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他在疗养地打工时认识了伊娃，她也是一个避难者。“我走进一间房子，那儿有堆人，每个人都和我握手，有一个真正英俊的人拉着我的手，我的感觉，喔！”她笑着回忆。1958年1月，他们结婚了。

1963年，格罗夫获得化学工程管理学士学位。此后又进入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选择了当时半导体革新的沃土——仙童半导体公司。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着手最新的MOS半导体技术，并很快显露出领导才能。由此格罗夫步步高升，工作任务主要就是开发产品原型，确立生产工艺流程。比起众多半导体业的大腕，那时的格罗夫几乎默默无闻，除非当研发部生产出不实际的产品而怪罪他时，别人才会注意他。作为工艺开发人员，他要将那些不保险的设计方案和貌似无法再生产的原型产品拿出来。如果未能生产出可行性产品时，那么人们会将怒火发到他的身上。

1968年，仙童公司分崩离析，格罗夫的机遇来了。

尽管多年来，格罗夫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标准的美国人。但在1968年，他显然还是个十分奇异的人。他说英语的腔调，使人几乎难以听懂。头上戴着一幅助听器，那蹩脚拙笨的样子，一看就象是东欧制造的产品。他对工作的劲头，也如同俄罗斯矿工一样。

严格来说，是摩尔和诺伊斯成就了英特尔，格罗夫则是他们雇佣的第一位员工。显然，这可能是他俩一生中所作出的最英明的决策。因为事实证明，格罗夫身上具有他俩所欠缺的东西：无情、强硬的管理才能和执着、严谨的工作作风。诺伊斯是公司的外交家和业界英雄，摩尔是研究方面的天才，而格罗夫能够做使企业走向成功所必须做的事。

格罗夫经常扮演强硬派的角色，正如硅谷另一名人霍根所言：“如果他母亲碍着他了，他也会把她解雇掉”。考克斯也说：“你得理解这一切，诺伊斯是个很善良的人，这使他深受爱戴。因此，公司就得有人去鞭策和训斥后进员工，安迪正好擅长这一手。”有一次他对一位女员工叫道：“如果你是男的，我会打断你的腿”。

1974年，费金向格罗夫递交辞呈。格罗夫极力挽留，但无济于事。结果格罗夫说出了几乎是诅咒般的话：“如果离开英特尔，你还能干什么？你将不会给你的孩子们留下任何遗产。你的名字将被人遗忘，你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没有摧毁费金的自信，反而大大激励了他。结果费金创办的Zilog公司差点使英特尔翻了船。

1979年，格罗夫出任公司总裁。当IBM决定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作为PC的心脏时，格罗夫开始走上前线，并且步入了微处理器发展的中心。从那时起，他强硬的纪律和管理风格就定义了整个微处理器行业。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格罗夫不但赢了，而且他们还得模仿他。

格罗夫的个性确立了公司的形象。他就像个神出鬼没的幽灵，经常到处走走，进行现场检查。1982年，美国经济形势恶化，公司发展趋缓，他推出了他的“125%的解决方案”。要求雇员必须发挥更高的效率，以战胜咄咄逼人的日本人。这也是“迟到登记表”的由来。公司规定每天得工作10小时，所有在上午8：10以后上班的人都得签下大名。一天上午，《纽约时报》的记者居然看到格罗夫也签了名。

在销售会议上，你可以看到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他。他的匈牙利口音使其吐词不清，他用拖长的声调说：“英特尔是美国电子业迎战日本电子业的最后希望所在”。这一刻，几百名青年男女热血沸腾，似乎被共同的命运所吸引，甘愿牺牲一切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把生产出来的芯片卖掉！

当然经营公司是件难事，让人感觉好象总在最后时刻才绝望地跳进救生船。一天晚上，格罗夫梦见自己被一群野狗追赶。他说：“这是一个压力锅”。著名的风险投资家约翰·道尔在70年代为英特尔工作了6年。他说：“格罗夫不能忍受迟到或没有目的的会议。他不是头拼命的驴，这是行业的特性，没有答错的机会。”1984年的《幸福》杂志，将格罗夫评为美国最严厉的老板之一，有时连他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125%的解决方案”使英特尔成为血汗工厂，一些工程师在头上系上布条来发泄不满。而且格罗夫的努力仍无法抵挡日本厂商的进攻。到1984年，公司存储器业务衰退。生产出的产品像山一样积压在仓库里：资金周转失灵，公司危机深重。好在格罗夫创立的目标式管理支撑住了企业运营的轴心。而且大救星微处理器业务也逐渐成熟。1985年的一天，格罗夫与公司董事长兼CEO的摩尔讨论公司困境。他问：“如果我们下台了，另选一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业务”。格罗夫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1986年，公司提出新的口号：“英特尔，微处理器公司”。英特尔顺利地穿越了存储器劫难的死亡之谷。

