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林修梅参加州试，“以第一入补博士弟子员”。时“东北边患炽，而清廷怠荒如故”，林修梅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认为以文救国没有希望，便毅然放弃科举，投笔从戎，选择了习武救国之路。

1903年5月，湖南陆军武备学堂开学。林修梅考入武备学堂第一期。

1905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历任湖南陆军速成学堂主讲人、湖南新军炮兵营长、湖南陆军速成学堂区队长等职。

1906年，林修梅公费赴日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久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深受他们的影响。后来，林修梅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于反清武装斗争。

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即被派往四川新军供职。此时，西藏告急，英国侵略者多方笼络达赖喇嘛十三世，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当局与清政府的关系。清廷鉴于西藏地当要冲，英俄环伺，急派汉员训练藏兵，令四川新军人藏.分驻要塞，巩固国防。

1909年3月间，川督赵尔巽根据清廷的旨意，派钟颖为协统，率四川新军2000余人，组成一混成协进藏。林修梅被编入陈庆标部任第三营管带，陈渠珍任该营的督队官。8月6日川军由成都西进，经四川雅州、泸定桥，9月22日由打箭炉出关，再经长坎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冈拖，一路跋雪山，越崇岭，食糌粑，住帐篷，晓行夜宿，历尽艰辛行军50多日后到达昌都。达赖喇嘛在英国公使的唆使下，派藏兵争夺西康等地。在离昌都不远的恩达，驻有近万名藏兵，阻止川军人藏。边务大臣赵尔丰即命川军暂时集中昌都，派出四人进行联络，但数日未归。三营督队官陈渠珍请求前往，林修梅同意。陈便携带通事张应明轻装去恩达方向了解情况，被藏兵俘虏。当藏兵头目堪布得知陈、张二人是赵尔丰的人时，便以礼相待，并表示三日之内撤退驻恩达的藏兵，陈渠珍即返回昌都复命。赵尔丰借此大发脾气，认为林修梅不应该同意派陈渠珍前往了解情况，以“贪功冒险，损威辱师”之罪，撤销林修梅管带职务，以陈渠珍代之。

林修梅被撤职后仍以大局为重，致力于边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林修梅“思劳师糜饷非本计，乃察其风俗形势，著《西藏游记》及《治藏策》，上之当道，弗听”。后来他又负责起草了《西藏督练公所简章》，再次陈述了治藏的建议。为了教育士兵，他还亲自编写了《好兵歌》，希冀以此严明军纪，提高军队的素质。但赵尔丰再次拒绝了他的忠言。失望之余，林修梅只得辞职，“游印度、缅甸、遵南海而归。”

后来一清大臣看到了《治藏策》，甚为欣赏，于是调林修梅参与保定秋操。此后，林修梅又先后起草了《北洋督练公所章程》、《顺直咨议局陈请通饬各厅州县创办民团以靖地方案并章程》、《河南咨议局募集公债章程》等三个文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的意见。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革命党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发动两湖起义。林修梅得知消息后，迅即返回湖南，积极筹备武装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湖南首先响应。林修梅跟随焦达峰参加了光复长沙的活动。湖南都督府成立后，林修梅人都督府参谋部任事，“政府初创，一时军事计划及军制，多出其手”。

“二次革命”爆发后，湖南于1913年7月宣布独立，谭延闿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邹永成为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率部进驻岳州，林修梅任岳州要塞司令。司令部先驻岳州，后移临湘，身当前敌。8月，谭延闿取消独立。10月，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林修梅亦受通缉，汤芗铭花重金派员侦缉林修梅。林修梅被迫离开部队，潜回临澧。刚回到家，北兵便赶来捉他，幸有一长工闻讯跑来告知，林修梅急中生智，装扮成一挑粪工人，夹在运粪小工中间，才巧脱迫捕。但家被抄，家属遭受牵连。其后，林修梅逃往慈利、大庸和湖北的鹤峰一带避难。

是年冬，林修梅逃往日本东京，人法政学校学习。他当时寄宿东京郊外，生活极为拮据，常以红薯充饥。

1914年7月，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林修梅和湘西同乡会的会友集体加入，并成立湘支部，覃振为支部长，林修梅为湘支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日本流亡期间，林修梅“益发愤向学”，不忘国事，并译有《欧洲财政经济》，著有《中国交通政策管见》等书。孙中山对林氏兄弟（指林修梅和林伯渠）的忠心和才能备加赞扬，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作为”。

