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赴苏联参加国际植物检疫会议。1964年去民主德国参加国际马铃薯对晚疫病菌和其他块茎腐烂抵抗性的学术讨论会。

他领导的马铃薯晚疫病测报和防治获1955年科学院科研成果集体二等奖；马铃薯退化问题研究成果获1978年科学大会奖。

1980年3月31日病逝于美国佛罗里达。

1910年10月30日 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城门村）。

1928年-1929年 福州私立英华中学毕业。

1929年-1930年 福州私立协和大学生物系学习。

1930年-1933年 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植物病理系，获学士学位。

1933年-1934年 福州协和农业职业学校高级部主任。

1934年-1935年 南京金陵大学植病系助教。

1936年4月-7月 福建省福清县立初级农业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

1936年-1937年 福州协和大学农学系助教兼农场主任。

1937年2月-7月 南京金陵大学植病系讲师。

1937年-1940年 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植物病理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40年-1943年 成都金陵大学植病系副教授。

1943年-1946年 国民政府农林部专门委员。

1944年-1945年 国民政府行政院派赴美国任善后救济农业专家。

1946年-1949年 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植病系主任。

1949年-1952年 北京农业大学植病系教授。

1952年-1953年 北京农业大学植病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3年-1980年 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一级教授兼副系主任。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副所长。

1980年3月31日 病逝于美国佛罗里达。

真菌

林传光毕生从事植物病理学的科研和教学事业。他基础深厚，兴趣广泛，研究领域宽广，从真菌到病毒、从寄生病害到生理病害、从真菌生理到杀菌剂都是他研究的对象。而他研究的每一项目均能在当时该领域内做出显著成绩。真菌生理是他开始较早而一直保持兴趣的研究领域。由早期对孢子萌发条件的了解到后来对卵菌营养的研究历经30多年，每一阶段都有新的突破。他突出的成绩是于1940年发表的题为《果生核盘菌（Sclerotinia Fructicola）分生孢子的萌发》，特别是关于《铜的毒性》的博士论文。他用果生核盘菌为材料揭示了快速形成小型分生孢子的真菌，由于所携带的养料如碳源有限，在不供给外来能源的情况下，往往不能萌发。前人之所以未能发现这一特性是因为方法不妥，在收集孢子时带进了足以满足孢子萌发的少量能源。通过洗涤除去孢子上沾染的杂物后，果生核盘菌分生孢子萌发时需要葡萄糖或乙醇以满足能源的需要，厌气条件下只有葡萄糖有效。

此外还需镁离子以保持较高的萌发率。在排除未知物质的干扰后，该菌对铜离子毒性的敏感性大大提高，比以往的报告提高了10-100倍。他测出铜对果生核盘菌的LD90剂量不是当时所认为的0.25-3ppm，而是在0.025ppm以下。而过去高耐药性的结果是在孢子上附有解毒离子（如钙离子）的存在下测得的。他还研究出解毒离子作用的大小是按离子价数的增加而提高的。这一论文顿时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里引起震动。外系的人听了也称赞是好论文，称得上该院之冠，而被作为康奈尔大学223号研究报告专门出版。

1946年，他继续研究分生孢子萌发的营养要求，发现围小丛壳（Glomerella cingulata）孢子萌发时不仅需要碳源，还需要氮、磷、镁的供应。再次证实了他的看法：即没有理由设想一个真菌孢子要含有萌发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对一个只有一个细胞的孢子要求外源营养才能萌发是不足为奇的。林传光提供的方法和发现成为研究孢子萌发条件、测定杀菌剂毒性极为有用的依据。在真菌生理领域中做出了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如50年代最出名的两本真菌生理学教科书：利理和巴纳特著《真菌生理学》及柯克兰著《真菌生理学》就引用了林传光的上述两篇论文，介绍了他的结果和方法。这在50年代中国学者的研究被外国书本中引用是不多见的。正是他以卓越的科研成果跻身于世界真菌生理界的前列。

