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科夫的妻子瓦·阿·戈卢布佐娃是党中央机关干部，并非寻常一般的妇女，他靠了她的美色和善于交际应酬，结识了不少党的高层人物，因而得以逐步踏上显赫的仕途。

首先发现马林科夫政治嗅觉灵敏、善于钻营、对总书记绝对忠诚并具有特殊才能的是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把他推荐到斯大林办公室去工作：先在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手下当差，后任特别处处长。1930年卡冈诺维奇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又提升他为莫斯科市委组织局负责人。他每次见到斯大林后，就到处对人说：“好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看来，他的才干充分体现在清洗莫斯科党组织中所有的反对派分子身上。

1934年十七大后，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填补被清洗掉的老干部的权力真空，于是马林科夫应运而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下子就被斯大林看中而跃升为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部长，掌管全党的人事大权。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把叶若夫提升到党内领导集团的最高层，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并接任了卡冈诺维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于叶若夫炙手可热、权倾朝野，马林科夫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在叶若夫与卡冈诺维奇的争权夺利中采取同叶若夫结成密友的办法，互相狼狈为奸。

1936年上半年，叶若夫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检查党证”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为尔后的党内大清洗作组织准备。马林科夫在这次“检查党证”活动中最突出和最大的功绩就是发明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干部档案制度。

对1936－38年期间的大恐怖的幕后策划者当然是斯大林，但操刀者却是叶若夫。马林科夫虽然没有直接登台表演，但在那些受到斯大林操纵的最重要的秘密机构里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当中，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员，他所发挥的作用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并不相上下。他无论是悄然隐居于自己的办公室，或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中都曾进行过若干恐怖活动（还参加过好几次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施以酷刑的审问）。当各地党组织的书记们遭到逮捕或枪决后，急需遴选一批新人接替，这一工作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

马林科夫像一个机器人，有一张隐藏着杀气腾腾的圆脸，一簇黑发蓬蓬松松地横披在额角上，身材矮胖肥大，谈话时面部有时显示出微笑，这就赋予他一种灵活的神情。他的外表呆板，给人以不良的印象，所以他的同事们背后都称他是“癞蛤蟆”。

1938年底叶若夫下台了，代之以贝利亚。尽管1936年马林科夫在他主编《党的组织》杂志时曾大肆吹捧叶若夫是“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社会主义真正的卫士”、“向叶若夫学习、致敬”，等等，但当风向一转，他马上同叶若夫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同时不仅与卡冈诺维奇重新修好，而且马上巴结上贝利亚，同贝利亚沆瀣一气，其亲密程度如同昔日的叶若夫一样。由于他在穿越阴谋迷宫的官道上轻车熟驾，善于左右逢源，特别是在调配干部和建立干部档案制度上深受斯大林喜爱，所以斯大林对他吹捧叶若夫并不在意，不仅没有疏远他，反而予以重用：从1939年3月起，让他当上了中委、中央书记、中委会组织委员、中央干部管理部部长和苏联人委会副主席。

卫国战争爆发后，马林科夫成为苏联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曾参加过领导列宁格勒、莫斯科、沃尔霍夫、斯大林格勒和顿河等地抗击德军的战役。由于他在负责苏联空军飞机供应的特殊任务中不断提高飞机产量，因而曾获得列宁勋章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45年期间，他还担任过苏联人民委员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地区的经济恢复委员会主席。

二战结束后，马林科夫领导过一个专门负责拆迁德国工业设备的委员会。在此期间，他同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因而种下了列宁格勒冤案的祸根。1946年3月，他跃升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正当马林科夫处于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际，由于日丹诺夫告了他的黑状，以及沙胡林事件的发生，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发生，祸起萧墙，使他一度失宠，被调离中委会到塔什干去工作。后经贝利亚从中斡旋，他才又被调回莫斯科。

1949年初，斯大林开展反犹太运动，马林科夫除了只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并未直接参与，而是同贝利亚串通一气，说服斯大林相信列宁格勒党组织和来自列宁格勒的干部中正在策划一场反对党中央的阴谋。经过斯大林的首肯，根据诬陷的材料，制造出一起骇人听闻的列宁格勒冤案。他不仅亲自领导该案件的侦破和用酷刑审讯外，还在事后销毁了一切与该案有关的文件。

1949年12月，在斯大林70岁寿辰前，马林科夫建议释放关押在集中营中的503375名中有7岁以下孩子的女犯，理由是可以为国家每年节省16600万卢布来供养孩子。斯大林的批示是：“从即日起，那些妇女按各自居住的地点参加强制性劳动”；“但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判处徒刑的妇女不在此列”。

