松江县志》对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因此乐於将此意作为新志的序文，向各地方志工作者郑重提出，若能对正在进行定稿的各地市县新志产生一些足供参考借鉴的作用，则不胜幸甚!

序二

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中国教授李政道的儿子李中清(James Lee)是美国史学界知名的新秀，以专攻中国古代史见称。儿子没走老子的路，弃理从文，可以说是“人各有志”吧。其实也不尽然。读了篇首所引李政道语，就可以知道这位笃爱祖国的科学家攻其所专，其实也十分重视民族的历史，“君子不忘其本”嘛。所以，儿子在学科上虽与父亲分道扬镳，在方向上却是殊途而同归，并没有违背父亲的意志和愿望。

“哀莫大于心死”，“亡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不背祖先，必先读史，这道理是清楚的。爱国必从敬乡始，方志是最好的乡土教育质素，这道理也是一点不含糊的。国史与方志的功能和作用，诚然是端绪千千万万，不过这基本的一条，谁也否定不了。

博读史志，结合生活经历，往往也会使得一个人对于自己视为第二故乡或第三故乡的地方产生出血浓于水的感情来。我真说不清楚我怎么会对于松江县有那么多的好感：山山水水，事事物物，古往今来的名贤硕德，总是那么地系我情怀，扣我心弦。往事如烟，从头说起。我幼年时家住上海旧城西门外，父亲有位好友闻在宥先生(名宥，1901～1985)住在邻近，两家经常往来，我很敬佩这位老世伯学问渊博。闻先生书法精丽，为我父亲挥毫写的对联、堂幅，总是有一方“华亭闻氏”印记，所以我熟知他是松江人。这也正和我父亲所用之印有一方是“安吴胡氏”一样，是不忘本源呀(我家祖籍皖南泾县，故居附近有古渡口名为安吴)。到我年长读大学时，这位老世伯又做了我的古文字学的老师，从他学习甲骨文和金文。而后又知道他是一位博言学家，闻名国际。解放后他曾参加国家为一些有自己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制订其民族文字的工作。想到我这位老世伯又是老师，也总是忘不了他是九峰三泖孕育出来的卓越的学者。松江在心灵中生根，大概是从这开始的。

松江的赫赫前贤，莫过于陆机(士衡，261～303)、陆云(士龙，262～303)兄弟之大名垂宇宙了。建国初年，我有幸能为陆士衡做了一件事而加炽了对松江的热爱。我的老师云南昭通姜亮夫先生(寅清)撰著了一部《陆平原年谱》，是纂辑士衡一生史迹和研究他在文学艺术上伟大成就的极其严密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在出版社工作，是经我手发稿出版的。那时候，被董香光(其昌)称为“希代宝”的传世陆士衡草书法帖墨迹《平复帖》刚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因亟求得照片，制版印载在《年谱》之前，这可是大快人心之事。

无独有偶，这两年又有幸对南宋时期华亭县学刻本的《陆士龙文集》做了一些考订工作，论证了北京图书馆在建国后由南海潘宗周捐献入藏的国宝级的这部善本书乃是现今存在的古代上海地区最早的一部雕板印刷物，而它的版刻之凝重精美，递藏之渊源有自，也属无上珍品(书为明季大收藏家嘉兴项墨林元汴所经藏，有“天籁阁”印鉴，卷十末叶还有项墨林于万历二年秋八月重装后的题记二行)。书为南宋庆元六年庚申(公元恰好是世纪之年的1200年)信安徐民瞻莅官华亭县时所刻。徐到任后，敬乡崇贤，建二陆祠堂于县学侧，又访得二陆文集锓板于县学，题名为《晋二俊文集》。明正德二年(1507)有吴县陆元大翻刻本，今南京图书馆藏有全帙。清代亦有述古堂影宋钞本，曾为海宁陈仲鱼(鳣)所经藏。宋椠原印全帙，清宫昭仁殿原有收藏，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编《天禄琳琅书目》尚有著录。越二十余年，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797－XⅡ－8)乾清宫火灾，昭仁藏书毁于一旦，于是这部华亭县学在庆元六年二月十六日(1200－Ⅲ－1)刻成的《晋二俊文集》的印本全帙就绝传了，如今只有经明代文征明、王宠、项元汴，清代季振宜、徐乾学、朱澄至近人潘宗周递藏的短缺了《陆士衡文集》，仅余之《陆士龙文集》岿然独存，乃为松江古刻本书，亦是上海地区古代出版事业保存下来的唯一最早的信物。

