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石显迫害致死的名儒还有易学大师京房。京房看到汉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情况，便向元帝建议推行“考功课吏法”。此举得到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认为可行，但遭到石显及其党羽的反对。石显不敢直接攻击“考功课吏法”，而是以让京房直接到地方试验为理由，把京房排挤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课吏法”治郡。 京房离开中央后，石显就诬告京房与张博同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显迫害致死或遭贬斥的贤臣还有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郑令苏建等，郎官冯逡也因奏言石显专权而遭受迫害，甚至连由冯逡荐举的冯野王，也无端受到排挤。石显如此迫害贤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这怎么能说元帝重用儒士？　在石显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如贡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显声势显赫，也都投靠到石显门下，这些人其实已经不能发挥儒生的作用。　汉元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却具有非凡的音乐才能。据说元帝投铜丸击鼓的技艺很高，已经超过了专业演奏家。《汉书·元帝纪赞》则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这也说明元帝是一位精通书史、多才艺的皇帝。他对音乐造诣尤深，不仅能击鼓、弹琴、吹箫，而且会使用多种乐器演奏，还能谱曲配唱，对拍节的掌握已经达到穷极要妙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多才多艺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正是这样的君主，在嬉戏玩乐中一步一步把汉政权推向衰亡之路。薛广德说元帝“日撞亡秦之钟”，决非夸张之词。

从当时历史事实分析，汉朝在元帝时并没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华用在治理国家方面，听从贤臣的劝谏，铲除石显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汉政权还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元帝没有一点善政，如提倡节俭、救济灾民、假民公田、征收口钱由三岁提至七岁等，均属善政。但这些与其委政宦官、滥杀忠良、扰乱政局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认为，西汉王朝的衰亡，元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观元成二帝当政时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点。元帝即位后，重用儒生，委之以国政，名儒萧望之、周堪、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韦玄成、刘向、郑弘等人相继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节俭、减少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削减卫卒，生子由三岁出口钱，改为七岁仍出口钱；成帝时，税赋由120钱减为80钱，等等，都堪为善政。还有扩大博士弟子名额，令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吏，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让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宫中藏书，等等，对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时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如能认真执行，对于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于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谶纬迷信的消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宦官当政，元帝优柔寡断，使儒家仁政难以贯彻执行，而其消极因素却得到恶性发展。

儒家的迂阔、保守、迷信的表现，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灾害等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如翼奉给元帝上封事时就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谓“五际”，即指每逢初卯、酉、午、戊、亥五个地支年份，国家必有灾害发生，称为“五际厄运”。翼奉认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就是甲戌年，属于“五际厄运”之年，故地震频繁，阴气大盛。所以如此，是由于“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之所致。翼奉的论说以灾异附会政治，以约束君主政治之失，虽属迷信，也未尝不有积极意义。前此，翼奉曾因天变而劝元帝“显诸仁，藏诸用”，即行仁政，节用爱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见，下诏“江海陂湖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步苑马，诸官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而这一次涉及外戚史高。许嘉所谓“二后之党”专权于政的严重问题，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见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未，武帝茂陵白鹤馆火灾，翼奉又上疏建议因天变而徙都于成周（洛阳），以表示“与天下更始者也”，从而使汉家政权“延长而无穷也”。其实天变与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两者拉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回元帝还是没有接受意见，以七庙在长安不能东徙，而拒绝迁都。　在翼奉之后，易学大师京房又借天变之机，上奏“考功课吏法”。本来为整顿吏治，惩治官吏胡作非为，建立考功课吏法是十分必要的，但京房把它与天灾联系起来就显得节外生枝，而优柔寡断的元帝，听从了宦官和权臣的意见，不仅没有推行考功课吏法，而且借故把京房处以死刑，说明儒家借天意说教的政治，对事实毫无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