——这次释放一批带孩子的女囚犯，可以说是斯大林一生中所施的“仁政”。

在十九大上，斯大林因重病在身，只讲了6－7分钟的话，他把宣读中委会的报告交给了马林科夫。与此同时，马林科夫当选为中委和中央主席团委员，并进入了主席团的九人执行局。

斯大林逝世后，对医生们和莫洛托夫等人的“末日审判”自然结束。马林科夫当上了部长会议主席——中国各地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火车站，都悬挂着他的巨幅标准像，同毛泽东的巨幅像并排在一起。不久，赫鲁晓夫当上了党中央第一书记。

从1953年3月19日起，马林科夫开始反对个人迷信。他提议4月份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全会，专门讨论个人迷信问题，并起草了反个人迷信的讲话和决议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而未开成会。1953年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在马林科夫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会议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发表公告，解除了贝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1953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7人叛国案，决定将贝利亚判处极刑——执行枪决。

在斯大林之后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唯独马林科夫与贝利亚是近交，并在一系列问题上有较深的工作关系。特别令马林科夫难堪的是，就在贝利亚被捕的当天，贝利亚向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条，说：“叶戈尔，你还了解我吗？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去相信赫鲁晓夫呢？是他教唆你干的这种事，对吗？”另外，苏共中央主席团随后重议了“列宁格勒案件”。马林科夫在这起错案中也受到了牵连。如此等等的一系列事情的披露与处理，使马林科夫的声威每况愈下。时至1954年秋天，马林科夫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到1955年2月，他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之职，已降为电力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了。

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取消了马林科夫的中央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资格，保留党籍，调任哈萨克共和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后又调到埃基巴斯图兹热电站任站长）。

1961年7月二十二大时，由于马林科夫参与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加以他的大量罪行被揭露，所以会后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出党。

马林科夫于1988年1月14日逝世。

早年

马林科夫1902年1月8日生于奥伦堡（今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州首府）一个职员家庭。奥伦堡是南乌拉尔地区的一个重要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1917年3月建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后，该城成为革命武装和反革命武装势力的必争之地。1917年11月14日，哥萨克军队首领杜托夫在城内发动反革命叛乱。两月后，1918年1月18日，在哥萨克贫民支持下，由工人、士兵和波罗的海的水兵组成的武装部队解放了奥伦堡，7月3日被杜托夫再次占领，1919年1月22日最后解放。马林科夫在1919年志愿参加红军，次年在前线入党，先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骑兵连、团、旅和政治部做政治工作。

发迹

内战结束后，马林科夫进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担任该校党委书记。1925年毕业后，马林科夫被选拔到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先在中央书记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主管的“特别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局的文书，后在斯大林秘书处任秘书。1930年，卡冈诺维奇被派往莫斯科，领导和整顿“反对派”势力一直很强的莫斯科州委员会。马林科夫随之前往，负责组织部门的工作。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保证事业成功，必须正确配备能够实现领导机关决议的人员，并组织对这次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作为组织措施之一，会议决定在中央设立党的机关工作部，主管干部调配、机构设置、组织管理等事务。马林科夫被任命主持该部工作。1934年底基洛夫被害后，苏共加紧了审查和更换党证的工作。马林科夫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领导。这项工作于1936年基本完成。在1937年2—3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提出，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不断巩固，随着苏维埃国家的继续向前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愈来愈尖锐。马林科夫是肃反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直接领导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肃反运动。

劳动英雄

马林科夫于1937年12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3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干部管理局局长。

1941年2月，鉴于侵犯苏联的战争威胁日益增长，“亟须把工业提高到巩固国防所迫切要求的水平，并改进对工业的领导”，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关心工业和运输业的需要，对企业提出恪守政治纪律和生产制度、厉行节约、不断改进和掌握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等具体的经济政治任务。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会议决定在市、州、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建立由几个书记分管工业和运输业的制度。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到1941年年中，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的1942年指标的86%。在这次会议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集中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的国防委员会。马林科夫是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1941年8月，他在列宁格勒战线。1941年秋冬两季，他极积参加组织在莫斯科郊区击溃德国法西斯的战役。1942年3月，他前往沃尔霍夫战线。1942年7月至9月，在斯大林格勒和顿诃战线。1943年3月前往中央战线。在此期间，他还领导了研制新式武器装备、飞机和发动机的工作。1943年9月，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在战时艰难条件下对增产飞机和发动机做出的特殊贡献，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43年起，红军开始把敌军大批逐出苏联国境。恢复收复区的经济提上日程。同年8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关于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的紧急措施”的决定，马林科夫被任命为恢复收复区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在修复住宅、学校和医院，恢复工业企业和农庄农场生产方面做出了成绩。1945年11月，由于胜利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任务而获列宁勋章。

