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植夫回国后，初在黑龙江铁嫩森林公司任技师，后到北平农业专科学校任教；不久往哈尔滨《国际协报》任主笔。次年南下上海，帮友人办《中华学艺》，发行《孤军》杂志，1925年，协助何公敢组织“独立青年党”，负责编辑《独立青年》杂志，提出“铲除国贼，恢复国权，确立民治、保障民生”和“打倒南北军阀”的口号，幻想走中间的第三条路线。在沪朗间，他除在《孤军》、《醒狮》。《创造》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船，论文外，还编著和翻泽了《林业浅说》、《林业大意》，《马尔萨斯人口论》等有关林业和社会科学书籍。

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后，林植夫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之邀到南京宣布解散独立青年党，加入国民党，任政治部宣传处少校股员；在南京期间，他十分崇拜蒋介石，积极粉饰国民党右派的独裁，不久看出蒋介石的丑恶真面目，思想上便从拥蒋逐步变为反蒋。

1928年，林植夫因事赴香港。翌年，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植夫就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他经常亲历县镇和乡村，力图整顿党风，希望把党务办好。但不久即发现国民党内“上是贪宫污吏，下是土豪劣绅，而且各派互相倾轧排挤，并且植党营私，林植夫想用党章制裁他们，却发现党部的人就是打死人也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因而大失所望。1931年夏，经陈铭枢提名，他以广东农界代表身分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会后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闹独立，蒋介石委他为广东省市党部恃派员，要他回到广州去，发动各县党部反对陈济棠。他辞而不干，跑到江西找时任“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的陈铭枢，在其司令部里任宣传队队长，他很快发现共产党并不像上面宣传的那样坏，“与其说老百姓怕共产党，还不如说怕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军队”。特别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感到惊异，开始研究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研究红军和人民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江西，林植夫认识到“兄弟阋墙”招来外侮，便辞职从南昌跑到上海，同年12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林植夫以前广东省的代表身份参加，他联合八十多名代表提出《收复失地案》，当面交给蒋介石说：“国难当头，你如果能把东北失地收复，我们仍拥护你”。蒋介石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蒋介石仍然抱不抵抗主义，使林植夫感到气愤。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林植夫加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亲赴前线参加救护和接济工作，目睹了民族危机，蒋介石集团与日本签汀了《淞沪停战协定》。同年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洛阳召开了“国难会议”，林植夫看穿了他们的险恶居心，拒绝前往参加，仍留在上海。在这期间，他阅凑了一些进步书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力认识。不久，陈铭枢为弄清“蓝衣社”的秘密，要他伪装向蒋介石靠拢，他便通过与他相识的蓝衣社头子刘健群的关系，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校设计委员，设法把蓝衣社的秘密拿到香港报纸上发表；当年底，他辞职回福州，任私立福建学院院长。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林植夫积极参与酝酿和组织工作，并就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省公路局局长，同时参与组织“生产人民党”。次年“闽变”失败，他受到通缉，避居香港，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1935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谐等在香港发起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提出“联合抗战，武装抗战”的主张。林植夫参与其事，并担任政治委员会书记，积极从事抗日宣传，与叶挺结下了忘年之交。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宣告解敌，林植夫和其他同志从香港回南京，共赴国难。南京沦陷后，撤退到武汉，途中曾写下《全面抗战从今开始》等文章。

1938年春，林植夫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重新考虑了自己的道路，前注江西南昌，参加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他一到任，即着手拟定工作计划，夜以继日地撰写对日军进行宣传的提纲和传单，印交前线部队散发，培训敌工工作人员，亲自教日语敌工工作口号，他的工作对瓦解日伪军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一时朗，林植夫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变化，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时期”，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须导中华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才有可能实现独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于是立下了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在严峻的斗争中，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新四军部长，联系和团结了许多人，曾受到《抗敌报》的表扬。

l941年l月，”皖南事变”发生，林植夫作为新四军代表到国民党一〇八师“淡谈判”，进行了不屈斗争，未果。后与叶挺军长同时被俘，由于他不肯写悔过书”，被视为“顽固分子”，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后转建阳徐市)长达五年。他以老同盟会员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协助狱中中共党组织做联系难友的工作。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利诱，包括特务头子张超传达蒋介石劝降的口谕，他总是说：“抗日无过，我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拒绝写悔过书，拒绝对共产党谩骂。