1915年12月，唐继尧、蔡锷等宜布反袁独立并出兵四川、贵州，西南、东南等地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次年1月13日，林修梅奉孙中山之命，随同程潜等12人，从日本出发，经香港、海防、开远，于27日抵达昆明。为了配合讨袁军向四川的正面进攻，从侧翼牵制敌人，唐继尧派程潜为湖南招抚使，回湖南召集旧部，组织护国军。程潜向唐继尧提出请委派陈惟诚为副使，林修梅为参谋长，李仲麟为总务处长，得到同意。2月3日，林修梅随同程潜等离开昆明。4月5日进入湘西，一举攻克靖县。

与此同时，讨袁护国运动在湖南风起云涌，驱逐督军汤芗铭的斗争如火如荼。林修梅协助程潜迅速扩充队伍，训练军队。不及两月，除各县民团外，护国军发展到3个旅，在湘西的招抚工作也进展迅速，至4月10日，整个湘西除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古丈、麻阳六县因驻有北洋重兵未能响应外，其余20余县，都已宣布独立。盘据湘西的北军处于民军包围之中，进退维谷。这种局势，“西与黔合，南和桂联”，对实现驱逐汤芗铭出湘的计划十分有利。4月26日，在靖县召开的有48县代表参加的护国军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任参谋长。后来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湘军第四师。林修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护国反袁的怒潮中绝望而死，湖南各界民众驱逐汤芗铭的斗争达到高潮。7月1日，程潜、林修梅率一个旅的兵力由宁乡进逼长沙，与汤芗铭派来阻止的两营部队战于道林，大获全胜。两营汤军倒戈，归顺护国军。7月4日，汤芗铭仓惶逃遁，离开湖南，大局初定。8月4日，段祺瑞任命谭延闾为湖南省长兼督军，以图缓和矛盾。谭延闿把湘军四个师缩编为两个师。赵恒惕为第一师师长，林修梅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袁世凯帝制覆灭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解散国会，废弃《约法》，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军阀专制统治，1917 年7月孙中山率驻沪海军南下广州，高举护法旗帜，组织护法军政府，并联络西南、东南沿海力量，与北洋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湖南成为南北两军激烈争夺的战场。

1917年8月6日，段祺瑞为了控制湖南，将谭延闾免职，派其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想以武力夺取湖南，并为“兵下两广，饮马珠江”打开通道。谭延阁在下台之前，曾在署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付傅良佐督湘问题。会上，陈复初首先表示迎傅，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林修梅义正词严，挺身而出加以反对，并于当日率军退驻衡阳，控制南北交通，扼守战略要地，准备与粤、桂、滇等省联合，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

9月9日，傅良佐抵达长沙，13日发布命令：撤消林修梅旅长职务，派邹序彬接替；撤消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的职务，调回长沙，另委陈璩章接替。同时，暗调驻守岳阳的北洋军两个师南下长沙。

在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滇、桂军阀为保存实力，苟安一隅，不愿与北军交火。湘军一师师长赵恒惕托病不理军务。是俯首听命放弃护法宗旨还是奋起抵抗？扼守衡阳的林修梅当机立断，决定与零陵镇守使刘建藩起义。9月18日，刘、林毅然宜布独立，通电全国，严正表明起义宗旨：“誓不肯附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府，均与海军（指随孙中山起义的海军——引者）、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我湖南军民为正当防卫起见，亦惟有抵死以待，保持正义，与国存亡。”

衡、永独立，揭开了第二次南北战争的序幕。两处起义军迅速控制了湖南24个县，声势浩大，震动全国。孙中山对此无比兴奋，立即发来电报，深表支持，“诸君子扶义湖南，摧阻逆焰，风声所树，视听顿易，尚冀踔励进行，克竟肤功，荡涤瑕秽，重奠共和，大局实利赖之。”段祺瑞闻讯后坐卧不宁，一面电令派兵“剿抚”，一面发表褫夺林、刘官职并予以通缉的命令。傅良佐在长沙戒严，通电声讨林、刘，指使一些湘军首领“劝导”林、刘取消独立，但是林修梅、刘建藩毫不动摇，坚守衡阳，严阵以待。