部长会议副主席

1946年3月，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此后经常参与国内外重要活动，发表涉及内外政策的讲话。1947年9月底，他出席在波兰举行的苏东国家的代表会议，作了介绍联共（布）在国民经济领导工作、党的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活动情况的报告。1948年,马林科夫与日丹诺夫一起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1949年11月，他在莫斯科庆祝大会上作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报告。1952年1月，马林科夫五十寿辰又获列宁勋章。

短期执政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次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名列苏联部长会议四位副主席之首，并兼任内务部（由原内务部和国安部合并而成）部长，其余三位部长会议副主席依次为莫洛托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提出“恢复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马林科夫辞去担任近十四年的中央书记职务。部长会议的例会于1953年6月26日中午开始举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会上讲话，然后宣布逮捕贝利亚。同年9月3日，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3年7月，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了关于贝利亚“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进行反党和反国家活动的报告。会议决定把贝利亚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处理，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此案交最高法院审理。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作了施政报告，表示在继续贯彻苏共十九大的政策方针的基础上，着手对经济发展作初步调整。鉴于苏联的轻工业落后，日用品匮乏，他要求在坚持原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传统方针的同时，加速发展轻工业。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已有一切条件来迅速提高日用品的生产量”，“我们的任务是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同时，马林科夫说，必须使“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以便在“今后两、三年内”生产“充足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他认为，必须采取“若干广泛的措施”，“首先是在发展农业落后部门中增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纠正和改变我们对集体农民私人副业的不正确的态度”。“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大大降低集体农民私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并决定，修改集体农民农业税征收制度，每一个集体农民家庭的现金税平均减少约二分之一，并把过去几年中没有付清的农业税尾数完全勾销”。

此时，赫鲁晓夫连续几次在中央全会上批评马林科夫分管的农业工作的问题和缺点，并提出大规模垦荒是“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1954年—1955年，决定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马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开荒1,300万公顷。为开垦荒地，1954年农业投资额增加了4亿卢布。“垦荒计划”打乱了马林科夫原来制定的经济计划部署。接着，赫鲁晓夫又在1955年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利用所谓轻、重工业比问题指责马林科夫。他说，近来一些人“在中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起来了”。

马林科夫在1954年3月对选民的讲话中曾说，“新的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不久，苏共中央主办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

1955年2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辞职“申请”，说他“对农业中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负有责任”，“由于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我没有在部里或任何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这就对我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会议接受了马林科夫的“申请”，并于次日任命他为电力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

政变

1956年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相继解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政府中的重要职务。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于1957年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议撤换赫鲁晓夫。经过四天讨论，结果以七比四的多数通过解除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但赫鲁晓夫不服从主席团决议，决定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改变局势，因为此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组成的绝大部分中已经没有坚决捍卫斯大林主义的“老近卫军”了，支持赫鲁晓夫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洛维奇·朱可夫调用军用飞机抢运大批中央委员到莫斯科召开会议。赫鲁晓夫撇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经过七天的争论，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支持赫鲁晓夫的决议，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指责马林科夫等人在“反党的基础上勾结起来，打算改变党的政策，使党恢复苏共二十大所谴责的错误领导方法”。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随后,马林科夫又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职务，调任哈萨克共和国任乌斯卡麦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马林科夫在1968年退休，迁回莫斯科居住。

斯大林生前曾经发动过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先后有2000万-2500万人遭受各种迫害。斯大林逝世后，全国各地要求平反昭雪的人民来信雪片似的飞向苏联各级检察机关。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曾经是上述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他还是担当起了拨乱反正的领导责任。1953年4月4日，即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塔斯社报道苏联内务部对“医生谋生案”重新进行了审查，认为前国家保安部对有关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确的，是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苏联内务部宣布释放该案所涉及的一切人员，完全恢复他们的名誉。紧接着“明格列尔案”也得到了平反,战后因为“克里米亚案”被逮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也被释放回家并恢复了名誉。7-12月，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等人联手逮捕贝利亚并将其处决以后，平反昭雪的闸门进一步被打开。1954年春天，列宁格勒案件也得以重新审查，5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这一案件受害者沃兹涅辛斯基等人恢复了名誉。所有这一切，马林科夫都起了毋庸置疑的作用。