上海市大规模地编纂市志，在宏伟的规划中有一百部专业志，其间的《出版志》由我的老上级宋原放同志主编。宋公一日垂询：“近代的上海出版事业繁荣昌盛，曾执全国同业之牛耳。古时雕板和活字印刷事业兴盛以后，上海地区是否亦占一席之地?”答谓：“上海市行政区划，今包括市区、市郊和郊县，而郊县之松江(昔称华亭)实为上海之母。以言上海地区的古代出版事业，松江曾不断地作出了重要贡献。雕板兴起之前，石经代行出版之职，以后也与雕板印刷并行。唐大中十三年(859)建于华亭县街道中心之经幢，通体刻有《陀罗尼经》全文。明正统四年(1439)刻石于松江的三国吴时皇象书《急就篇》，太老师观堂先生(王国维)考定为“在今日犹为足本中之最古者”，故得《松江急就篇》之称。砌嵌在醉白池南部廊壁的《云间邦彦画像》石刻，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根据乾隆初年以来的墨本摹勒上石，是图文映辉的刻石出版物。到版刻盛行的宋代，汴、蜀、杭、闽成为四大出版中心，杭版尤为繁荣精美。南宋都临安，更加大了这种发展。其时华亭县属两浙西路嘉兴府秀州，所以也是杭州两浙版刻区的一个点。今能见到的华亭版宋刻本书，县学所椠《陆士龙文集》自是翘楚。清代季年为嘉兴沈寐叟(曾植)海日楼所经藏的宋嘉泰二年壬戌(1202)云间钱希武东岩读书堂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亦精丽绝伦。降至元代，华亭县西南境朱泾夹山寺于天历二年己巳(1329)所刻唐《船子和尚拨棹歌》，楷体作软体赵(孟頫)字，与三十载前(元大德三年，1299)江西铅山所刻《稼轩长短句》绝似，惟刻功稍差耳。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元季流寓松江之陶南村(宗仪)所撰著名的笔记《辍耕录》，多记松郡旧事，为史家所珍，其书初刻亦镌于华亭。盖书成在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作者之友青溪野史邵亨贞为作《疏》而募赀版行。时当元季群雄纷起，杭、苏两地均处割据状态中，松江陷于隔阻格局，《辍耕录》之祗能就地版刻为无疑之事，而刻事之粗率亦可见。但毕竟是陶南村及其友人亲自主事的《辍耕录》初版本，又是松江刻印之书。印本孤帙旧为上海涵芬楼(东方图书馆)所藏，今在北京图书馆，盖建国以后，涵芬楼举所藏烬余宋元明刻及抄校善本以献人民国家。

我是治祖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史(即传统农技、农学遗产)的，1960年承担了编集《中国古农书总录》的农学文献及传统农艺科研课题，在广泛搜索、研究、著录的过程中，注意到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的一部清道光十四年(1834)松江刻本的《浦泖农咨》(云间姜皋字小枚著，署名“谷梁古劳”)，从目录学文献和当代公私藏书目录与纪录中(如：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制：专题联合目录第五号：《全国古农书联合目录》……等)反复核验，吃惊地感觉到这部地区中刻版迄今仅127年的近代著作与出版物竟然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所存者仅此一帙孤本耳。再次证明了我的版本学老师陈公乃乾谆谆启示的一句独到的版本学经验的名言，大意是：人们重视、珍惜宋元印本、抄校善本，推为国宝，称为秘典而以明季至清代刻本，视为寻常；但明末至清代刻本、稿本群籍，有至为罕见甚至是孤本者，若一律漠视，乃版本学上的形而上学(凝固不变)观点耳，不可不加纠正。陈师尝举清嘉庆中刻本《经典集林》(洪颐煊辑)、《汉唐地理书钞》(金溪王谟辑刻)等为例，使人不能不折心倾服。《浦泖农咨》道光刻本原为松郡近世大藏书家封文权籄进斋所藏。江南土改开始，其时封文权已去世，土改工作队遵照文物保护条例，清查封氏藏书甚多，报告到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副处长唐弢)，当时我被调任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与文物科科长吕贞白、博物馆科长蒋大沂等受命协办华东大区五省一市捐献及没收的图书文物事务，故悉其事。当时运到文物处武定路文物仓库者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最受重视的，古籍还是宋元珍本，如北宋钱唐刻三十卷本李善注《文选》等，明、清刻本，彼时多如牛毛，未暇详顾。至1960年受命编《总录》时，始从上图查阅得《浦泖农咨》，就馆详绎，始知此乃松江水稻产区的一部总结优良品种香粳米等的种植、经营的专门农艺著作，虽小小一册，其间若论饲猪与栽培水稻的关系，引老农之言曰：“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实符合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生物学上“生物圈”观念的至理。故曾撰文特加推荐，分别发表于《文物》1983年第2期和《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5年出版)；前文嗣又收入拙著《农书与农史论集》(1985年北京农业出版社出版)，后文又为日本汉学家、中国农业史研究学者渡部武教授日译拙著的《中国古代农业博物志考》(1990年11月20日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所迻译。从而使我对于松江的学术文化、农业技术更增深了爱慕之情。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召开的“1990年北京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时，六日晚在孚王府宾馆病倒，护送返沪诊为肠梗阻，在瑞金医院动了手术后，一再患病，虽两次救治得以再生，但苟延残喘，自分向马翁(Karl Marx)报到请侍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很自然地想到自己躯体的安排归属问题。

