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1936年2月发表了《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据此宣言精神，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柴世荣仍任副军长。同年，五军遵照吉东特委的提议，将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第一、二师以宁安为中心，先后破坏了宁安县卧龙屯集团部落，袭击了卧龙屯警察署和自卫团。6月，在三道河子缴了伪军一个连的械，得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两挺，子弹4万余发。其后，又在庆城、铁力、依兰、勃利、桦川等地对日伪发攻击，连战皆捷。

1936年末，周保中与柴世荣会面。周保中对柴世荣一年的战绩给予充肯定。高兴地说：“我常说‘打打闹闹数着柴世荣’，看来不够全面，应该说‘兢兢业业数着柴世荣’。”

1937年初，在后刁翎驻防的日军运送军用物资。此情况由地方群众向柴世荣作了报告。柴世荣决定布置埋伏，予以伏击。经过精心谋划、周密布置，打了一个漂亮地伏击战，生俘20余名，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包括粮食、弹药、军毯、皮大衣等等。此后，柴世荣决定乘胜追击，又将龟缩营房不出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7年至1938年，两年之际，柴世荣调升第五军军长，并参加了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其间，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伙同军需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三连指导员郭郁洲谋图叛变。情况被柴世荣发现，他果断临机处置，将赵子超等人正以军法。关书范闻讯潜逃，后被处死。

处决叛徒，粉碎敌人的诱降阴谋之后，日寇对抗联五军发动了猖狂反扑，在牡丹江一线出动飞机大肆扫射，使五军成为孤军。柴世荣临危不乱，展开游击战略，使敌人大兵无法发挥作用。

1941年，柴世荣奉调入苏联。次年冬，被周中任命为八十八旅第四步兵营营长。此后，柴世荣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努力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

胡真一，1920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丹东凤凰城（应该是辽宁丹东凤城），1937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先后在教导团、妇女团、机械团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参加与日本关东军的正面战斗。1938年5月，与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柴世荣结为伉俪。

1931年冬，柴世荣由于进行抗日活动，常常一二十天不回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柴世荣忽然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对妻子说：“你跟不跟我走？”妻子感到愕然，焦急地问：“到哪里去？家怎么办？”柴世荣说：“没有国，还有什么家？日本鬼子来了脑袋都得搬家。只要有人就行了！”柴世荣的妻子尽管对丈夫的话不完全理解，更不愿丢弃这苦心经营的小家庭，但与柴世荣多年共患难的生活，使她深信丈夫是不会错的。于是，她就毅然带着三个孩子，拿了些简单的随身用品，上了柴世荣预先准备好的牛车。就这样，柴世荣为抗日救国，“要国不要家”，带领全家参加了抗日活动。后来又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和三个孩子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形成的抗日队伍中，由留在东北的旧军队（主要是原东北军的队伍）组成的抗日武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除吉林东部的王德林、吴义成以及柴世荣等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在这前后，主要的还有西、北满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南满的唐聚五、邓铁梅、苗可秀等等。他们纷纷组织“自卫军”、“救国军”等抗日武装，在各处抗击日寇的进攻。但时隔不久，由于日寇强大的军事进攻，缺乏正确领导的由旧军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大部分也相继撤往国外或关内。1933年秋，担任救国军代理司令的吴义成，再次提出放弃抗日、撤往国外的主张，柴世荣同志坚决反对，力主在东北土地上坚持斗争。他说：“为了抗战到底，就是把白骨埋在长白山、镜泊湖畔，也心甘情愿！”由于柴世荣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共产党员胡泽民、周保中等同志的支持，“救国军”的残部继续坚持了下来。

1934年初，“救国军”部分上层领导人又对抗日前途发生动摇，导致“救国军”的分化。在这关键时刻，柴世荣毅然率领其所属的一个旅，参加了由共产党员周保中等同志创立的“反日同盟军”。当时，在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中，柴世荣旅是武器较齐全、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柴世荣旅参加“反日同盟军”，为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建立和壮大，增添了新的力量。从此，柴世荣同志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逐步从一个领导群众抗日武装的旧军人，成长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指挥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时，周保中同志任军长，柴世荣同志任副军长。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1936年，柴世荣同志由周保中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秋，周保中同志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柴世荣同志接任第五军军长。从五军创建开始，柴世荣同志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为第五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柴世荣同志很重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36年，他亲自选定，在吉林东部的三道通建立了临时游击根据地，在当地农民群众中组织了“反日会”，并建立了筹办部队给养的机构。在深山密林里，他和其他同志一道筹划建立了一些密营，以及医院、裁缝所等后勤机构。这样，战斗部队有了后方基地，为以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在组织、军事和物资等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抗联部队的“讨伐”。他们在军事上实行“篦梳”式的纵横“扫荡”；在经济上，实行断绝给养来源的严密封锁。他们残酷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归大屯”的办法（即把山沟里的零散居民强迫归并到大的村镇中去），断绝群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遭受到很大的破坏，部队大量减员，许多重要的领导人牺牲。在这危难之中，柴世荣毫不动摇，坚决率领五军英勇战斗，保存了五军的一部分队伍，成为二路军后来坚持同日军周旋战斗的重要力量。

