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他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生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也许这些从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父亲去世后，1942年他又随母亲投奔蓟县舅父家，在那儿与姐姐度过苦难的童年。13岁前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

1946年浩然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他，边工作边苦读苦写，走自学成才之路。

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成就自然是被世人公认的。

浩然曾出版著作80余种，作品曾在广播电台连播，被改编绘制成连环画出版发行。其作品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时代特征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影响和感染众多读者，尤其是其《艳阳天》《金光大道》出版后，几乎家喻户晓。浩然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大量来信。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将其改编拍成了电影。

1932年3月25日出生。

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

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引起文坛注意。

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此后致力于创作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作品。

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

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

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

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些作品留有当时社会思潮的印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

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和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化。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在当今中国文坛，有关浩然的话题不少，或褒或贬皆有之，然而真实的浩然给人的印象却是和善平易，诚厚朴实，看上去像个老农一样的长者。老农对春播秋收极为重视，因为他要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耕耘，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丝毫偷懒，否则，就没有丰盛的收获。浩然已是出版了1000万字、50多种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可谓家喻户晓。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又以长篇小说《苍生》再次崛起的他，却仍然未改初衷，没有留恋大都市文艺界的繁闹与功利，自己一头扎下基层，在河北三河安家落户扎下根来，实为难能可贵。

1986年11月，他携老伴来三河长期深入生活，先在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1987年5月，经三河县政协会议通过，聘请他为县政协名誉主席。1987年秋，他又被推举为段甲岭镇名誉镇长。1988年夏，县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内僻静处为浩然夫妇建一所新居（6间正房、6间倒座房）。于是浩然在此定居下来，并为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

三河市（县）委、政府历届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浩然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到“泥土巢”嘘寒问暖，解决实际困难。鉴于子女均不在身边，老伴又体弱多病，浩然安排其家居农村的内侄女和女婿住在身边，三河县政府给他俩解决了工作问题，并办理了农转非。文联建立后，县政府为浩然配备一辆“伏尔加”卧车及专职司机。1993年初，县长又经多方筹集资金，为浩然购置一辆新“奥迪”专车。市（县）财政局还及时对浩然住房进行修葺，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接待条件，方便了他的工作。

浩然日常除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外，每天都伏案写作，阅改作者稿件和读书看报。闲暇之时，练习书法，听听京剧录音，有时散散步。他非常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每日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

1993年6月15日，浩然突发脑血栓病，17日住进通县263医院。三河市五套班子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多次前往探望。住院期间，他仍然关注“文艺绿化工程”，在病房两次主持文联主席办公会，还阅改了大量作者稿件。

1996年10月22日，浩然去西安边疗养边写作，11月4日，突发脑昏迷症，昏迷三天两夜不醒，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经抢救又脱离危险。11月10日，三河市委书记派宣传部长和文联秘书长以及文化局长等前往西安看望浩然。11月23日，浩然病愈出院，从西安返回北京。

1998年8月8日，浩然夫妇搬进三河市委、市政府为之新建的独门独院二层小楼，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位于三河北城句河湾，环境舒适幽静，装修典雅。1999年5月26日，新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孙殿高就职没几天，就前往句河湾看望浩然，带去党和政府真挚的问候。三河市市长李洪卫及其他市领导也曾多次探望浩然。作家与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浩然创作出版了8部中、长篇小说，计330万言，还修订再版了7部长篇小说，计483万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等文章。其创作生活除以“泥土巢”为主，还涉足京郊通县、密云、平谷和廊坊以及山东昌乐县等地。

他创建了三河市（县）文联和三河市（县）作家协会，并亲任两会主席。他创办《苍生文学》十年，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为重点作者出版专集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还亲自为他们的书作序言，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补三河文学史空白的泥土文学和文艺绿化系列丛书，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为文艺绿化工程积极筹集资金，为三河市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做出无私奉献。在当今中国文坛被“炒”的火爆和“红”得发紫的作家中，有谁能为“他人做嫁衣裳”呢﹖有谁愿当“铺路的石子”呢﹖

浩然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浩然自述最偏爱《金光大道》，他曾说：“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