病榻上读到李煊写的赞美湖州的诗句：

侬家生长碧湖头，

打桨真从镜里游。

怪道当年苏学士，

杭州不住住湖州。

我不能有苏翁的福份和条件。暮晚余生，病弱之躯，而科研课题与编书任务仍不断压来，我这一名老兵还是下不了阵。反正，作为一名士兵，命中注定总是“战士沙场死”的，我的前辈学者(如考古学家夏鼐、历史学家黎澍)、中年学者(如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张广厚、上海历史所研究员王守稼等)，哪一位不是这样呢?所以，私愿恋恋的第三故乡，可实在办不到“上海不住住松江”了。生不能得流寓松江籍贯之美名(像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明季清初的朱舜水、当代的国画大师张大千等)，但死后鬼魂长依九峰三泖之间总是可以的吧。于是我又这样地浮想联翩：

胡生今世无缘云间住，

但愿死后硅(Si)灰能洒九峰三泖间。

一九九〇年十月五日始笔。由于十一月十七日突然胃部内溢血，大量喷吐后昏厥，经瑞金医院医生抢救输血，至二十日凌晨始苏醒；住院五十二天后，返家憩养，继又续草。因失血太多，带来后遗症——严重贫血，十个指尖皆瘪，握管即落，时写时断，至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始能草草完稿，当为余最后成序的较长之一文耳。

序三

新编《松江县志》经过8年的编纂，终于问世了。这部170余万字的社会主义新县志编纂成功，是松江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庆，可贺。

松江古称华亭，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吴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起，至今已有1770年。从唐天宝十年(751年)置华亭县起，也已有1238年。她向以鱼米之乡著称于世，又以“衣被天下”载誉史册；加以山明水秀，胜迹众多，英才辈出，功业辉煌，从而作为江左名邑，东南望郡，在祖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松江人民又有爱国和革命传统，唐末王腾据华亭反唐，元末“红巾军”占领松江，都曾得到松江人民的积极支持；明末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等许多民族英雄舍生取义；“五四”运动时，又涌现了侯绍裘等一批革命青年为事业献身；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松江人民都曾英勇奋战，建立不少功勋。1949年5月13日松江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362万元，增长到1988年的26.68亿元，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所有这些，新编《松江县志》中都有系统而完整的记述。

历代志乘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向为人们所重视，并曾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的确，要治理好一个地区，需要借鉴志书。我来松江工作不长，经常翻阅有关松江地方史志的书籍，时有得益，从而加深了对松江的了解。新编《松江县志》统摄古今，包罗万象，堪称松江一地的百科全书，这部大型综合性地方文献，不仅是为了载录我们祖先的功过得失和为后代积累资料，更重要的是为当前的四化建设服务，帮助我们了解本县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这样工作起来就能较好地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掌握规律，正确决策。所以新编《松江县志》的出版，不仅利益当代，亦将功及后世，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方志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感情上还有着特殊的作用。热爱家乡，关心家乡，是人之常情。《松江县志》的刊行，可以为海内外松籍人士提供一份全面而丰富的、亲切而感人的乡情，成为沟通海内外松籍人士感情的纽带；同时也为一切关心松江的人士提供信息和向导，从而继续为松江的社会主义事业献计献策，使松江发展得更快，建设得更好。

当前，党中央十分重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思想基础。《松江县志》的刊行，为教育后人提供了一份较为全面的乡土史地教材，回顾历史，能不振奋？放眼家乡，能不自豪？先辈为松江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曾使这块土地放出异彩；我辈后人，更应奋发努力，超越前人。当前，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国际环境趋向缓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努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以《松江县志》为鉴，继往开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以勤劳和智慧，把这块古老的土地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

序四

《松江县志》的编纂工作，自1981年9月中共松江县委进行部署，成立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县地方史志办公室至今，已整整8年了。八度寒暑，众手修志，数易纲目，几经评议，在修志人员的同心协力下，终于成此巨著。县志的编纂成功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它是为当代及后世奉献的一部宝贵的地方文献。为真实地记载我县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资治当今，昭鉴后世”的目的，在志中既载上了光辉的业绩，也记下了沉痛的教训。