抗战性利后，林植夫经组织营救，于年底出狱返回福州，在福州开爱设维生酿制试验场，但仍受到特务的监视。1947年3月，他由何公敢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发起组织民盟福建支部，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时，林植夫仍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向民主人士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还用化名在《福建时报》发表一些革命性的文章，宣传民主爱国，揭露独裁专制的卖国统治集团的罪恶。1948年，林植夫被列入黑名单．被迫再次避走香港。临行前他号召民盟同志要与中国共产党同站一起，坚持地下斗争。

1949年1月，他由香港前往解设区，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李家庄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学习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9月，他从北京返回已经解放的福州，担任民盟福建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委。

1950年11月，林植夫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农林厅厅长，当选为省人民政冶协商会议代表，主席团成员，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1954年后蝉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当选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主委，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福建省农林业恢复、改造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民盟成员及其所联系时知识界的学习和改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林植夫因在上饶集中营被长期囚禁、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建国后党和政府虽多方面给他予照顾，但仍难于康复。他常常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关心民族的兴盛，国家的富强，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1965年他卧床不起，临终前，他叮嘱子女“更听毛主席的活跟共产党走，做好社会主义建设”。10月8日，林植夫与世长辞，享年75岁。

林植夫将这批敌军工作干部集中在军部，组织大家翻译前方战场缴获的日军文件、情报、士兵日记、来往家书、信件，为军部提供有关情报，并研究分析日军士兵思想动态。通过研究、归纳和总结，他们发现虽然日本军官告诉士兵到中国是为“东亚永久和平而圣战”，但是日本士兵在家信中表达的几乎都是“想家”、“想妻”、“被迫来华作战”。他们对在战场被俘十分恐惧，因为日本军官对他们说：“支那是野蛮人”，“中国军队对日俘一律杀头”，“杀了头日本人就永远不能转生轮回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线上应当是被打死也不能缴枪。新四军这批敌工干部都有过在日本工作、学习的生活经历，十分了解日本的民俗和民情，一下子就抓住了日本士兵悲观懈怠的情绪及产生原因和怕做异乡鬼的心理。

敌工部成立后，林植夫着手研究制定《新四军敌军工作纲要》，研究中央关于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特别是“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政策。研究“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政治工作，就是要打政治进攻战，以对敌削其锐气、动其军心、攻其心理、突破其薄弱环节。1938年7月，林植夫任敌工部长期间，新四军政治部印发了《敌军工作纲要》，确定了新四军应把对敌宣传工作作为“对敌军工作的进攻战”。《纲要》指出：“敌军工作的进攻战，基本上是从政治上夺取与瓦解敌人军队，解除敌军思想上的武装，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变为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在目前的中心，则须集中注意瓦解敌人。”《纲要》认为，宣传的方针要注意以下三点：一要正确把握敌国与敌军内部的矛盾和困难，抓住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和平、要饭吃等适当口号与宣传材料。二要正确地站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要宣传我们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合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正义的。三要站在自卫战争的立场上说话……我们只想自求独立解放，并不想侵略日本，我们战争的最后目的，只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我们为了民族解放要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新四军各支队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战斗需要，林植夫又组织大家拟定了日语口号，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先到各团，在连队中教战士呼喊，以便在火线上使用。为了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林植夫深入连队，讲解有关日本的情况，以克服抗战初期人们害怕日军的心理，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他还将敌工部的干部陆续派往各支队任敌工科长、股长。