格罗夫领导了这次生死攸关的大转折。他广泛接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经理和基础员工，竭尽全力和他们交流，表明公司的意图。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公司新的战略目标。而且他还每天花上两个小时，动用电子邮件进行思想工作。格罗夫成功了，1987年，他头上又新添了一顶重要的桂冠：CEO。也就是说，他成了英特尔名副其实的掌舵者。

有了微处理器这件护身符，英特尔就开始平步青云。1992年，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而且与第二名的距离越拉越大。格罗夫的传奇色彩也逐渐加深。因为英特尔已不仅仅是微处理器厂商，它逐渐成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领导者。

1994年，一个小小的芯片缺陷，一下子将格罗夫再次置于生死关头。“1994年11月22日。我想给办公室打电话，这时电话铃响了，传播部的领导有急事找我。说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将派人来公司，他们已风闻奔腾处理器的浮点缺陷问题。这事就要闹大了。”12月12日，IBM宣布停止发售所有奔腾芯片的计算机。“现在，预期的成功忽将成泡影，一切变得不可捉摸。我们的雇员心神不宁，甚至感到恐惧。”12月19日，他决定改变方针，更换所有芯片，并改进芯片设计。结果公司耗费4.75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公司研发的半年预算，或奔腾的5年广告费用。

但英特尔又一次活了下来，而且更加生气勃勃，是格罗夫的性格和气质救了自己。他的勇气和热情像电子一样传遍英特尔公司。

1994年秋，新来的私人医生为他做了一次全面检查。一切都正常，只有一项PSA的化验结果是5，而正常值应是0-4。医生似乎不在意，格罗夫也没当回事。1995年早春，在一次度假中，他突然想到了PSA化验。决定上网查找相关信息，他发现了前列腺癌的新闻组。休假完毕，立刻又做了一次PSA化验，结果升到了6。肿瘤在扩散！他紧急约见了一位泌尿科大夫，诊断结果不出所料，他患了癌。这一年他58岁！

他将开刀、化疗和冷冻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最终选择了化疗。一个月后指标正常了。但他知道，对癌症的恐惧将伴随他的余生。由此他得到启示：“调查、选择、治疗——而且要快。你需要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度，消极等待只能更糟”。这与他的经营理念如出一辙。

格罗夫曾经许诺，到57岁他就退休。但到了57岁，他干得正欢，英特尔也如日中天。因此即使身体出现问题，也不言退休。但此时，他不得不考虑接班人问题。

1996年，身兼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的格罗夫出了新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这是他一生理念的总结，其中核心就是战略转折点问题。“穿越战略转折点为我们设下的死亡之谷，是一个企业组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我常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一格言，我不惜冒偏执之名，整天疑虑事情会出岔”。

但是，偏执一生的格罗夫还是在新的转折点面前遭遇挫折。1997年，在多媒体奔腾和奔腾二代的推动下，英特尔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但网络所带来的反冲很快显现。作为摩尔定律的忠实执行者，格罗夫一直否认低端市场(性能要求不高，价格较低)的重要性，但是低端市场却在他的眼皮底下熊熊燃烧起来。1998年，公司公布了第一季业绩，让众人大跌眼镜。这年5月，迫于形势，格罗夫将CEO一职也交给了贝瑞特，自己从第一线上急流勇退，将跨越新的转折点交给了继任者。

格罗夫留给历史的最神奇的成绩大概就是所谓的“Wintel”事实联盟。它如同符咒一样，多年来使整个业界为之入魔。虽然，无论是英特尔还是微软，都从来没有正式认可过“Wintel”这个称谓，但它的真实影响无与伦比。人们往往将其归功于格罗夫与盖茨的默契。但实际上，Wintel力量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且很不牢靠。

1978年，23岁的盖茨初遇42岁的格罗夫。当时微软只有11人，而英特尔已是万余人的大企业。双方地位悬殊，境遇可想而知。在一次有新闻界参与的公开场合，盖茨对格罗夫说：“有一点我记忆犹新：英特尔的联系人忽视微软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时常对微软的某个项目没有反应，为此我就去英特尔与你共进晚餐，而你却大发脾气。”那次饭桌上的交火，煞是热闹，连服务人员都赶忙从厨房跑到餐厅，看他们为什么大叫大嚷。结果，盖茨吃饱了一肚子的气，前面的饭菜原封未动。格罗夫倒是从容，吃完了自己的那份。为此，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