本县历史悠久，境内著名的九峰三泖风景区历来被称为上海古文化的摇篮，约6000年前，先民们就在峰泖一带劳动生息。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松江古城，很早就已商市繁荣、人口兴旺，自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置华亭县治，元代升为府治，成为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辖区包括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全部土地。明清时期，松江府发达的棉纺织业使它的经济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也促进了地方修志事业的发展。从宋代以来，每逢太平盛世，常有修志盛举。据现有资料，从南宋《云间志》算起，松江共修过府志、县志18次，其中华亭、娄县修志8次，刊行7次。从历代修志的情况来看，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往往举步艰难。例如解放前最后一部志书《光(绪)宣(统)华娄续志》，从民国6年(1917年)到民国25年，三次发动修志工作，始终未能完成全志，仅编写出部分志稿(现存9门)。由此可知，在动乱的年代是很难修成志书的。这次修志，是松江解放后第一次，新时代要求我们编出一部统合古今的社会主义新县志，但要着手这一系统工程，既无实践经验，又无成法可循。由于社会发展、百业兴旺，新县志门类众多，篇幅巨大，资料浩繁，要完成它确实困难重重。有幸的是，这次修志正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盛世；中央领导的倡导，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作，修志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今天，松江中断了100余年的修志事业，终于得以承接、延续。可以说《松江县志》的编纂出版，是十年改革中，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松江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于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本着实事求是、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精神，力求提高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体现地方特点与时代特点，融合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书，以期起到“存史、资治、兴利、教育”的作用。

过去已载入史志，未来尚有待创造。我们要记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松江县志》为鉴，认真研究县情，从松江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等方面的优势，维护安定团结，为进一步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松江而奋斗。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爱国主义立场，全面地记述本县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立足今县境范围之内，上溯起源，下限止1985年(有些内容适当延伸)，详今略古，注重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前设概述、大事记；次列各专卷(卷下分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叙史实；后置特记。记述以文字为主(采用记、志、传、录等体裁)，配以图表、照片。

四、人物生不立传。入志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或影响为主；另收录若干劣迹昭著者。以本籍为主，外籍人以记录在本县的事迹为主；以近、现代为重点。按生年先后排列。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纪年，凡节中首次出现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行政区划、机构等，以当时名称记述。

七、志中“解放前（后）”，指1949年5月13日本县解放前（后）。

八、解放初期的人民币金额，均换算成1955年3月新版人民币币值。

九、本志所用资料一般不注出处。所用解放后数据以县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

十、本志除引用古籍原文等外，均使用语体文。

（一）

松江县历史悠久，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据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先民们就在九峰一带劳动生息。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名将陆逊以功封华亭侯，华亭始见于史志。唐天宝十年（751年），置华亭县。至清嘉庆十年（1805年），演变为1府（松江）、7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1厅（川沙）。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华亭、娄县合并为华亭县。民国3年改称松江县。解放后，松江县隶松江专区。1958年3月，松江专区撤销，改隶苏州专区；同年11月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

1988年全县面积605.5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6.99万亩，水面9.06万亩。全县总人口496771人（男246859，女249912），其中松江镇84956人。

县城东北距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约40公里。县境东与上海县、闵行区、奉贤县为邻，南、西南与金山县交界，西、北与青浦县接壤。1988年辖3镇、18乡。

本县地处太湖流域碟形洼地底部，境内地势平坦，东、南部略高，西、北部低洼，为长江三角洲平原，西北部有十几座小山丘。黄浦江三大源流在本县南部汇合，东流出境。境内河渠纵横，池塘众多，是典型的水网地带。所有河流均系感潮河道，每昼夜涨、落各2次。黄浦江（米市渡）最高水位为吴淞零上3.8米；警戒水位3.3米，危险水位3.5米。

本县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区，受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年平均气温15.4℃，最高气温38.2℃，最低气温零下10.5℃，无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103.2毫米，雨日137天。6～7月有梅雨，平均20天左右。夏秋常有台风过境，平均每年1.5次。局部地区有时有龙卷风、冰雹为害。秋冬多雾。易涝少旱。

本县的香粳米、四鳃鲈鱼、佘山兰花笋、黄桃、绿茶、草长浜红菱、兰花小茄、泖河大蟹等，称誉古今。解放后，由陈永康培育的“老来青”稻谷，曾扬名中外，为我国水稻增产发挥过重要作用。