林传光还注意到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粒黑穗病菌（Neovosia oryzae）厚垣孢子萌发非常困难的问题。在1931年以前还没有人研究过影响厚垣孢子萌发的因子。

中国真菌植病界的前辈邓叔群曾注意到厚垣孢子有休眠期并且萌发可能与光线有关，但未作试验证实；而林传光则是首先发现和确证稻粒黑穗病菌厚垣孢子一定要有5个月的休眠期后经过一定的光线照射才能萌发的第一人。而且分析了波长，明确了短波长的光更为有效。这样就能掌握厚垣孢子的萌发条件，得到较高的萌发率，用以接种、鉴定品种抗性等工作上。

1955 年林传光又对光波的作用深入了解，证明只在休眠期结束后湿润的孢子才对光敏感。光线不能代替休眠，但在0℃-3℃低温下，光线也起作用。说明光线不是促进孢子的代谢，而可能是解除某种抑制孢子萌发的物质。病菌的这些特性对其适应生存条件是有意义的，人们也可利用这些规律减少厚垣孢子的萌发进行防治。

厚垣孢子

发现病菌特异性

对真菌的营养，他着眼于真菌界中进化程序明显，位置正处于水生到陆

生、由腐生到寄生的卵菌纲的营养上。林传光等发现瓜果腐霉（Pythium aphanidermatum），不耐高浓度的营养液，主要原因是高浓度的阴离子有抑制腐霉的作用。不同的阴离子有不同的抑菌力。而抑菌力的强弱随离子价数的增加而提高。这次序为柠檬酸＞酒石酸、PO4三、SO4二、醋酸＞C1-、NO3-，与感胶离子序相吻合，抑菌力与增加细胞膜的透性成正相关，而且阐明氯化钙和氨基酸有减轻阴离子毒性的作用。

林传光在研究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同时，不忘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营养要求的研究。晚疫病菌属于卵菌纲比腐霉更高等，接近于霜霉。当时还没有能使晚疫病菌旺盛生长的全合成培养基。由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设计出能使晚疫病菌旺盛生长的全合成培养基；而且所用的成分是最简单的，并不需要复杂的营养。他还发现在有钙和有机二元酸存在的情况下，晚疫病菌能很好地利用无机的铵盐为唯一的氮源。有机酸提高了对铵氮的利用，但又有增加透性、螯合金属离子的不利作用，可以通过提高钙浓度来解决。从而了解专化性很强的寄生菌的生长只需要一般腐生菌所需的营养，没有更多的复杂要求。这样就不必设想专化性是由于缺乏必需的复杂营养所致。后来证实不同生理小种在营养要求上并没有差别。在扩大疫霉的种和有机酸的种类后，证实这一营养特性是疫霉属所共有，只是其他疫霉对有机二元酸的敏感性不如马铃薯晚疫病菌，因而对钙的需要也不如晚疫病菌迫切。柠檬酸比二元酸毒性强，在降低酸浓度和提高钙浓度下，一般疫霉仍能生长。1964年在民主德国路塞维兹（Lusewitz）召开的“抗晚疫病和其他块茎腐烂的国际讨论会”上，林传光以《晚疫病菌营养的特殊性》为题作了报告，获得国际同行专家的好评。

当时有同类性质的报告，却在使用复杂的配方以为晚疫病菌需要复杂氮源，而且还得不到旺盛的生长。对晚疫病菌需要钙这一发现一直未被国外学者重视，到1976 年才有苏联奥科罗柯夫（Окоpоков）等人加以报道，予以肯定。1978年日本人日下和北井再度证实这一需要。而对氮源的需要大多数学者还在重复寻找复杂的氮源，以为需要核苷酸等物。因此，他对疫霉的营养，尤其是对晚疫病菌营养的了解领先国际水平十几年。

