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别人的富贵和我的贫贱来比较，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如果将我的贫贱和达官显贵的车马相比较，他们为权贵奔走效力，我却得到了闲情乐趣。

别人笑话我太风骚，我却笑别人看不穿世事。

君不见那些豪门贵族虽然也曾一时辉煌，如今他们却看不见他们的墓冢，只有被当作耕种的田地。

周道振、张月尊编撰《唐伯虎年表》云：“弘治十八年乙丑，三月，桃花坞小圃桃花盛开，作《桃花庵歌》。”即此诗写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这一年，上距唐寅科场遭诬仅六年。唐寅曾中过解元，后来受到科场舞弊案牵连，功名被革，在长期的生活磨炼中，看穿了功名富贵的虚幻，认为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取的功名富贵不能长久，遂绝意仕进，卖画度日，过着以花为朋、以酒为友的闲适生活。诗人作此诗即为表达其乐于归隐、淡泊功名的生活态度。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乐于归隐、淡泊功名、不愿与世俗交接追求闲适的生活态度。桃花因与“逃”同音而具隐者之意，更体现出追求自由、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可贵精神。

诗歌前四句是叙事，说自己是隐居于苏州桃花坞地区桃花庵中的桃花仙人，种桃树、卖桃花沽酒是其生活的写照，这四句通过顶的手法，有意突出“桃花”意象，借桃花隐喻隐士，鲜明地刻画了一位优游林下、洒脱风流、热爱人生、快活似神仙的隐者形象。

次四句描述了诗人与花为邻、以酒为友的生活，无论酒醒酒醉，始终不离开桃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时光流转、花开花落而初衷不改，这种对花与酒的执著正是对生命极度珍视的表现。

下面四句直接点出自己的生活愿望：不愿低三下四追随富贵之门、宁愿老死花间，尽管富者有车尘马足的乐趣，贫者自可与酒盏和花枝结缘。通过对比，写出了贫者与富者两种不同的人生乐趣。

接下去四句是议论，通过比较富贵和贫穷优缺点，深刻地揭示贫与富的辩证关系：表面上看富贵和贫穷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但实际上富者车马劳顿，不如贫者悠闲自得，如果以车马劳顿的富贵来换取贫者的闲适自在，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这种蔑视功名富贵的价值观在人人追求富贵的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超脱豁达的人生境界，是对人生的睿智选择，与富贵相连的必然是劳顿，钱可以买来享受却买不来闲适、诗意的人生，尽管贫穷却不失人生的乐趣、精神上的富足正是古代失意文人的人生写照。

通观全诗，共描绘了两幅画面，一幅是汉朝大官和富人的生活场景，一幅是明朝唐寅自己的生活场景。前者只用了“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碌碌”等十几个字，就把汉朝大官和富人的生活场景传神地勾勒了出来。后者则描写得比较详细，诸如“种桃树”、“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酒盏花枝隐士缘”等皆是此列。虽然满眼都是花、桃、酒、醉等香艳字眼，却毫无低俗之气，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音律回风舞雪，意蕴醇厚深远，意象生动、鲜明而有深义。

此诗层次清晰，语言浅近，回旋委婉，近乎民谣式的自言自语，然而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却蕴涵的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认同感，是唐寅诗中之上乘者。正合了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论断。

明·王世贞《跋伯虎画》：“语肤而意隽，似怨似适，令人情醉，而书笔亦自流畅可喜。”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唐寅〈桃花庵歌〉赏析》：“这诗在当时是一种新格。它语言浅显，差不多完全是白话，音节流畅，首节更有衔连不绝气流注的效果，读起来非常爽快它正好表现诗人真诚坦率的感情和诗中歌颂现世快乐的情调。”

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寅生《中国古典诗文精品读本》：“唐寅此诗真切平易，不拘成法，大量采用口语，意境清新，对人生、社会常常怀着傲岸不平之气，深受后世高洁之士的喜爱。”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著有《六如居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