悠久的历史，遗留下大量文物古迹。松江县城中有：唐代陀罗尼经幢，宋代兴圣教寺塔（方塔）、望仙桥，以及始建于宋，明代重建的云间第一桥（跨塘桥），元代云间第一楼、清真寺，明代砖雕照壁、西林塔、葆素堂、颐园、大仓桥、《急就章》碑，清代醉白池、兰瑞堂（楠木厅）、邱家湾天主堂、遂养堂（张祥河宅）、陈化成祠等。乡间有汤村庙、广富林、姚家圈、平原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塔汇乡有始建于唐代的李塔；天马山、佘山有宋代护珠塔（斜塔）、秀道者塔；泗泾的南村，曾是元末学者陶宗仪寄居地；凤凰山有明代草书大家张弼墓；华阳桥有明代平倭墓碑；小昆山北荡湾村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广富林有陈子龙墓等。九峰历来为重要名胜区，古代每峰都有“八景”、“十景”的记载。在西佘山上建于清代的天主堂、天文台，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重要景观。

（二）

本县经济向以农业为主。县境西北一带出土的石犁、石镰、稻粒等物，证明早在5000年前本地已有水稻种植。历代府、县志载有水稻品种近40个，分粳、籼、糯三大类。民国25年（1936年），松江稻作试验场有水稻品种215个（粳稻109个、籼稻44个、糯稻62个）。其中香粳稻、薄稻等名产享誉古今。明末水稻亩产约1.5石（112.5公斤）；清代中叶约1.8石（135公斤）。民国23年粮食平均亩产137公斤，民国34年为118公斤。

解放后，中共松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把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放在首要地位。1949年冬～1950年春，对多年失修的海塘及有关河道进行大修和治理，并逐年疏浚水害严重的河道，50年代新开人民河、通波塘城中段、油墩港南段和新五乡建设河，疏浚骨干河道30余条（段），挡住了海潮，增强了低洼地区防洪抗灾的能力。

1950～1951年，全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26万余无地少地的雇农、贫农、中农（主要是下中农）分配到约45万亩土地。“土改”后，农民要求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批农业生产互助组，到1952年参加互助组的已占农户总数的61.3%。早期组织互助组的先进分子中有城东陈永康，他通过多年“单穗传”培育的水稻“老来青”，在1951年，创单产716.5公斤的纪录。这一经验很快得到总结推广。1952年，全县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这时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本县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加入初级社的已占总农户的85.01%。1956年春，初级社开始向高级社发展，很快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4月，全县99.14%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

1958年9月间，全县300余个尚未整顿巩固的高级社，在5天时间内，组建成17个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本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在农业生产中盲目提出“亩产万斤粮”等口号，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随之出现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对人民公社作了调整，对无偿“平调”作了退赔。1960年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本县农业生产在继续治水改土的同时，积极发展机械化，改良品种，提高复种指数。1963年开始推行“麦、稻、稻”三熟制，当年粮食亩产达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达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种，改进田间管理，产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亩产分别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农业机械化从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进展，1965年全县已有拖拉机111台，手扶拖拉机92台，机引农具195台，机动脱粒机2252台，排灌电机651台，农机总动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势低洼少种低产的三麦，这时已占粮食总产的15%。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农村虽也受到影响，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农业生产、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其他增产措施，使农业产量仍有增长，但社员分配却较低。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1980年本县农村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5年，全县已有2773个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联户承包，或采取新经济联合体等形式。其中，有131个户均承包粮田45.5亩的种植大户，2200个养殖大户和26个新经济联合体。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农业生产服务体系。1978年后，农田降低夏种指数，恢复以稻麦两熟制为主的耕作制度。经过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上乡镇工业的兴起，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80年粮食亩产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创粮食亩产849公斤、棉花亩产98公斤的纪录，油菜籽高达144公斤。1988年三者亩产分别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粮食总产量28.8万吨，棉花、油菜籽也分别达到318.9万公斤和1828.8万公斤。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20.5万千瓦，农田机耕面积达99.3%，机电排灌面积达100%。本县为上海市郊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副业（包括林、牧、渔业）生产，解放初期仍为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商品率很低。农业合作化后，集体副业、家庭副业同时并举。农村养猪，解放初期平均20亩田一头猪，1971年达到了“一亩田一头猪”，1979年饲养总量增至903739头。生猪上市量也大量增加，1971～1988年平均每年在30万头以上。80年代开挖了近万亩鱼塘，水产品产量由1980年的1832吨增长到1988年的8966吨。禽蛋上市量1980年为428万只和558.6万公斤，1988年分别提高到1631万只和1485.4万公斤；牛奶产量也从1980年的550吨提高到1988年的6396吨。食用菌生产始于1959年，仅种植12平方米，1983年发展到55.95万平方米，总产232.1万公斤；1985年下降为24.22万平方米，总产72.2万公斤。编织业有草绳、草包、草席、杞柳制品和钩针编织物等种类。钩针编织始于清末，解放后逐渐从花边发展到棉、毛、尼龙手套，70年代起又增加毛衣、鞋帽、拎包、床上用品等种类，形成了一个为出口服务的加工业，全县业余编织队伍达10万余人。副业产值，50年代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5%左右、工农业总产值的15%左右。80年代起提倡多种经营，重视规模效益，以副养农，副业迅速发展，1978年产值为36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4.84%，1988年增至20889万元，占59.18%。

