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为“温柔敦厚”是诗歌的“极则”。因为诗歌的作用是“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故作诗的态度应该“怨而不怒”，“中正和平”。

二、作诗的方法必须讲求比兴、蕴蓄，不可“过甚”、“过露”，以致“失实”。

三、特别重视诗歌的法律格调——体制、音律、章法、句法、字法等。

四、不赞成死守诗法，而主张通变。

这些观点都散见于沈德潜的诗论专著《说诗晬语》。沈德潜还以他的“格调说”为标准，选编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格调派以诗论出名，相比之下，他们的作品成就不高。由于格调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且其理论比较实在，比较灵活，容易为人接受，故格调派在乾隆时代势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