这不但与双方地位有关，更与两人的性格相关。格罗夫固执好强，盖茨傲慢自大，而且都是火爆脾气，怎么可能和谐。当然，更重要的是，英特尔创始人均为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盖茨则是大学辍学生，双方的企业文化也迥然不同。1986年，IBM力推386芯片，Compaq捷足先登，这成为计算机业的一大转折点。实际上，这就相当于IBM将业界领袖地位空出，而把Wintel推向产业的最高席位。但此时的格罗夫仍将微软看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小公司，只不过偶然撞上大运。

格罗夫的看法是有理由的。这一点，当双方在微处理器编译程序的合作上就表露无遗。英特尔工程师的编译程序总是精简巧妙，高质高效。小组成员John Novitsky说：“微软的编译程序总是错误百出，而且其执行速度非常缓慢，英特尔的编译程序总比它快两三倍。”在格罗夫眼里，微软的编译程序如此之糟，并不完全是能力较差，实质上是职业道德不佳的反映。在软件上，英特尔还真想当一当微软的老师：“我们发现Excel中的代码有问题，如果你们修改一下，那么整个装置的速度可提高8倍。”作为软件之王的微软怎能接受：“我们不在乎这个，我们要做的是增加新功能。”双方在软件方面的彼此蔑视贯穿至今。

表面上，双方优势互补，互为成就，实质上双方处于完全敌对状态，每一方都渴望摧毁另一方的垄断地位。他们都将产业视为零和状态，对方多挣一美元就是自己少挣一美元。当然，初期的对抗是隐蔽的，但逐渐激化。1988年，《纽约时报》将英特尔386芯片称为“美国最赚钱的垄断产品”，微软就按捺不住了，公然支持英特尔的竞争技术——RISC芯片。微软首席执行官梅尔沃德不时向英特尔吹风：“RISC代替英特尔原有芯片是大势所趋。”1991年，微软更纠集DEC、MIPS、Compaq、Dell等巨头，成立先进计算环境(ACE)联盟，试图一举干掉英特尔。但最后ACE没能搞成气候，微软不得不与英特尔再度合作。精明老道的格罗夫很现实：“与其把微软看成莫逆之交，倒不如将它视为列车上的同路人。双方去向相同，以诚相待。但你不能把你家房门的钥匙和信用卡交给他。因为你知道，你们到某一站将要分手，各奔前程，所以，对他过于信任没有任何好处。”

英特尔从来视自己为业界的领路人，但进入90年代中期，微软的地位如日中天，成了无冕之王，双方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当时英特尔欲推出本机信号处理(NSP)技术，但这对微软的软件标准构成冲击。微软多次威胁英特尔(这些后来都成了微软垄断案件中的最好证词)，并公开宣称不支持NSP，使业界火药味顿起。最后格罗夫在战术上撤退，双方重修于好，酿出一段蜜月期。1996年，盖茨认为：“最近的两年内，在英特尔与微软合作方面所花的时间比前十年加在一起还要多。”

但是蜜月是短暂的，临时的。进入1997年，双方关系再度逆转，尤其是格罗夫将总裁让位给贝瑞特时，他回首过去，认为自己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英特尔太依赖微软。如此下去，双方势力还将进一步倾斜，必将危及英特尔未来的生存。因此，英特尔准备调整策略，努力遏制和削弱微软在业界的影响力。

实际上，微软也将英特尔视为最大的敌人。在一份微软1997年的内部机密备忘录中，微软高级副总裁Joachim Kempin向盖茨建议：“如果他们(指英特尔)决定在拥有CPU的同时也想拥有操作系统，那我们的生意就危险了。如果他们决定以1美元出售操作系统，以100美元出售CPU，他们将使OEM站在他们一边。我们的对策是，可以买下国民半导体公司或AMD，或者两者都要，同时拥有CPU和软件业务。但双方的股票(英特尔和微软)会突然暴跌。我们将以100美元出售软件，以1美元多一点出售CPU……而且我们有足够的钱为芯片生产能力投入资金。”

1958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格罗夫（Grove）少校首次在南极大陆格罗夫山地区着陆，因此被澳大利亚南极地名委员会以他的姓氏命名。巧的是英文“Grove”的意思为小树林，而从天上看去，这片3200平方公里的地区蓝冰铺盖、冰山起伏、岛峰凸现，仿佛一片森林，被喻为南极大陆最壮美的地方。正是在这片南极冰盖的“森林”里，在错落起伏的山峰群落中，隐藏着无数关于全球地质变迁、气候变化、行星运行的远古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