本县手工业自古比较发达。宋代缂丝驰誉全国，明代棉纺织业“衣被天下”。清代起，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洋布大量输入，松江棉纺织业逐渐衰落。民国年间，手工棉布生产仅为乡间农民自给，已失去商品意义。1900年前后，现代工业开始在本县发展，最早是机器碾米业及为其服务的机器维修业。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纺织、针织、印刷、化工、机械制造等工厂。但在长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环境中，发展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加以美货倾销，发展更为困难。解放前夕，全县只有小型工厂144家，手工业作坊5000余户，工业、手工业产值1222万元。

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1956年1月，全县工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手工业实现全行业合作化，共建立合营工厂22家，手工业合作社（小组）80个。一大批职工被提拔为企业领导，私方人员一般都得到适当安排。

1958年盲目“大跃进”，本县所属全民工业企业由1家发展为28家，社镇集体工业企业增至201家，但在发展初期就存在缺乏资金、原料、技术等问题，加上管理混乱，困难重重，一年后，多数工厂停办。1962年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县全民工业企业大多恢复，部分划为市属，许多社镇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工业产值由上一年的10028万元，下降为6014万元。至1964年下降到5659万元，接近1958年5487万元的水平。1965年开始回升到7216万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部分工厂“停产闹革命”，全县工业产值降至4918万元。1970年，建立三级农机修理网，社镇工业有所发展，全县工业产值又上升到8595万元，1972年起，工业产值才稳定地超过农业产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工业企业开始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行厂长负责制和生产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工业发展加快了步伐。1988年全县工业企业由1978年的484个增加到1399个，其中县办167个，乡镇（包括乡镇以下）办1118个，其他114个。乡镇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本县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1978年产值为1145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2.15%，工农业总产值的27.49%；1988年达到169121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3.04%，工农业总产值的63.38%。本县多层次的工业企业，已形成纺织、服装、食品、化工、建材、印刷、机械、电机、电子、电器等众多系列，产品有上千个品种，1988年总产值23153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266836万元的86.77%。

1958年本县划归上海市后，县城被规划、辟建为市郊工业卫星城镇之一，一批部、市属工厂陆续迁入本县。1985年，县境内共有部、市属工厂21家，职工2万余人，总产值4亿余元。这些工厂分属冶金、铸造、机床、照相机等工业门类，通过联营、加工协作、技术指导、设备转让等形式，对县属和乡镇工业的发展起了支持促进的作用。

本县商业历来繁盛。县城是府治、县治所在地，又是府境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商品、贡品集散转运中心。大批官僚、地主、豪绅、富商集中于此，城乡流通渠道畅通，形成了较大的消费市场。在社会安定时期，一直能保持兴旺局面。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坐商4126户、行商471户、摊贩2293户，共59个行业。1954～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有32户私商直接过渡为国营企业；大部分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组建成49个合营企业；还建立了174个合作商店，以及许多合作小组。一部分小商小贩、服务行业继续从事个体经营。此后几十年中，商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增长，商业也继续发展繁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49年为2578万元，1978年为17590万元，1988年达71754万元。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销售比例也有很大变化，1949年为95.69%和4.31%；1988年为73.37%和26.63%。80年代外贸发展迅速，已形成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988年出口产品总值46205万元，比1978年增长7.58倍。其中工业产品占87.83%，农副产品占12.17%。工业产品中，乡镇工业产品又占82.89%，达到33641万元；花边加工费从1971年的66万元增至2344万元。解放以来，集市贸易历经兴衰，1949年成交额为175万元，1978年为371万元，1988年增至6064万元。个体经济几经起落，1956年初对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县尚有个体工商业487户；1958年“大跃进”时期，不少个体户停止经营。1962年开放集市贸易，市场上又出现3000余个体户，经整顿清理，至1965年只剩918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发证仅20户。80年代起，个体户逐年增加，1980年发证118户，1985年增至3205户，其中城镇678户，农村2527户，营业额341.45万元。1988年个体户数达3969户。