傅良佐派去接替林修梅旅长职务的邹序彬到达衡山附近，得知林已树帜独立，并悬赏5000元缉拿他，吓得逃回长沙。9月19日，傅派陆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带兵开赴衡、永，相机“剿抚”；第二师开赴湘乡、宝庆，作为后援。由于林修梅注意作湘军的工作，提出“湘军不打湘军”的口号，感召了前来“剿抚”的一团三营营长张振武及所属官兵。27日作战时，三营官兵在衡山石湾起义，同炮连、机枪连一起，投奔林修梅部队。林修梅、李仲麟于9月28日乘势进驻衡山。接着，李佑文师一团一、二营和二团一、三营士兵，在团长宋鹤庚、廖家栋的带领下， 亦先后宣布起义， 李佑文只得仓惶逃回长沙。傅良佐见出师不利，9月28日急令北军南下衡阳，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北军共计3万多人，分兵3路，压向湘南。林修梅、刘建藩率装备较差的5000之众，靠将士的勇气和人民的支持，抗拒强敌。10月6日，林修梅在衡山北面的西倪铺（湘潭县属）迎战兵力最强的中路第八师、二十师，因寡不敌众，起义将士于11日退守衡阳的屏障贺家山一带。15日，北军猛攻，林修梅率3个营浴血奋战，连克护湘关（湘潭与衡山交界处），白果寺（衡山县属）、南冲铺（湘潭县属）。16日，扼守贺家山的护法军将领黄岱重伤被俘，衡阳陷落。17日，护法军在永丰附近与朱泽黄旅激战，朱军败走，遂占永丰。18日起北军增援反攻，护法军失利，20日永丰、衡山、宝庆先后失守。为了扭转战局，林修梅率部于24日在贺家山击败北军八师15旅王汝勤部队。北军败退，南军乘胜追击。林修梅亲自督阵，左股受伤后仍坚持战斗，南军官兵，士气大振，无不以一当十。10月30日，起义军收复宝庆，接着挥师北进，收复衡阳。因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加之指挥不统一，兵士厌战，王汝贤、范国璋于11月14日通电请求停战议和。傅良佐见大势已去，当晚从长沙溜走。护法军乘胜追击，直下湘潭、株洲。17日，王汝贤、范国璋亦逃出长沙。19日护法军攻占长沙。21日，程潜、刘建藩、林修梅等进入长沙，受到各界人士欢迎。24日，程潜以总司令兼任省长。12月18日，谭浩明又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政、民政事宜。

北军溃退至岳阳一带后，湘、桂两军内部发生分歧。程潜、林修梅等湘军将领，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夺取岳阳。但桂系军阀陆荣廷却另有图谋，冀与北军议和。孙中山12月24日致电林修梅，勉励他们“即以护法为宗旨，则无论如何必贯彻始终为……望兄与湘中及前敌各将领，至以此意相勉，使勿误于缓兵之计，致废一篑之功。”但谭浩明却认为，段祺瑞已奉命免职，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主张同北京政府妥协议和，实则为保持他在湖南的地盘。对此，程潜、林修梅极力反对，据理力争，从1918年1月23日开始，湘军进攻岳阳。赵恒惕由右翼略通城，林修梅率队破西塘、筻口等处，从正面进逼岳阳。湘桂联军并力前进，北军3个师见南军锐不可挡，于1月26日烧岳阳，弃城逃窜，27日，林修梅等进占岳阳。不数日，北军悉数败退鄂境，湘境全由南军控制。

湘、桂联军占领岳阳后，本可乘胜追击，直取武汉，联合西南各军，进而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谭浩明却以湘、粵、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严禁联军入鄂。北洋政府趁此机会，集中优势兵力，于3月10日分两路进攻湖南。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由湖北南下，正面进攻岳阳，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由江西进攻湘东。南下北军号称40余万人，而湘、粤、桂联军合计不过5万人，特别是当曹锟手下的吴佩孚率兵向岳阳逼进的时候，一向主张妥协的谭浩明釜底抽薪，把桂军撤回广西，湘军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士气受挫。林修梅、刘建藩等率湘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于3月17日被迫撤离岳阳和平江。3月26日又撤出长沙，退守衡阳、宝庆和攸县、茶陵一带。北京政府3月27日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4月，北军分三路进逼南军,永丰、衡山、宝庆、攸县等地先后失守。

4月初，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在衡山举行军事会议，商定由程潜、林修梅居中路，正面牵制北军主力吴佩孚的3个师；赵恒惕、刘建藩率湘军主力向东，抗击张怀芝部队，攻打薄弱环节。4月下旬，程潜、林修梅率部退守耒阳、郴州一带。刘建藩在攸县附近发起进攻，勇克攸县、醴陵、株洲，前锋逼近长沙。张敬尧十分惊慌，派第七师和奉军一部阻击。刘建藩率队后撤，不幸落水阵亡。湘军顿失大将，赵恒惕又畏缩不前，导致战局突变，湘军转胜为败，退守茶陵。

