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继位。新皇帝想搞一点新气象，诏令全国各府、州、县，由官绅保举“孝廉方正之士”，经总督巡抚核实，可赐六品官阶。本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是那时的一项基本制度。咸丰皇帝的举措，无疑是一项大胆的改革。左宗棠的学问在湖南很有名气，为人也称得上是“孝廉方正之士”。地方一些有声望的人士，于是联合推荐左宗棠。

那会儿，湖南巡抚张亮基急需人手，曾经两次派人来柳庄敦请，左宗棠才答应出山试试。这是咸丰二年（1852年）的事，这时他40岁。

从柳庄来到长沙的巡抚衙门上班，只得雇请一位工人照管他的庄园。他心中盘算，等忙过这一阵子就回去，继续以古农法耕田于柳庄。没料到的是，一旦公务在身，就身不由己了。九年时间里，他由一介“布衣”升任兵部郎中而至封疆大吏。咸丰十一年（1861年），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不久，他又总督闽浙，首办船政，创建近代海军。同治六年（1867年），55岁的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由于军务政务繁忙，左宗棠将家属子女都留在家乡湖南。而他对柳庄的怀念，也只有在“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了。

柳庄后来由几位佃户和他们的后人居住。10多年前，由湘阴县政府出资收回重修复原，已经对外开放。因为这里离小镇较远，参观者通常在中午12点以前就离开了。但是我每次到柳庄，一定要去看看“朴存阁”左宗棠的书房。那道旧式木板楼梯又窄又陡，上去了，我都尽量多待一会儿。那里保存有左宗棠的许多家书。虽然讲的多是家务事，比如，训示子女用心读书，莫学纨绔”，“族中苦人太多，贫老无告者，要给予接济；同治八年（1869年）湖南闹水灾，左宗棠将一万两“养廉银”捐出赈灾，他要求捐款不留名，同时写信告诫家人不要吹嘘：“乡间有道及此事者，谨谢之。切勿如世俗求叙。至要至要。”人生哲理，家国情怀，跃然于字里行间。当他渐次进入老境，身体多病，尤其是夫人去世、长子英年早逝的时候，便想回乡休养。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六日写给次子左孝宽的信说，“吾年已衰暮，久怀归志”。就因“西事”使他抽不开身，待“西事稍定，当即归矣”。

柳庄的墙上挂有左宗棠的墨迹：“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这是他少年时代立下的志向，一生都在践行。就在给儿子孝宽写信的时候，他正指挥西北地区的兵力6万多人，向新疆进军。沙俄入侵伊犁，柯古柏在南疆作乱，“西陲危急”！作为中国军事统帅，大敌当前，他不可能“英雄气短”。只不过置身在黄沙漫漫、铁马冰河的塞外边关，他的“柳庄情结”也仍然萦绕在心头。出发时，他要求部队在行军的空隙，在戈壁滩上栽植杨柳，一如柳庄房前屋后的杨柳！而在行军的路上，他的座驾后面，跟着一辆装着棺材的骡马车。他的部属觉得这不吉利，他却固执己见。这具漆得锃亮的棺材，此时就成了一篇正气凛然的军事宣言。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柳庄的展厅里，有一部《左宗棠年谱》，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12月初，归里谒墓。可惜没有更多的细节。其实这也不要紧，当时的生活场景由参观者自己去揣摩补充，可能会更真实更感人。一别柳庄几十年，他一定是归心似箭。在景物渐渐熟悉、路上行人的口音越来越相近的时候，他肯定也会掉入一个游子归乡的感情泥淖：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当他回到魂牵梦绕的柳庄，柳庄庭院依然，却不见妻子倚门，稚子雀跃，爱女呼叫。就在他服务西陲的这些年，他的夫人、长子和两个女儿，都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酷似父亲的家兄，也长眠在老家后山的树林里。柳庄的一草一木，都会使他见景生情，见物伤心。

光绪十年（1884年），他目疾加剧，左眼几近失明，便请求回故里颐养天年，并向朝廷推荐了接替的人选。据柳庄守门人说，当时已经修葺了房屋，柳庄上上下下都在为左宗棠回乡做准备。这时，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远东舰队攻打福建、台湾、浙江，控制台湾海峡。朝廷再一次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主持对法作战事宜。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行径，震撼着垂暮之年的左宗棠，也激活了他的生命潜能，他回柳庄的计划又一次被延搁。他临危受命，安排防务，调兵援台，冒雨巡视连江长门炮台，又去厦门金牌炮台督促，组织指挥反击，顿时人心大定。然而，天不假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七，为抗御外侮、效命疆场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左宗棠，在福州的驿所去世，享年73岁。

如今的柳庄，除了新栽的两棵柳树之外，大门正前方的田边坡地里，还有一株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枫树，据说是左宗棠亲手所栽，如今已有四人合围粗了。想起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沿途植柳，“连绵不断，枝拂云霄”的浩荡情景；想起当时文人写下的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不禁想，左公希冀的，并不是自家庄园里柳树成荫，而是把柳枝插遍祖国的万里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