京华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光大道》全四卷本。

山东省昌乐县是浩然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1960年，浩然以俄文报《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到昌乐县东村劳动锻炼，度过了他生命中难忘的8个月。在那里，他创建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相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他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忍着饥饿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熬夜写作（秋季晚上还要与干部社员一起巡逻护秋），《车轮飞转》、《送菜籽》、《半月敲门》、《太阳当空照》、《人强马壮》、《珍珠》、《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

浩然曾回忆当时写作的情景：“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娄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浩然：《我的人生》）《艳阳天》中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他在东村的真实生活。书中那个至为感人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就是以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为原型创作的。

浩然念念不忘昌乐乡亲，曾先后五次重返昌乐探望，一次带着老伴，一次带着女儿，每次来访总是怀着赤子般的虔诚，一个门口一个门口的登门拜访，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糕点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中那些老者、弱者手中。1990年，浩然写了《东村的乡亲们》，收入他由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集《婚姻小路上的爱情坎坷》，后又编入《浩然全集》第18卷。1999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乐县政协编辑的《浩然与昌乐》一书（这本书我还没有，很遗憾）。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记述的就是他在昌乐的难忘岁月。影碟《浩然传奇》是北京电视台在浩然病重住院期间摄制的两集传记纪录片，里面就有浩然晚年回昌乐县东村看望乡亲们的珍贵镜头。

鉴于浩然与昌乐县的不解之缘，昌乐启动了《艳阳天》再现工程，以浩然文化为主线，准备建设一处集文化局机关、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文物陈列室、文化艺术馆和浩然文学馆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广场。

“写农民，为农民写”

“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这是浩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写农民，为农民写。”浩然将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坚持了一生。这位农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作家，对于中国农民和广大农村有着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谈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浩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有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浓郁、朴实的泥土气息。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浩然出生于河北唐山开滦矿区一个贫苦的家庭。他10岁丧父，12岁丧母，在悲愁和凄苦中度过了不幸的童年。浩然14岁时走上了革命道路，16岁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做过8年村、区、县的基层干部。在新生活的感召下，从小就是“戏迷”、“书迷”、受过民间文学熏陶、对文学天生就有灵气和悟性的浩然萌发了要当一名革命作家的强烈愿望。

在收到上百篇退稿后，1950年10月20日，《河北青年报》刊出了他的一篇千把字的题为《姐姐进步了》的短文，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立志文学创作的信念。1954年，他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两篇小说习作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由此他被选拔到该报社任记者。1956年，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于由老舍主编的《北京文艺》上，从而引起了首都文学界的关注。1959年，在浩然相继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现农村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后，鉴于他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郭小川主动介绍浩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64年底，浩然被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文革”前夕，他创作出版了《新春曲》等10个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和散文集《北京街头》，并推出了他的代表作《艳阳天》。

《艳阳天》一问世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浩然也随之家喻户晓。他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共1万多封。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将其改编拍成了电影，更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艳阳天》是浩然最好的作品，也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生动传神，显示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艳阳天》出版后，浩然将所得稿费1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200万元买下他作品的所有版权，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将来如果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得到国外去购买版权，那叫什么事！”某饮料厂，以100万元的酬金请他给某饮料做电视广告，他也婉言谢绝了。浩然说：“我为人的标准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热诚待人，厚道而正直。”

有人说浩然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浩然对此坦言：“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由于他把对农民的深厚感情都写进了作品里，他的作品也因此被学者们称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

2019年9月23日，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苍生》、《乐土》、《活泉》、《圆梦》、《春歌集》等。

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

1972年，浩然出版了作品《金光大道》后，名声大振，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出名的作家。在那样一个文化凋零的年代中，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篇小说，当年也只有浩然的这些小说可在新华书店里出售。

然而根据各种资料和浩然自己的讲述，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农民的淳朴，没有失去做人的本质，更没有利用唾手可得的机会去做更多的“事”。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质朴、单纯、本分的人，他像一位农村的生产队长和村支部书记，经常穿着一件中山装，说话腼腆，没什么架子。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浩然主动隐退，过起了少人关注的晚年生活。

1986年秋，浩然从北京市文联宿舍直接搬到了位于北京东部的河北省三河县定居。在深入生活为新时期农村纵情讴歌的同时，致力于培养文学新人。

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作协名誉主席。晚年的浩然舍弃了京城的安逸与舒适，扎根基层，定居三河，致力于培养农村青年和乡土文学作者，称这是一项“文学绿化工程”。在他的努力下，短短六七年时间，三河县形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作者群，还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学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对于浩然不惜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而全力培育文学青年的行为，有人不理解，表示惋惜。浩然却说：“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他那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和甘当人梯的行动，受到了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