明、清两代，松江府岁征田赋（米）120万石左右，超过北直隶一省，农户负担之重，甲于天下，而本县前身的华亭、娄县，赋额又占全府大半。民国时期，本县每年田赋仍达40余万石，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警、政府机关以及教育、卫生等方面。解放后，建立起新型的财政税收制度。全县财政收入，1950年为794.44万元；1983年突破1亿元；1988年达到18148万元，其中县级财政收入17022万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再调整税制税率，改变了千百年来财政税收主要依赖田赋收入的局面。1958年以前，农业税占全县财政收入的大半；1958年后约占1/2；1971年后约占10%；1985年仅占3.85%。工商税1950年占29.92%，1980年超过1/2，1985年为75.45%。企业上交利润1952年占0.07%，1971年曾达59.13%，1985年为20.45%。历年财政支出，35～70%用于文教、卫生事业，7～25%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1949～1988年松江县工农业总产值示意图

1988年，本县社会总产值392777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40962万元，人均2838元；国民收入125706万元，人均2530元。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种植业）收入由1978年占农副工三业总收入的33.03%下降为8.68%，工业由21%上升为62.51%，副业占28.81%。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1956年职工工资人均451元，农民收入人均84元，1988年职工工资人均1876元，农民收入人均1272元，劳均2079元。城乡兴建起大批住宅，1985年松江、泗泾两镇人均居住面积超过8平方米，农村80%以上人口住进了新建的楼房，人均居住面积达24平方米。城乡居民口粮皆有剩余，副食品消费水平提高。1985年，农村人均消费肉类19.39公斤，禽类3.73公斤，蛋类4.82公斤，水产5.13公斤。1985年农村人均消费棉布1.7米，化纤布5.07米。据1987年抽样调查，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223辆，电扇213台，缝纫机86架，电冰箱33台，洗衣机76台，电视机109台（其中彩电33台），收录机56台，照相机20架；农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5辆，缝纫机70架，电扇91台，洗衣机2台，电冰箱1台，电视机55台，收录机15台，照相机1架。

城乡个人储蓄存款，1978年末为885万元，人均19.5元；1988年末增至24473万元，人均492.64元。

（三）

据南宋《云间志》记载：“唐之置县，固有城矣。”至宋代，华亭城中已有街巷数十条。元初升府，城内有一府一县行政机构，因城垣较小，城市建筑沿市河向西延展，到元末已形成“十里长街”。明代松江城曾列为全国33个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城有一府两县行政机构，官绅第宅众多，商店作坊栉比，居民稠密，形成繁荣的市面。后来上海都市倔起，松江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近百年来，战乱不断，特别是日军入侵，松江城几成废墟。至解放时，还是窄街低屋，砂石路面，市政设施落后。

1949年，县城共有各类建筑485476平方米，多为一二层砖木结构房屋。50年代，城市建设以利用改造原有建筑设施为主。1957年，沪松公路接通。1959年，华东电网向松江城乡全日供电。1962年，县城、泗泾镇有了自来水。1965年，建成第一批新公房。1966年，四位自动拨号电话开通。“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建设缓慢。1978年后，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了步伐。到1985年松江镇已初步形成五横（乐都路、中山二路、中山路、迎宾路、松汇路）十纵（环城东路、茸城路、方塔路、北内路、普照路、谷阳路、人民路、西林路、永丰路、玉树路）道路格局，主要道路全部铺设沥青或水泥路面。1985年底，全镇共有各类建筑265.87万平方米，是1949年的5.47倍。其中，70年代末至1985年共增建172.49万平方米。公房住宅已达60.65万平方米。县城内电话容量2800门，另外18个单位交换机容量2350门；农村电话容量3500门。境内铁路除沪杭线外，新增了新闵、金山支线；公路总长210公里，除通向市区、邻县、邻省外，各乡都通行公共汽车。松江镇内还设公交线路一条。大泖港、黄浦江上建有全市最大的斜拉桥和公路铁路双层桥。钢筋水泥桥遍布城乡。1986年建成电视发射塔并开始播送节目。全镇设有各类医院10所，影剧院5座，县属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技馆、体育场、游泳池各1座，公园2处。

70年代初，农村新建瓦房渐多。70年代末，开始改建楼房。1978～1985年，农村新建住房573万平方米，其中有楼房30808幢。解放后，逐步改善农村饮水卫生。1950～1985年，农村共挖井8万余口。1964年新桥镇自来水厂建成。1977～1985年，又建成农村自来水厂23座。全县28%左右的人口已饮用自来水。