1938年6月，新四军派出第1支队老2团挺进江南。为了将瓦解敌军政治工作做到战斗第一线，军政治部派陈超凡到1支队老2团任敌工股长。他一到团里，就教战士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过来优待”，还派人在日军出没经过的地方张贴日文反战标语，并教育战士：对待日军俘虏要尊重人格，除了收缴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军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骂……别看这只是一句话、一张纸，这些政治攻势也是新四军对日军的无形枪弹，一到前线，它就能动摇日军军心。如1938年8月23日老2团在江苏丹阳珥陵镇伏击日军这次战斗。当时日军第一中队40多人突然遭到新四军老2团伏击，日军士兵香河正男在慌乱逃跑之中也想到自杀。但他突然听到日语喊话“新四军不杀俘虏”，迟疑中他被追上来的新四军战士打倒做了俘虏。新四军战士用小推车把他送到团部。当他听到我军干部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告诉他“新四军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士兵一律不杀，不愿意留下的还可以发路费放他回去”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我们的新四军干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钢笔，听说还是日本留学生时，他十分惊讶。新四军敌工干部说话面带微笑，还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讲的“支那野蛮人”。战俘虽然惊魂未定，但被俘时的第一印象使日军士兵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新四军政治部借住在农民家里，日军战俘的住处紧靠着敌工部长林植夫的住房。日军战俘处处感受到新四军这支部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军纪严明、政治文明。林植夫经常找他们谈话，问起他们的家庭、父母，说明这场战争日本一定会失败、中国必将胜利的道理，并请他们给日本家中写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军拆阅，林植夫说“绝对保证不出问题”。家信由军敌工部交给香港来的陈先生带到香港后，用航空信寄往日本。家人果然得到了他们健在的信息，他们心灵受到一次震撼。

香河正男还清楚记得，在军部林植夫还请别的精通日语的人对他们谈话教育。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四军第1师敌工部长的陈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谢镇军，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中国第三任驻日大使的宋之光，以及留学日本的陈辛仁、鲍汉清。在敌工部不仅有大量的日语书，还有苏联、法国的文学全集如高尔基的《母亲》、日文版的《资本论》等。香河正男说：“我深深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所感动。”

留在军部的一批日军战俘经过教育，转变了战争立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为配合敌工部宣传，香河正男、田烟作造分别以日军陆军第三师团辎重兵和陆军军属名义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日文传单《告诉我们兄弟们》，以新四军“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间的温暖”现身说法，反思这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同时给日本同胞带来死亡和痛苦的战争，号召日本士兵“反对这场战争！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新四军敌工部第一张由日本军人写的日文反战传单。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滨中政志等5位日本人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正式宣誓参加新四军。从此他们由“国际友人”转为“同志”。

新四军在前方常缴获到敌军军官和士兵的家书、相片和作战计划，林植夫为此夜以继日地进行翻译。有一次缴获到一个日军的家书，里面写着他在南京与人开展杀人比赛，他杀了101人，另一个杀了102人，同时还附了一张摆在地上的一串长长的人头的相片。看到这些反映日军惨无人道罪行的铁证，林植夫当即决定编成小册子向前后方散发。

林植夫对工作尽心尽责，经常废寝忘食地编写对日军的宣传材料。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冬天夜间也没有火盆取暖，作为部长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风寒症，到了无法举动的地步；眼睛也大为受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对敌宣传工作，常把同事叫到医院去，在他的大通铺床旁记录他的口述稿。

1939年，新四军政治部成立一周年之际，林植夫写出了有关新四军敌军工作《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与《对敌工作和俘虏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前文中，林植夫指出：从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及第4支队去年底所缴获的敌军前后方面通信320封、明信片160张中，可供研究的有79封（张）。从中可以看出新四军游击战对敌军的威胁，敌军士兵深感游击队的厉害。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袭击辎重及过往部队，给敌军造成很大困难和危险……现敌人兵力消耗之多，敌军士兵非常厌战。

1939年2月，新四军政治部在新四军第二届政工会议上指出：一年来新四军“建立了全军对敌军工作初步规模”，“对敌伪军宣传，对部队教育和日语训练以及优待并争取俘虏、整理收集敌情等方面，获得相当的成绩”。尽管新四军敌军工作尚处在初创阶段，但军部仍予以充分肯定，1939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在给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的信中尤其讲到“敌工部长林植夫，帝大学生，曾在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负过委职，非党员，但经过一年的锻炼，大体已有入党的条件”。

1940年1月，正是皖南飘着空前大雪的时候，一批年轻的军中高级知识分子，敌军工作干部陈子谷、陈超凡、谢镇军、盛华、段洛夫和邱东平等同志从新四军四面八方来到皖南。会上，林植夫带领他的爱将特地穿上缴获的日军军官呢制大衣，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寒风之中合影留念。新四军敌军工作深入江南敌后，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支持，不仅队伍发展了，对敌作战捷报连连，物资、武器装备都得到充裕补给，形势十分看好。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就敌军工作指出： “去年一年来我们在敌伪中间的影响增强了。这种增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敌军工作——对敌军的宣传，对俘虏的政策；另一方面，给予敌人精神上的打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