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父是乡中名厨，全家以父母做厨为生。父母因受没文化之苦，虽然家中经济不宽裕，但他们仍省吃俭用，尽力供孩子们读书。虽然每个孩子都很勤奋用功，但因为经济原因大哥梁育卿、三哥梁卓卿、姐姐梁定英还是不得不辍学，客走他乡，到印尼谋生，赚钱贴补家用，供弟弟们读书。二哥梁焕卿（梁冠军）是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曾任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指挥、总工程师，政协武汉市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五弟梁欣卿在东山中学就读时因病早逝。梁铮卿幼年在白土堡的桂林学校读高小，1933年至1936年在梅州中学读初中。他学习勤奋，吃苦耐劳，每天挑灯夜读之后，清晨3、4点钟还要起床帮父母做厨。饱尝生活苦涩与艰辛的少年铮卿养成积极向上，发奋读书，尊老敬贤的好品格。

青年时代 追求真理

1936年9月，梁铮卿以优异成绩考入梅州中学高中部就读。此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目睹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阶级仇、民族恨，怒火在梁铮卿的心中燃烧。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救亡图存。

1937年1月，李碧山代表潮汕党组织来梅县重建地下党组织和抗日义勇军。在他的带领下形成了共产党组织对梅县抗日救亡运动坚强有力的领导，推动了梅县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1937年10月，在中共梅县工委的领导下，梅县的东山中学、梅州中学、县立中学、学艺中学等学校成立了全县中等学校学生抗敌同志会（简称“学抗会”）。梁铮卿积极参加学抗会，投身到剧社、歌咏队、读书会、演讲会、辩论会等抗日救亡活动中。在共产党员梁集祥、廖伟的影响下，他阅读了不少革命理论书籍如《大众哲学》、《革命三民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等，逐步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并决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毅然投身革命。

1937年底，由梁集祥、廖伟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光辉的革命历程。梁铮卿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为此常受到校长的训斥，被警告和记大过处分。

1939年9月，他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转学到东山中学就读。东山中学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地下党组织活动相当活跃，建立了中共党总支，下设支部，他任第一支部书记。他积极为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救亡图存。他广泛团结同学，培养教育进步青年，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李理章、梁碧寰还有他的弟弟梁欣卿等不少东中的青年学生，都是在他的培养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寒假，他回家过年，利用村民聚集在祖公屋敬神的机会，向乡亲们宣讲革命道理，教少年儿童唱抗日救亡歌曲。一时村民们的抗日热情高涨，至今村中老人仍记忆犹新。

投身革命 百折不饶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梁铮卿积极为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救亡图存。1938年4月间，在梅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梅县“学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的会员联合行动，三方面的人共同组成回乡工作队开展抗日宣传。在水白支部书记廖伟带领下，梁铮卿回到白土乡与当地进步青年熊秋魂（熊念敦、苏平， 是熊献深的二儿子）等一起成立抗日群众组织梅县青年抗敌后援会流动剧团第三分团（廖伟为团长）。他们在水南、白土乡一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团结水白两乡的小学教师、农村社会青年及在校学生，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举办青年训练班。梁铮卿还利用过年村民聚集在祖公屋义孚堂敬神的机会，向乡亲们宣讲革命道理，教少年儿童唱抗日救亡歌曲。一时村民们的抗日热情高涨，至今村中老人仍记忆犹新。通过宣传使广大农村青年、妇女充分调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水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时搞得轰轰烈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1939年春，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梅县中心县委改变了斗争策略。让政治面目已有所暴露的梁铮卿在1939年9月转学到东山中学继续读高中二年级，党组织关系由卢梅轩转到东山中学。东山中学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地下党组织活动相当活跃，建立了中共党总支，下设支部，他任第一支部书记。他广泛团结同学，培养教育进步青年，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李理章、梁碧寰还有他的弟弟梁欣卿等不少东中的青年学生，都是在他的培养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9年春，闽西南潮梅特委为了贯彻执行向潮梅新区发展的方针。特委机关由闽西向梅县转移，特委机关及书记方方夫妇和秘书许韵松、交通员郭玉意等4人，先在雁洋陈卜人（闽西特委副书记）家住。同年冬向梅县附城转移，经梅县中心县委慎重择址，最后决定转移到白土乡泮坑桃树下体仁居熊秋魂（白土乡支部书记）家。中共梅县中心县委将保卫机关人员的安全、隐蔽地供应机关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机关领导同志交办的任务交给共产党人熊秋魂、梁铮卿等同志。方方等四人以假家庭的形式，对外宣称户主王先生是秋魂在南洋的朋友，侨商，是避日寇逃难至此的，体仁居（三堂四横）的一横屋给机关使用。日常生活由王英秀安排，当梁铮卿等人到体仁居与机关领导会面时常叫才八、九岁的侄女梁腾玉观察周围的动静并告诫她不能告诉别人。1940年6月特委机关迁至大埔西河。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逆流波及梅县，梅县当局亦下令解散县学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为此，学抗会理事会于5月30日召集梅县各中学学生代表200多人在梅城民众教育馆召开代表大会，抵制解散梅县学抗会并向国民党梅县党部示威请愿， 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当晚7名学生代表（其中6名共产党员）被逮捕送进县政府拘留所。在社会各界均向县政府提出抗议和意见均无效的情况下，为营救被捕的学生，6月4日晚中共梅县中心县委青年部在东山中学党总支所在地熊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进步学生组成半公开的学生救援会，以推动各项营救工作的开展。随后在学委的领导下成立救援小组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参加救援小组的成员有卢梅轩、陈国谋、罗昆石、林宏元、廖鸿英、梁铮卿、邓频喜、梁道新等。梁铮卿和其他小组成员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发动在校师生、争取各阶层人士仗义声援；同时梁铮卿还倾其所有，把结婚时妻子的嫁妆布和仅有的几十元钱都捐献了出去，并动员自己的家人及群众，捐款捐物支持、慰问被捕同学，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在我党和各阶层人士的全力营救下，加上被捕的七位学生在狱中坚持合理合法的斗争， 当局被迫在六月中旬释放了被捕学生。史称“梅县七君子事件”。

