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3 15:59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1919年），女， 俄国革命者。代表作品：《国际工人协会史纲》、《论让·雅克·卢梭》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生于封建小贵族家庭。1869年加入民粹派，是“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曾被捕坐牢2年和3次流亡国外。80年代初与民粹派决裂并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1884年，参加创建“劳动解放社”，是该社最活跃成员之一。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1881年2月16日，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希望马克思能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作出一些解答。此后，马克思从2月底到3月初，连续写了三封复信草稿，最终在3月8日写了正式复信。
卡尔·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答复。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
按：《复信》与《复信草稿》的原文为法文，而中译文最初却都是从俄译文转译而来的。1955年张广达、何许根据俄译本译校了《复信》和《复信草稿》，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发表在《史学译丛》第3期上。[1]19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出版，其中收入的《复信》及《复信草稿》也从俄译本转译而来。[2]
200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出版，其中收入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包括《复信》和《复信草稿》）则首次根据法文原文翻译而来[3]，其译文无论是在“质”还是“量”上都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在第3卷中也收入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包括《复信》和《复信草稿》中的“初稿”及“三稿”），它在《全集》第二版译文的基础之上，根据原文资料对“初稿”、“三稿”及“复信”的中译文再次作了审订。[4] 至此，《复信》及《复信草稿》的中译文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完善的程度。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受到原来译本等因素的影响，现行《复信》及《复信草稿》的中译文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5]
注释：
[1]张广达、何许译校：《答维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史学译丛》1955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68页–269、430页–4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3页–483页。
[4] 韦建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590页。
[5]沈 斌：《二十世纪关于商周公社的研究》（下）附录：《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最新中译文的增订》，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9月，第373页–397页。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日内瓦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赐问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已答应彼得堡委员会[1]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不过，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2]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附注：
[1]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民意党”是由于革命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发生分裂，于1879年8月产生的民粹派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组织。—第159页、173页。
[2]这里和下面的引文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4章第1、7节。这些引文的文字和《资本论》第1卷的文字有差别，原因是马克思引用的《资本论》第1卷是1875年的法文版，而《资本论》第1卷中的译文是按1890年的德文第4版译出的。——第16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天津人民出版社《思想政治工作大辞典》第1164页（277字）
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给俄国社会主义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信。后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恩格斯在信中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必将导致革命的爆发。他还专门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这一思想决定了恩格斯不愿意对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进行推测，同样对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及其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故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