过去内务部不受党政机关监督，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负责从侦查、逮捕、审讯到判刑的全过程，这是大量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1953年4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是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高原则。这反映出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对公民权利及苏维埃法律的重视。9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内务部“特别会议”，并责成法院调查“特别会议”过去判决的案件，以便对人犯减轻刑罚或者予以无罪释放。次年3月, 改组内务部机关：一方面限制其权力；另一方面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对内务部的领导和监督。与此同时，扩大了法院的权限, 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职权。苏联法制正在逐步恢复和健全。

斯大林模式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就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重工业优先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马林科夫认识到这一点，强调要以发展重工业的态度和速度，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新政府做出这项政策调整的背景是：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现象，那时工业只生产武器和生产资料，而全然不顾人民生活的现实要求。马林科夫明白:如果不坚决地把投入重工业的资金转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那么农业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1953年8月8日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他坦言，苏联在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方面落后了。1929-1952年国家用于重工业运输工业的投资为8310亿卢布，而同期用于轻工业的资金仅为720亿卢布。

有鉴于此，马林科夫号召：为了保证更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国家对轻工业、食品工业的投资。

马林科夫修正自己在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农业的乐观评估。1952年10月，马林科夫曾经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这使得马林科夫不得不承认，农业生产落后、农民收入低、农副产品供不应求仍为三大难题。他认为，造成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物质刺激不够。改善农业畜牧业生产状况的有效办法是:

（1）提高集体农庄庄员、个人、职员向国家义务交售农副产品的价格。

（2）纠正限制农民发展自留地和个人副业的政策。

（3）修改对农民的税收政策与征收制度，大幅降低集体农庄庄员们的税务负担。

（4）国家增加投入发展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

为此，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农业的决议。此前农民从种植苹果树到饲养母牛、家禽等都得向国家纳税，各种苛捐杂税曾经把农民几乎弄到完全破产的地步，他们不得已而私下宰杀牲蓄、家禽，砍掉果树之事时有发生。马林科夫政府不仅取消了农民私有财产的税务、允许农民把自留地扩展4倍，而且打算把部分不赢利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自愿的基础上交给农民管理，实行私有化，建立私人农场。对此，农民阶层普遍表示欢迎。

马林科夫改革、触及斯大林集权模式，对经济管理体制陆续采取了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将一部分中央权力下放到加盟共和国和企业。1953年4月-1955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两次把原来属于部长会议和国家计委的一些权力下放给各主管部；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计划编制、拨款等方面的权力；把部分中央企业交由所在地方领导管理；增加企业经理各方面的权力等。

（2）精简行政机构，减少行政支出。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提高管理效率，1954年10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央46个部委下属的200个管理总局和处、147个托拉斯、93个地方管理局、898个供应机构、4500多个各种办事处和4000多个结构部门。结果全国性的和主管部门内部的统计报表减少了2/3，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数量减少46%。行政管理人员减少45万，预计每年节省行政开支50多亿卢布。

（3）加强对企业的经济核算并且改进银行信贷方式。过去企业不计成本、吃大锅饭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得企业降低成本增加赢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下文，不仅要求企业独立核算，而且要求国家银行对亏损企业予以制裁和监督。

斯大林生前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是：“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消灭资本主义是消除战争不可避免性的惟一道路。”这一观点，也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马林科夫执政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外交政策也进行了若干调整。其一，马林科夫提出了核战争“会消灭地球文明”的理论。

众所周知，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是核武器。继1945年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后，1949年9月苏联也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和1953年，美国苏联又先后成功进行了破坏力更大的氢武器爆炸试验。

有鉴于此，1953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选区选民大会上谈到，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现代的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未来世界大战没有胜负，核军备竞赛毫无意义。为此，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了“缓和”一词，呼吁东西方降低军事对抗水平。8月20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告说：“根据苏联为巩固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一贯政策，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必须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裁减常规军备和武装力量的立场。”9月21日，苏联政府正式提请第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关于消除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提出：“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建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一年内把自己的武装力量裁减三分之一和召开裁减各国军备的国际会议；采取措施取消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制止战争宣传。”

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又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主张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是装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进行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毁灭。”

马林科夫重申这一论点说明，苏联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使用核战争的手段不可能取得符合愿望的政治成果。这与马林科夫1949年11月6日另一次讲话中说“如果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帝国主义将被消灭的观点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