5月15日，林修梅率部退出祁阳，转战湘南，与北军相持在耒阳、永兴间。北军损失也很大，加上内部派系倾轧，军无斗志，吴佩孚只得与湘军划界停战。

1918年6月15日，双方代表在耒阳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后不久，林修梅商同程潜等人，邀集各界知名人士，于1918年11月7日，在郴州为刘建藩镇守使召开追悼大会，以慰亡灵，寄托哀思，激励将士。嗣后，林修梅改湘军第二旅为湘南护法军第二纵队，亲任纵队司令。林修梅在湘南驻军年余，对内注重军纪，不许士兵妄取民物，正如林军中布告所云：“方今军阀横行，生灵遭他荼毒；我军革命之师，理合脱民桎梏；此事天下至公，切莫溺于私欲；民间生活艰难，常叹桂薪珠粟；朱门酒肉有余，白屋藜蒿不足；我军一本爱民，扶困之心当笃。”林还捐俸兴办小学，设立公益事业，使地方安宁无事。林修梅力主早息内争，协谋对外，共挽危局，因而声望日高，当时曾有歌传唱：“林祖垄，真好汉。赶走北军万万千，拨开云雾见青天。”

为加强军队建设，林修梅还撰写了《精神讲话》一书，以求初步改造军队，使之不为私人所用。

1918年冬，广州军政府鉴于林修梅勋劳卓著，特授予他陆军中将衔。林修梅在湘南坚持护法斗争，深得孙中山的器重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林修梅。

1920年春，林修梅因长久操劳，积劳成疾，感染肺炎，多日不愈，赴广州就医。经过3个月的治疗，始得康复，准备回湘。此时，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的运动蓬勃开展，湘军于6月11日包围长沙，张敬尧当晚逃走，政局被谭延阁、赵恒惕等控制。谭延闾为了控制湖南，借林修梅治病为由，改派他任驻广州军政府的湘军代表，实际是削其兵权。后来林修梅多次要求回湘，均遭到谭延阁回绝。6月15日，林修梅决计返湘，公开发表《临去陈词》，声明：“修梅锋镝余生，体气夙弱，值此纠纷浑浊之际，救济乏术，负咎兹多，爰于今春赴粤就医，愈三阅月。前日北军吴佩孚撤防问题发生，湘军各将领，复促修梅返湘备战。律以患难与共之义责何敢辞，当即决计返湘。”遂辞去军政府湘军代表职务，返湘备战。

7月19日，澧州镇守使王子斌（又名王正雅）因倾向南方政府，在退守慈利县城途中，被勾结北洋军阀的澧州副镇守使卿衡派人杀害。7月24日，王子斌的儿子王育寅，为报杀父之仇，便率其父所部，在慈利东岳观起兵。9月，王育寅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湖南当局通电讨伐。王势单力薄，派人赴孙中山处，请求援助。孙中山派林修梅赴湘西王育寅处“肩此重任”，“察看助理”。林修梅转到湘西，联合友军，训练军旅，积极开展援粤讨桂斗争。1920 年初，常澧护国军改称湘西靖国军。王育寅很欣赏林修梅的政治军事才千，且认为“林公为衡阳首义元勋，威望隆重”，遂推林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王育寅任湘西靖国军副司令兼代常澧镇守使。

此时，桂系军阀攻打粤军，破坏护法斗争。林修梅、王育寅向湖南军事当局提出了湘西靖国军假道援粤攻打桂军的要求。谭延闿一怕危及自身的安全，二怕得罪桂系军阀，便火速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并以赵恒惕的名义通电声讨王育寅。

孙中山为了支持林修梅，于1920年10月25日致电湘军总指挥及其所属旅长、处长、团、营长及长沙各报馆：“林修梅就职以后，复有攻桂之通电。……林君起义衡州，艰难百战。今又勇于讨贼，登坛誓师，此湘军之光荣，亦前民之矩镬。望赞此义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但谭延闿、赵恒惕对此并不作答复，还指使省城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拒绝靖国军假道援粤的通电，给林修梅的军事行动设置障碍。

为了打开援粵的通道，林修梅、王育寅在占据大庸、慈利后，由王育寅率部队进攻常德，刘叙彝兵分两路防御。林修梅针对刘兵力分散、战线过宽的弱点，决定率部队全力向盘龙桥方向进攻。自10月13日起，连战数日，遂占领石板滩、缸市一带，刘兵退守常德县城。17日黎明，靖国军抵常德城下，由于谋事欠密，王事先派出作为内应的军警被刘部所杀。其后，屡攻常德不克。19日上午，敌援军至，靖国军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向桃源、慈利方向撤退，回防桑植。

