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0 18:26
框架分析( Framing Analysis)是由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 Goffman)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中,戈夫曼将“框架”视为一种“解释图式”。他指出,社会事件原本混乱无序,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寻找、感知、确认以及标签化社会事件与信息。换而言之,如加姆森和沃菲斯菲尔德（1993）所理解:“事件不会自己说话,要从它们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现意义。”
就框架的类型而言,传播学研究通常将其划分为媒介框架( Media Frames)与受众框架( Audience Frames),前者依照加姆森与莫蒂里安尼(1987)的观点,指涉“为尚未呈现的事件提供意义的一种中心组织思想或者故事脉络”, Tank-ard等人(1991)也表达了近似的看法,认为媒介框架就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强调、概括和加工,从而建立一种中心化的、组织化的观念”。而受众框架则更强调基于受众的立场来理解传播现象,可以被认为是指导人们看待事件、处理信息的心理观念集合。按照麦库姆斯( 1997)的观点,框架建构似乎与传播学中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契合,他提到:“当特定的主体被讨论时,'框架建构,即是对议程设置中某些与主题相关的”属性,作出选择的过程”
恩特曼( Entman , 1993)关于框架分析的评价颇为有名。他指出,无论框架分析的特定用途是什么,框架这一概念总是无一例外地用来描述传播文本的权当然,这种看法后来也遭到多方的质疑力。尽管框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无处不在,但是关于框架究竟是如何使得它们自身在文本中变得显著,或者说框架乃是如何影响观念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他认为提供了案例分析视角的“框架”是一个“零散”的概念,是一种“破碎的范式”而卡贝拉和贾米森也认为,框架这一说法,“经常被通过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原则来理解不同的事物。”
那么,如何使用“框架”进行传播分析呢?舍费尔(Scheufele, 1999)在他的!“框架加工模型”中归纳了框架研究的四种类型:一是“框架建构”,即框架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通常涉及组织把关、记者专业主义价值以及关于受众的角色期望如何影响新闻的内容与形式;二是“框架设置”,更多关注框架的媒介效果问题:三是“框架的个人层面影响”,关注影响受众行为、态度、认知的变量;四是“作为受众的记者”,即将新闻记者视为受众进而检视他们关于框架的认知。
可以说,框架分析一经诞生,便引起传播学界的极大兴趣。潘忠党与科斯基(Pan & Kosicki, 1993)认为,框架分析实际带有建构主义之取向,为从句法、脚本、主题、修辞结构等方面检视新闻话语提供了实证性的、可操作的维度。“框架”既作为一种理论,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传播学的质化与量化分析领域都,广为适用,直至今日仍在全球传播学研究中备受重视,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