林传光等发现了不同种的疫霉菌分解淀粉的能力有不同，同种则比较一致，种间有明显的特异性。因而有可能将淀粉分解能力作为种的特性用于分类鉴定。他们根据淀粉分解力的明显差异而把寄生疫霉（Phytophthora parasitica）和棕榈疫霉（Phytophthora palmivora）分开，解决了有人要将这两个种合并的问题。这一特征的提出得到疫霉分类学者的认可，而把淀粉的利用能力规范为淀粉水解指数（SHI），作为一个性状在鉴定疫霉时加以应用。

马铃薯晚疫病

首创

50年代在全国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的热潮中，带来了李森科对马铃薯退化的观点。按这种观点，马铃薯的退化是由于马铃薯在结薯期遇上了不符合马铃薯本性的高温，从而引起种薯在个体发育上的衰老而退化。根据这一观点提出的防止种薯退化的方法是夏播。有的学者甚至否定马铃薯中有病毒的存在，认为靠无性繁殖的马铃薯没有经过有性阶段的胚胎复壮，必然引起发育年龄的老化。当时，迫于政治压力，有的科学家不敢说真话。但林传光敢于坚持真理，明确肯定马铃薯病毒病的存在，曾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但他并不停留在1922年匡杰（Quanjer）发现昆虫传播马铃薯病毒病时的水平，局限在防止病毒病的侵染上；而是认真研究夏播马铃薯之所以能防止退化的原因。

根据他实际观察和试验，在北京地区种植一年就有近100%的后代退化，减产30%以上。而在北京南部的安徽省界首县却能提供不退化的种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界首县有一套保持土壤低温的栽培措施。他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由于马铃薯用块茎无性繁殖，病毒能一年年传下去；而马铃薯病毒在田间又可借接触和蚜虫传播。经过多年的无性繁殖积累病毒，老品种块茎病毒的感染率已接近饱和。因此，在不适宜的条件下种植一年就退化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单纯感染率的增加，而是不良环境下种出的块茎所形成的植株大大降低了对早已存在于植物体中的病毒病的抵抗力。通过种薯带病毒率的检测证实，通常所用不退化的种薯都带有引起花叶病的X和Y病毒。再经温度对病毒量的影响的一系列试验，尤其是1956年后，用无病毒实生苗在防虫的土壤恒温槽的试验和在西藏冷凉地区提高种性，以及改变昼夜土壤温度对提高种性的影响等试验，基本上证实了他的设想。试验结果表明，较低的土温能使原来已经退化的种薯种性提高。所长出的植株虽带有病毒，但含量减少，症状减轻，产量提高。在西藏日喀则的冷凉条件下，提高夜间温度会增加当年马铃薯中X与Y病毒的含量，花叶型退化的程度和减低当年与来年的产量。白天的高温因增加了昼夜温差，反而有利于耐毒性的保持。在北京条件下接种Y病毒后降低土壤温度也能减少Y病毒的侵染，说明低土温有利于马铃薯抗Y病毒的扩展。正如他在《在马铃薯退化问题上耐病性变化观念的形成和验证》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合理的假设是马铃薯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可以受到病毒的侵染而不受害。不良的环境条件使它失去对于早已潜伏体内花叶病毒的免疫性。影响免疫性的环境条件，显然不在地上而在地下。”“花叶病毒传染的环境比马铃薯丧失耐病性的环境更广泛。”试验证明：不利气候条件在多方面能引起感病毒后的种薯退化。要防止退化，既要防止病毒的侵染，也要配合以适宜的留种技术和条件。这就给制定防止退化的留种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研究退化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病毒的侵染在马铃薯退化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和无病毒种薯在生产上的重大意义。在1960年前后，他就积极倡导用茎尖培养脱毒的再生植株繁殖无病毒种薯。这一想法开始时未被理解而受到干扰。后来这一建议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的积极配合下试验成功，得到贯彻。以后又得到各地行政、生产部门的重视，采纳执行，形成了较完整的无病毒留种体系。197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开了鉴定会。那时已重病在身的林传光以极大的喜悦亲临现场检验效果。他倡导的无病毒留种和良种繁育体系得到一致公认。防治马铃薯退化研究成果获得1978年科学大会奖。

