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借口三友实业社工人与日僧殴打冲突一事进攻上海，19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淞沪战争爆发。2月3日，梁佐勋率部接替伤亡惨重的第156旅第6团防守在八字桥至江湾一线。

八字桥，又名宝安桥，木质结构，它是沟通虹口和闸北的要隘，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上海火车北站非常近。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多次企图通过八字桥迂回攻击上海北站。敌我双方在此发生激烈战斗十几次，八字桥阵地虽然多次易手，但直到停战，日军都没能完全控制八字桥。战后，记者在战地采访中曾写道：“八字桥两军相持月余，几无一完整房屋，沿途断垣焦土烬物堆积如阜。”

而我军坚守八字桥的主将，正是邓志才120旅第5团团长梁佐勋。2月7日和8日，日军向八字桥、江湾一带发起了6次攻击，每次都是先以大炮及空军向我军阵地轰炸，接着数千人在坦克、铁甲车后面冲锋，来势凶猛。梁佐勋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在紧急关头，亲自带领敢死队同敌人肉搏。单是2月8日这一天，梁佐勋所在的120旅就击毙日军700多人。战至3月1日上午9时，日军发动更加疯狂的进攻，血战3小时后，为避免牺牲，保存战斗力，旅长邓志才遂命令部队边打边撤，撤退过程中，遇上蔡廷锴派来的援军，梁佐勋立即组织部队反攻，重新占领八字桥。这一天，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争夺八字桥阵地，来回进退5次，歼灭了大量日军，但我军也伤亡惨重。到晚上9时，决定全军撤退，梁佐勋率领全团殿后，负责收容，在真如车站（今上海西站），与日军追击部队发生激战。蔡廷锴在其自述中，对此有记载：“是晚九时，接沈师长电话：今日我师在真如车站与敌‘追击队’激战甚烈，我梁佐勋团伤亡甚重，刻已撤至江桥。”

在八字桥战斗中，我军还击毙了日军步兵第7联队长林大八，他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位死在中国军队手中的日军将领。日军为纪念这位早死的联队长，把他毙命的十字路口命名为“大八仕”，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大柏树”。

虽然“一·二八”抗战最终以中国让步而结束，但是这次血战也使国内外见识了中国军队的不俗实力，更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不抵抗政策”下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振，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梁佐勋率120旅第5团扼守的八字桥作为主战场之一，坚守了一个多月，他被媒体誉为“勇敢作战之团长梁佐勋”。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梁佐勋随19路军南调福建。“闽变”失败后，梁佐勋不愿投靠蒋介石，离职回新兴乡下居家务农。

解甲归田后，梁佐勋在新兴县城30里外的老家稔村镇射村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田园生活。但他仍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深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野心日益膨胀，全面抗战已经很难避免。当时，他在书房内悬挂自书的“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倭子血”、“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敌，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等条幅，借以明志，时刻准备着被国家召唤。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祖国风雨飘摇，危在旦夕。为准备抗战，国民革命军第159师和160师组建成第66军，军长正是梁佐勋的新兴老乡叶肇，更巧的是160师479旅旅长邓志才，是梁佐勋在19路军时的直接上级、120旅旅长。虽然邓志才与梁佐勋交情甚笃，但由于部队编制问题，梁佐勋重新入伍时，只担任第66军160师478旅956团一营营长。

1937年11月25日478旅奉命坚守南京东北30里处的汤山和东流岭，这是南京近郊外围重要据点。26日下午，敌军到达东流岭前沿阵地，下午4时左右，日军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向478旅阵地倾泻了差不多3000发炮弹，东流岭被削低了五六米。当梁佐勋从1米多厚的泥土里爬起来时，日军已经发起了冲锋，他率领士兵们与日军展开厮杀，刚把日军打退，但喘息不到15分钟，山下数不清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再次向山上发起了第二次冲锋……梁佐勋率全营在东流岭与敌军艰苦血战，顽强抵抗了三昼夜。29日晚，478旅撤出阵地，全体开到南京郊外燕子畿休整，将伤亡惨重的957团解散，补充到956和958两团。

12月2日，梁佐勋率全营随160师全部退入南京城内。12月12日，南京突围开始，梁佐勋率领全营作为尖刀，最先突出重围。据当时任尖刀排排长的叶禄群先生回忆，能成建制突围出南京的粤军部队仅梁佐勋率领的第一营。而军长叶肇在突围中被冲散，后被日军俘虏，幸他扮作伙夫才得以逃脱。

1938年1月中旬，突围部队到达湖南攸县休整，梁佐勋因突围有功，晋升958团上校团长，并获得二等甲级宝鼎勋章。

1938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9月，梁佐勋所在的第66军开赴前线。9月17日晚上，梁佐勋率全营进入上海淞沪抗战前线杨木桥阵地，随即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在坚守40多天后，66军伤亡惨重。蒋介石于11月8日下令全线撤退，日军12日占领上海，进逼首都南京，中国军队开始南京保卫战。