（四）

本县文化教育素称昌盛。早在西晋，“二陆”（陆机、陆云）即名重文坛，以其故居在昆冈，人以“玉出昆冈”誉之。宋代始建县学；元代升府后，松江城内府、县学并立，又有书院、塾学多处。科举及第者较多。自宋至清，华亭及后设的娄县，共有521人中进士，内有状元5人。“布衣”及流寓人员中，也有不少杰出之士。元末，黄岩陶宗仪、山阴杨维桢、钱塘钱惟善等名士，均先后来松定居，他们与当地文人陆居仁、袁凯等，交往甚密。陶宗仪筑草堂于泗泾之南村，编著有《南村辍耕录》、《说郛》等多种。明代，文化兴盛，人才辈出。如：书法家沈度、张弼，学者顾清，政治家徐阶，“云间画派”的骨干人物莫是龙、顾正谊、孙克弘、董其昌、赵左、陈继儒等。明末清军南下，松江文人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李待问、夏完淳等奋起抵抗。入清，文风不衰，名家接踵，如：书画家张照、陈枚、改琦、张祥河，历史学者王鸿绪，文学家姚椿、韩邦庆等，皆享誉当世。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松江因靠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学堂——私立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史量才、马相伯、吴雪斋在泗泾创立私立养正小学。光绪三十年设立松江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前几年，原有书院、义塾、私塾纷纷改办学堂。民国时期，公立私立学校并举，女校、师范也随之诞生。日伪时期，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到解放时止，本县共有中学8所（内私立6，女中1），中等职业学校3所（师范1），小学244所。

解放后，私立学校逐步改为公办或并入公办学校，女子学校改为男女合校。至1985年，全县共有幼儿园（点）386个，小学261所，中学49所（完全中学10），职业学校14所（师范1，师范班1），中学职业班28个，电视大学分校1所。1980年基本完成了扫盲任务。1983年普及了小学教育。1988年初中普及率达87.01%。

辛亥革命前，本县医疗卫生保健全赖中医中药。民国4年（1915年）设立时疫医院，民国10年出现第一所西医医院。以后近30年间，先后建立西医院10所（内公立医院2），至解放前夕，尚存4所（公立医院2）。解放后，陆续建立起县、社（乡）、大队（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民医疗保健制度。从50年代起，大力防治地方病和传染病，1984年消灭了血吸虫病。到1988年，全县有县级医院7所，乡镇卫生院20所，县医疗救护站1处，共有病床1495张，医务人员1764人。

本县近代体育起步较早，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松江劝学会附设体操讲习所”（我国最早的一所体育学校）后，学校中均设体操课。民国8年（1919年），松江县公共体育场建成。同年5月7日举行的松江县高等小学联合运动会，是本县首次运动会。30年代，体育运动以学校体育及城市体育活动为主。解放后，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曾涌现出一批优秀运动员，50年代，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冠军7次，得第一名4次，破省及全国纪录7次。体育设施得到扩建和更新，县城现有设备齐全的公共体育场，还有灯光球场，篮、排、网球场，乒乓球房，还新建了游泳池等。学校、工厂、农村都新建或扩建了一些体育场所。体育运动在农村中也正在广泛开展。

（五）

松江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攻下潼关的那年（880年），王腾据华亭反唐。元末农民大起义，松江人民积极支持“红巾军”占领松江。明万历年间，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横行乡里，群众愤起烧掉了董家住宅。明末，松江进步知识分子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组建爱国文学团体“几社”，当清军南下、明朝复亡时，“几社”中人参加了抗清斗争。府城陷落后，李待问等义军数千人壮烈牺牲，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陈子龙等也先后牺牲，徐孚远突围至福建，继续斗争，至死不降。辛亥革命爆发后，松江积极响应，组织学生军，支持革命政府；“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时，松江学生军敢死队参加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牺牲多人。“五四”运动中，松江涌现出侯绍裘等一批革命青年。民国12年（1923年）秋，侯绍裘成为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民国15年，松江建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侯绍裘被推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侯绍裘在南京被害。同年中共党员袁世钊、吴子喜、陆龙飞、顾桂龙等在新浜、枫泾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并于民国17年在陈云领导下策动了枫泾暴动，失败后吴子喜、陆龙飞被捕牺牲，其他同志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民国19年后，顾桂龙、袁世钊等先后被捕牺牲，民国22年松江中共地下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组织中止活动。民国26年11月9日松江沦陷。民国28年后，中共在和尚泾、叶榭、莘七、天昆地区重建地下组织，领导当地人民，配合新四军进行抗日斗争。有很多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等抗日部队，不少人为国捐躯。民国34年夏，新四军在泗泾、七宝、莘庄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泗宝区公所，这是中共在本县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同年7月，浦南爆发了反抗“军米”等斗争，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参与领导，愤怒的群众一举惩办了伪镇长、保长等数十人。

解放战争中，中共地下党员始终在本地坚持斗争。解放前夕，中共松江地下组织6个支部的128名党员，和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100余人武装队伍，与全县人民一起，配合解放军，胜利地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松江人民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作出了新的贡献。抗美援朝时，松江捐献飞机3架，900余名松江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79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1955～1985年，有1.9万余人应征入伍，在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有44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8年松江县乡（镇）工农业产值结构比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