1939年，虽然抗日战争在全国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在东北对抗日联军的“讨伐”却更为残酷和疯狂，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这时，有些同志对抗战的前途和要不要把东北抗联的旗帜继续打下去，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特别是到1940至1941年间，这种思潮更加明显。于是在抗联内部逐渐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很难坚持了，东北抗联的旗帜不要再打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北抗联是鼓舞和团结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也不能抛弃这光荣的旗帜。1941年初，抗联各路军的领导同志在后方基地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柴世荣同志力主后者，他说，不论斗争环境如何艰难，抗联部队总可以存在和活动。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坚持东北抗联的旗帜，直到最后胜利；并决定，抗联主力隐蔽整训，另组织15个小分队（每队15至20人）执行军事侦察、宣传和联系群众、骚扰敌人和破坏敌方交通线等任务。这次会议，对统一思想、克服动摇怀疑情绪，坚定信心以及确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东北抗联的斗争，主要以小分队活动的方式坚持了下来，不断给日伪以打击，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十多个小分队还活动在北满和吉东敌后地区，为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光荣的一页。柴世荣同志身为军长，年纪已近五旬。但他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亲自带领小分队，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不畏艰险，深入敌后，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日伪报纸曾大肆宣扬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等等，东北抗联十多个武装小分队一直坚持战斗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已驳斥、戳穿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

柴世荣同志在战斗中曾七次负伤，而他从不在意。每次负伤后，他总是风趣地说：“又让野猪耙了一下，没啥！”一次，他腿部受伤，行动不便，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从未离开过部队。柴世荣同志这种献身革命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心。

柴世荣不仅是东北抗联的一个立场坚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品格高尚的好党员。他身为军长，生活上从不特殊。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一位比较熟悉的房东老大爷知道柴世荣是军长，坚持要把一个有热炕的房间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了，仍和战士们一道睡在麦秸铺的地铺上，而把有热炕的房间让给了几位小战士和一位伤员住。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没有粮食，柴世荣和大家一起吃树皮、草根。一次，他带领几个人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几天后，只有他还剩下一点炒面，但他没有独自食用，而是和大家一道分享。

柴世荣对战士十分关心，不管谁有了困难，一旦被他知道了，一定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一次，一位小战士腿受了伤，当时正值天寒，柴世荣同志得知后，立即把自己仅有的皮裤筒子亲自送给他。小战士知道柴军长腿部也受过伤，坚持不收，柴世荣便亲切地对他说：“抗战还没有胜利，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青年人，你保住了腿，就等于我柴世荣年轻了二十岁。”有时部队在行军途中经过战士的家，柴世荣常常去探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给战士家属留下一些生活必需品。久而久之，战士们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柴妈妈”的绰号。

柴世荣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平时，他经常教育他们要抗战到底，并训练他们学骑马、学射击，让他们随时准备上战场。柴世荣把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儿子编入战斗部队去打仗，有意识地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锻炼他，考验他。后来，党组织决定派柴世荣的子女去苏联学习，他一再叮嘱他们说：“东北老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后来，这三个孩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党的好干部。他的大儿子柴国栋同志1938年回国后，就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于1939年，在晋察冀战场上英勇牺牲。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那时，吉林省和龙县警察局有一个副局长柴世荣。柴世荣曾在朝鲜做过4年小工，朝鲜话说得颇流利，加上为人仗义，结交了不少朝鲜朋友，其中有一个曾在吉林上学，之后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这位青年胆识过人，高大挺拔，皮肤白净，英姿勃发，他就是此后成为朝鲜人民领袖的金日成。他比柴世荣小18岁，但两人却十分投缘。

有一天，金日成和旧日老师秘密约见柴世荣，吐露了一件天大的秘密——金日成这时已成为朝鲜革命人物，他的7名战友被捕关进了监狱，金日成要柴世荣设法救他们出来。柴世荣拼着一死将此事办成了，而那7名共产党员获得自由之时，也成了柴世荣流亡之日。他去了日本，半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柴世荣潜回吉林，约了几名志同道合的旧部举起了义旗。金日成也组织起抗日队伍，投入了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抗战大业。

两个好朋友又走到了一起，并且都成为东三省声威赫赫的人物。然而到1932年，他们和先后举义的十多支部队均受到挫折，鬼子悬赏数万大洋取金日成和柴世荣的人头。党组织安排他们秘密转移到黑龙江，柴世荣蓄起了络腮胡子，金日成忍痛剃光了那一头美发，带领部下，化整为零，转移到牡丹江一带。

此时胡真一刚好正式加入东北抗联。在兴安岭的密林里，胡真一从被服厂转到战斗连队，多次参加和日本鬼子的正面作战。1936年，柴世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嫁给了丧妻的柴世荣。

1937年某日，柴世荣在刁翎开完军事会议后带着一个人回到自己的住处，来人年轻英俊，高大魁伟，满面带笑，柴世荣向妻子介绍，这位正是被战友们呼为“世界美男子”的金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