经过3个月的淞沪抗战，66军所属159、160两师的总兵力由出发时的2万多人，减员到约为6000人，梁佐勋所在的956团兵员加起来已不足600人。

著名的避暑胜地庐山南面约10公里处的东牯岭一带，翠竹参天，这里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家乡，1600年前，诗人在这里吟风弄月，写下了很多不朽名篇，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经常出现在诗人笔下的“东皋”山，正是今日的东牯岭。

1938年那个夏天，日寇的铁蹄践踏到了美丽的庐山脚下。东牯岭成了整个武汉保卫战中，战火最炽烈的地方。

当时，抗日名将薛岳在庐山以南的瑞昌、德安和星子之间，集结了十几万大军，给日军106师团布下了一个“倒八字”型的口袋阵，静待他们钻进来。为破坏薛岳的口袋阵，日军派101师团取道鄱阳湖，从星子登陆，企图横插薛岳的“倒八字”阵，策应106师团，进而侵占赣南。能否取得全歼106师团的胜利，阻击101师团，坚决不让其越过隘口，成了整个万家岭战役的关键。

1938年8月，梁佐勋奉命率66军160师958团奔赴庐山外围的星子前线，负责扼守东牯岭南面的牛毛尖和钵盂山。来势汹汹的是日军101联队，联队长是被日本媒体吹嘘为“军神”的饭冢国五郎。9月1日拂晓，饭冢组织步炮协同，猛攻958团阵地。日军不顾伤亡，跨过遍野的尸体，在大炮的掩护下，一遍又一遍地发动攻击。面对潮水般涌上来的日寇，梁佐勋沉着指挥，组织火力居高临下地朝日军猛烈扫射。自凌晨战至傍晚，饭冢先后组织的5次进攻，都被958团击退，日军当天死伤400多人。

9月2日天刚微亮，饭冢又对钵盂山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这一回，他加强了步炮协同的炮火，还调上了一个大队的援兵，分左、中、右三路迂回包抄，发起猛烈攻击。面对强敌，梁佐勋号召全团官兵“仁者生，屈者亡，誓与阵地共存亡”。激烈的战斗中，梁佐勋不幸被敌人击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梁佐勋仍手指前方，示意战友们要坚决消灭面前的敌人。

梁佐勋团长阵亡的消息传到东牯岭，160师师长华振中悲痛欲绝。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饭冢！他嘶哑着嗓子朝官兵们喊道：“弟兄们，梁团长现在山下望着你们，你们知道该怎么打！”巍峨高耸的东牯岭上，久久回荡着160师数千官兵雷鸣般的怒吼：“消灭饭冢，为梁团长报仇！”

9月2日这一天，守卫东牯岭的160师打退了饭冢联队15次疯狂进攻。9月3日，狂妄自负的饭冢在阵地前让日本记者摆拍时，被东牯岭上的神枪手看到，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饭冢应声倒地，结束了他的帝国武士梦。饭冢一死，101联队群龙无首，在我军一片“为梁团长报仇”的呼啸声中，当天被全歼。

东牯岭保卫战，我军成功把101师团阻击在万家岭战场外围，直到70天后，日军才进到隘口。这时，万家岭战役已经结束，106师团已经被我军围歼。战后，军史专家们说，没有星子东牯岭的血战，就没有德安万家岭的大捷。

梁佐勋牺牲后，160师袍绎扶柩回到广州后，广东各界在广州市东川路粤光殡仪馆举行公祭，国民党政府中央军委电唁：“梁佐勋团长在江西南浔英勇抗日，为国捐躯，追赠少将军衔，授予民族英雄称号，并赐国葬，以资旌表。”公祭时，广州军、政、警、民以及各国领事馆、爱国团体、学校吊祭的花圈、挽联，从灵堂摆至东川路、白云路。梁佐勋的老上司、原19路军军长蔡廷锴亲自撰写的挽联最为感人：十九路杀敌成名，壮哉一战苏万众！帅家门捐躯报国，悲乎孤冢炳千秋。

当时，为了安葬梁佐勋将军的灵柩，蔡廷锴和叶肇两位抗日将领曾经意见相左：蔡将军认为梁佐勋当年是自己的部下，应该安葬于广州沙河顶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场。但叶肇认为梁佐勋最初投军，即在粤军第一师，而19路军和66军都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坚持把他葬在广州沙河燕塘牛眠岗粤军第一师坟场。

梁佐勋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新兴县各界民众也在县城梁家大地为梁佐勋烈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不久，还在梁家大地建起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台”。

梁佐勋牺牲后，其妻苏淑清带着女儿佩琳、佩玉、佩琪及儿子佩璘艰难度日。广州沦陷后，曾经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广州。佩璘后来在香港市政事务署任职。佩琪与原19路军第60师师长沈光汉之侄沈汉杰结婚，现居广州。梁佩琪说，虽然离开新兴几十年了，但故乡情难却，3年前，她专门携子女回到射村老家，看望那间再无炊烟的老房子，追忆当年跟随父母在这里生活的快乐时光。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他的牺牲地——风景如画的避暑胜地庐山，人们没有忘记他。庐山最大的寺庙万杉寺为梁佐勋将军立有牌位，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当地还举行纪念仪式悼念梁将军。我与当地的网友交流，他们都知道当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居所附近，正是抗日英雄梁佐勋将军壮烈殉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