向马铃薯退化作斗争

晚疫病的流行规律

晚疫病是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主要马铃薯产区威胁性最大的病害。建国初期农业科学界对晚疫病的突然暴发和流行规律很不了解，因而化学防治效果很差。1952年，林传光从生产观点出发，首先抓发病规律。从流行病学的观点，除非是有大量的外来菌源，任何流行病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蔓延成全地区的灾害，总有一个病菌量的积累过程。从初期发生到暴发性的大流行之间，时间的长短是衡量能否采取应急措施的依据。而初侵染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少数的还是普遍的，又是影响化学防治效果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发现为数不多的本田的中心病株是初侵染来源。由中心病株出现到大面积普遍蔓延至少要2-3周的时间。这样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化学防治，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随后他们又肯定了北方马铃薯某一作区的中心病株来源于播种的病薯。而病薯播种在地里所形成的幼苗因染病早晚不同而有抵抗力的差异，只有少数形成出土病斑。病斑出土后只要遇上适宜的温湿度条件，就会形成孢子囊传播到附近植株引起再侵染。因而种植病圃，根据病苗出土情况和再侵染次数，结合气象条件可以较准确地预测晚疫病是否流行。由于对晚疫病流行规律的了解和具有成效的防治，曾于1955年获中国科学院成果二等奖。在利用抗病品种防治晚疫病的问题上，林传光及时地汲取国外有关疫病生理小种适应性变异造成抗病性丧失的教训，而不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含有专一性的有显性抗病基因的免疫品种上。在1959年前后，中国曾由苏联、东欧引进一些抗病品种，由于带有显性抗病基因，在当时国内生理小种还比较简单的情况下，表现得几乎完全免疫。这些品种受到育种工作者的青睐，争相用作育种亲本。林传光则坚持强调，用有“田间”抗病性的一些老品种以防止抗病性的丧失，并对“田间”抗病性品种做了多年的系统观察和鉴定，证明其防病增产作用。在他的倡导下，“田间”抗病性得到重视，现在育成的品种有些便含有“田间”抗病性，在防治晚疫病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水稻病害

林传光对中国最大宗的粮食作物水稻十分重视，潜心钻研水稻要淹在水中的道理。因为从实测的水稻用水量并不比大豆更高，但是根部却要浸没在水中。改种陆稻则不仅产量低而且黄化枯尖，甚至早死。他在1946年和1949年发表论文阐明，水稻需要淹水主要是要保持较低的氧化还原电位，以利于二价铁的利用。在水培情况下不断补充二价铁的供应，稻能很好地利用硝态氮和铵态氮，并能吸收铁而不表现黄化。但在静止培养时很快出现黄化缺铁症状或枯尖。这种现象能在加入适量的巯基乙酸或半胱氨酸而得到克服。而硫氢基的作用只是在水培中发挥作用。在陆地盆栽，虽然每天浇灌浓度为0.01%的巯基乙酸钠还不能防止黄化，不如每3天喷一次0.05%FeSO4的效果好。经过不断试验，他利用有机肥料改变土壤有机质条件，以改善对铁的利用，并设计收集土壤淋洗液的装置收集和分析了淋洗液。结果是，黄化症状轻的淋洗液中可溶性铁增加，氧化还原电位也低。虽然水稻变旱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他对生产问题的关注是令人敬佩的。

林传光早期对稻胡麻斑病（Helminthosporium oryzae）作了很全面的研究。对病害造成的损失、病菌的越冬场所、初侵染来源、稻的感病时期、品种抗病性和防治方法都作了详细研究。根据3年幼苗接种试验，于500余号品系中选出不同生长期均有抗性的品系3号。这在1936年无疑是一项较全面完整的研究，也是开中国稻胡麻斑病系统研究之先河。