浩然的女儿梁春水说，三河是浩然最想“归属”的地方，浩然生前曾经在一本书中写道：“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我的生命，也培养了我的心灵。”

他热情关心北京市的文学艺术事业，他为发现、扶植、培养文艺人才，繁荣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创作，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他在京郊及河北三河县实施“文艺绿化”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功德无量、意义深远的善举与壮举。他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和甘当人梯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学习。“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1、同行评价

“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著名作家祁淑英曾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浩然”正气笑傲文坛———寻觅浩然足迹》里这样写道。祁淑英听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眼里涌出了泪花，她与浩然同年进河北团校学习，成为校友，后来又先后到《河北日报》工作，成为同事，跟浩然有着深厚的情谊。她向记者讲述了浩然生前让她佩服和感动的点点滴滴。

立志要成为文学家

1951年，祁淑英与浩然同时到河北团校学习，当年学校还没有餐厅，他们一起排队打完饭后，就蹲在地上吃饭，一边吃一边聊理想，因为聊得很投机，所以后来两人的话题很快就一致起来———要做一个文学家。毕业后，浩然和祁淑英先后来到《河北日报》工作，在成为同事之后，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浩然调入北京工作后，创作出了《艳阳天》。20年以后的1973年，祁淑英去蓟县采访，在县招待所的饭桌上遇到了浩然，当时正值浩然在蓟县体验生活，于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又畅谈起来。祁淑英说，当年她还跟浩然讲，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文学家，而自己还依然是一名记者。“不管怎么样，浩然他始终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从来都没发过脾气。”祁淑英回忆说，“当年的他已经是大红大紫，是大腕了，但他永远都没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讲话都会先脸红。”

“小学生”在大学讲课

德国一位汉学家曾评价《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当年《艳阳天》的出版也在中国文坛引起了震动，有评论家说，“浩然总是那样不厌其烦地深入农村，那样不厌其烦地写农民、歌颂农民。”但正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浩然，仅仅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祁淑英这样评价浩然，他虽然只读过三年小学，但最后却能去北京的大学讲课，而且特别受欢迎。据祁淑英说，浩然辍学以后还是放不下读书，当年被村里纳布鞋的大婶用来夹鞋样子的书册就是他最好的读本，还有就是听说谁家有了藏书，就跑过去借来读，把本村的书读完了，就去邻村借，就这样，他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等东拼西凑地就读完了。

保持本色不挑吃穿

说生活中的浩然，祁淑英说：“他始终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从不挑吃挑穿。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请我吃饭，吃的是炸油条，喝的是小米粥。他穿得很普通、很不讲究，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装。”回忆起在一起学习和工作的时光，祁淑英佩服地说：“他风格特别高，在学校学习期间，我们吃饭是大锅菜，我不爱吃豆腐，就拣给他吃，他也就把肉夹到我的碗里让我吃。”在写作上，浩然笔耕不辍，从来都不会为外界所打扰，曾在驻通州记者站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年过春节值班，他就在别人都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唱小曲的时候，埋头写作着；在生活中，浩然很低调，很少参加社会活动，而且一直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晚年患病实在不能动笔之后，浩然便把精力放在了培养文学青年上，办起了《苍生文学》杂志，为文学青年尤其是农村的文学青年搭建了很好的锻炼与展示的平台。

2、各方反应

梁红野：父亲教会我做人

由于多年抱病在床，梁家子女对父亲的离去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是没有想到说来就来，一想到这一别从此就是永远，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儿梁春水伤心地说。

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都相处得很和睦。”

梁晓声：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梁晓声与浩然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梁晓声说。

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梁晓声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抛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

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肖复兴说。

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雷达说。

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从《艳阳天》到《苍生》

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艳阳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热闹一时。如今，这些作品已渐渐远去，浩然也已逝去，但有关他作品和人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浩然就是那个作家。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浩然，这个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伴随着一段令国人辛酸的历史，而时间又常使历史蒙上神秘的面纱。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浩然真实的内心又有多少坦白于世？“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有何历史价值？浩然曾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苍生》是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