战争从10中旬延续到11月，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王育寅在大庸失守后出走。林修梅率领一支部队继续在湘西活动，并将部队改称湘西讨桂军，自任总司令，按照孙中山“联络湘中同志，统一湘西”的要求，坚持在湘桂边境一带活动。是年冬，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林修梅只得离开湘西，经鹤峰、武汉到上海。这时，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

1920年底，林修梅到广州，1921 年2月18日被孙中山的军政府聘为顾问、参议员。5月5日，总统府成立，林修梅被委任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孙中山的安全保卫和汇报军情、承宜命令、接待宾客等工作。并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

林修梅不仅是一位多谋善战的骁将，而且勇于追求真理，被时人称为“政治革命巨子”。到广州后，已经41岁的林修梅回顾了自己南征北战、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历程。从自身的痛苦实践中，林修梅感受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因而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林修梅在“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接触了马克思的一些原著，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

1921年五六月间，已开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林伯渠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来到广州，就任总统府参议。兄弟俩同住广州古寺附近的牛巷。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兄弟俩还常在一起研究理论，总结革命经验。被林伯渠一生视为严师益友的林修梅，看到堂弟思想锐进，眼光敏锐，十分钦佩。林伯渠的言行，对林修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0 年到1921年，林修梅同林伯渠一起 ，在广州支持王恒创办《革命评论》，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在总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林修梅在1920年前后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改造中国军队和中国社会。其后，林修梅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讲演和著作，提出了《战时财政计划草案》、《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等。在《社会主义的我见》这篇文章里，林修梅满腔热情地赞扬了社会主义制度，揭露了“私产制度”的危害，他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最大的毒害，就是私产制度。我们想把这种毒害设法扫除，只有社会主义是他对症妙药。”他在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后指出：“我相信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并且他还断言：“社会主义的实现时机，是早经到临了。”从而驳斥了那些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搞社会主义的论调。

林修梅在《社会主义与军队》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军队劳工化”的主张，鼓励军人要为“社会主义”奋斗。对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林修梅来说，“马克思学说乃为其思想之主干，其志愿在改造军队之精神，而后以改造国家社会之武器。申言之，即欲使中国军队与中国现出一种最新式最合理而为现世国家所尚未有之局面。”其“志愿，在指导人群归往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挫折的时期，林修梅的见解和主张，对启迪人们思索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1年，林修梅为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此时正是他思想激进、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时期。他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军，准备为革命干一番事业，把自己改造军队、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实施。但不幸的是，1921年10月他因牙痛，误于庸医，以至感染骨膜炎，牵及全身，10月15日上午11时，在广州中法韬美医院病逝，年仅42岁。

对林修梅的逝世，孙中山异常痛惜，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林修梅“辛亥、丙辰、覆满讨袁，六年护法之役、首义衡阳，身经百战，尤著殊勋，尽瘁国家。”经大总统提议，国会非常会议于10月18日议决为林修梅举行国葬。决议说：林故代参军长“首举义旗于衡阳，西南诸省相继响应，国家命脉赖以不绝……其首义殊勋，理应崇报……自应依国葬法举行国葬典礼，以昭崇德报功之意。”11月2日，孙中山发布命令：追赠林修梅为陆军上将，应得恤典从优，并拟在首义区域铸立铜像，建造专祠，以彰忠荩，而慰英灵。

1928年，林修梅的灵柩从广州经上海运到长沙，在举行国葬典礼之后，安葬于岳麓山。

林修梅一生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真理，他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勇于任事、不计名利。林修梅逝世后，上海《民国日报》指出：林“才能的高超、性情的淡泊，在近时军人中尤谓绝无仅有……值新机正待发展之时，失掉了这样一位深有觉悟的有力人物，真堪为民国前途痛惜。”程潜也认为：“林修梅轻生死，尚意气，不知一己之安乐。其艰苦卓绝之点，无在不可以为吾人之模范，吾于师友中实为仅见。盖实负有最超越之天才，最优美之特质。”四当时的舆论曾评论：“近人评吾国新军人，南有林修梅，北有冯玉祥。”

1921年初，林修梅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生活》等著作和演说。在《社会主义的我见》一文中，他满腔热情地赞扬社会主义，揭露了私有制的毒害，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最大的毒害，就是私有制度，我们想把这种毒害设法扫除，只有社会主义是他对症妙药。”以上著作由林伯渠保藏，后编入《林修梅遗著》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