此外，对于杀菌剂，林传光除了研究金属离子对菌的毒性外，还十分珍视中药的抑菌作用。在40年代末，链霉素刚刚问世，对肺结核还没有很多特效药时，他就对传统的油浸白果治疗肺结核病的效果感兴趣。经他和合作者对有效物质进行分离和测定，结果得出有效物质白果酸的结晶，并证明有抑制分枝杆菌的作用。为中药治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他对服用量是否太少提出疑问，并对油浸可能起到增效作用也作了推测。他还和合作者对中药狼毒（Stellera chaemejasme）的抑菌物质进行抽提和对其性质加以了解。证明其对真菌的抑制作用，还发现其对细菌的抑制力反不如对真菌，对动物则只有非常弱的毒性。他对中草药的杀菌作用兴趣不减，到1958年还译了托金著的《植物杀菌素》一书。

锲而不舍，实事求是

林传光学习刻苦，治学严谨。他的同学美国匹兹堡大学李景钧教授为他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一生所认识的朋友中，很少有像传光那样肯吃苦用功的。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的科学兴趣始终不变。无论设备如何简陋，他的研究工作延续不断。凡认识传光的人，必会与我同感；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不苟言、不苟笑，思考周密，治学严谨。他从来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谎话，不说废话。”

林传光一生除亲自从事科研工作外，还造就了一大批植物病理界的人才。亲自指导过的达数十人，他们大多已成为中国植物病毒、真菌病毒、病害流行、病菌耐药性等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某些作物病害的专家。这都和他的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和诲人不倦是分不开的。30年代，他在金陵大学任助教时，谁的真菌图画不好，就不让他离开实验室，连同辈人也不放过。50年代，他带研究生时，曾组织读书报告会，综述当时科学上的最新进展，开扩了大家的思想，博得一致好评。因为讨论热烈，常常忘了下课。晚年，对后辈学生更是关怀备至、如同父兄。病中还为学生校阅译稿，直到生活不能自理时，还由他女儿读译文，自己看原文，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如《植物和寄生物关系的生化问题》、《植物病理》等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校阅出来的。正因为他以全部身心投入教学事业，凡是受过林传光教诲的无不交口称誉。

1、林传光：《福建重要植物病害简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新报》，1937，14（12）：347-350.

2、林传光，蔡润生：《两上白果化合物对于分枝杆菌的作用》，《中国植物杂志》，1950，5（1）：6-8.

3、林传光：《植物种苗防病处理》，《植病丛刊（第四种）》，中华书局出版，1952.

4、 林传光：《晋、察、绥马铃薯疫病专题训练会议总结》，《一九五二年晋、察、绥马铃薯疫病专题训练会议汇刊》，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司，1952.

5、林传光：《稻粒黑穗病菌孢子萌发中的感光作用》，《植物病理学报》，1955，1（2）：183-190.

6、林传光：《怎样防治水稻病害》，中华书局.

7、林传光：《植物病害概念》，《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6，2（1）：33-37.

8、林传光：《关于柑桔黄龙病几个问题的讨论》，《植物保护学报》，1963，2（3）：237-241.

9、林传光，梁平彦：《几种疫霉在营养上对于氮钙和有机酸的要求及酸度关系的研究》，《微生物学报》，1965，11（4）：470-478.

10、田波，覃秉益，林传光：《马铃薯X病毒和烟草花叶病毒对于马铃薯Y病毒侵染酸浆干扰作用的研究》，《微生物学报》，1966，12（4）：86-90.

11、林传光：《在侵染性植物病害上必须充分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植物保护》，1979，（1）：8-10.

12、林传光：《论真菌与绿色植物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植物保护》，1981 （2）：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