“梅县七君子事件”后，梅县学抗会被迫解散，政治形势处于低谷。在此情况下，中共县委决定将已暴露的学生党员骨干疏散转移。梁铮卿因政治面目已经暴露，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和安排，于1940年夏撤离梅县离开东中，转移到江西赣州继续求学。1941年10月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先就读森林系后转读畜牧兽医系，1945年7月毕业留校任助教，专随骆春阳教授，才干颇得骆教授赞许。

梁铮卿在广西大学求学期间，校园内因“皖南事变”白色恐怖阴云笼罩，政治斗争环境更为恶劣。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作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工作方针，规定党员转地下，独立开展工作。

因此，他的党组织关系未能随之转移，他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继续坚持斗争。在留校任教期间，他在桂林师范学院就读的郑风（原名郑子明，解放后曾任广州外贸学院党委书记）帮助下与组织接上关系。他根据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工作上，他与林宏元（林密）、李启光（李岗）等党员同学虽无组织关系，但默契配合，如饥似渴阅读《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依靠进步同学，团结一般同学，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宣传抗日民主，反对投降倒退，积极运用各种方式推动西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努力串联、影响、动员周围的群众，如何卓芬、梁碧寰等受其影响走向进步参加革命。在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党处于艰难困苦的时期，梁铮卿真正做到了“共产党员一定要像黄金一样，埋在地下永远不变色生锈。”

潜伏台湾 迎接曙光

1947年，广西“六二”大游行，爱国民主运动达到高潮，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为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桂系当局制造了七月事件。桂林市3天内逮捕的党员、进步青年、民主人士达100多人，西大有7名师生被捕。1947年7月，梁铮卿接党组织通知，获悉身边有个同伴身份暴露，为避免牵连需撤离西大。7月中旬，梁铮卿返回广东，在广州找到老同学李汝欣（李与梁是高中和广西大学同学），在其住处呆了一个多月，与党组织接上头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9月，梁铮卿从广州坐船经汕头到台湾。他先在台中农林总场工作，1948年4月，经广西大学同学谢汉光介绍，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并与洪幼樵（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建立组织关系。1948年8月，梁铮卿从台中来到台北淡水血清制造所（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以总务课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决定由洪幼樵组织策划建立台中地区工委和台中地区武装工委，并决定梁铮卿返回台中区农林总场上班以便开展革命工作。1月7日，梁铮卿以父亲病重（其实他的父亲早已去逝）为由，向畜疫血清制造所递交了辞呈，随即返回台中区农林总场畜牧分场任职，职务为技正。同年2月，中共台中地区工委成立，梁铮卿为台中市委直属支部书记。

1948年底至1949年夏，是台湾地下斗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刻，1949年5月，原领导台湾省工委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撤消，其工作并入华东局。因而，台湾省工委的直接上级也变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华东局高度重视台湾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梁铮卿（化名李明）、黄蹈中（台中地方法院推事）、周碧梧（台中地方法院推事）等人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以法院宿舍为活动据点开展地下工作，在联动司令部及飞机制造厂发展工作关系，搜集有关军事配备情报、策反海军舰长，调查研究台湾省畜牧生产情况等活动以迎接台湾解放。梁铮卿和同伴们获取了大量绝密情报，他们的很多工作直接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1949年夏，梁铮卿曾返回大陆向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汇报工作。1949年11月，华东局派出女特工朱谌之与“老郑”（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吴石分别接头。朱谌之分别向“老郑”和吴石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向她报告了台湾工作委员会为接应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给她，吴石也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军事情报微缩胶卷。朱谌之通过秘密通道经香港传递回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势如破竹，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了国民党首府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蒋介石集团在全面溃败中逃亡台湾，台湾工委的主要任务也转为保护同志们的安全，组织不被破坏，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为了巩固这块最后的栖身之地，蒋介石负隅顽抗，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对在台的地下党员和社会进步人士进行疯狂搜捕和镇压。发生在1949年8月的基隆《光明报》案，成为50年代白色恐怖的导火线，后席卷整个台湾。1949年9月下旬，张伯哲安排《光明报》案中漏网“逃犯”陈仲豪（解放后在汕头大学离休）从谢汉光处转移到梁铮卿任职的台中郊外农场。为躲避追捕，梁铮卿将陈仲豪安置在农场的鸡寮里，并尽心尽力照顾陈仲豪，铺床挂帐，送饭送菜，无微不至。同时，梁铮卿和张伯哲一道为陈仲豪制作假身份证——陈仲豪化名“林辰康”摇身变成药店老板，顺利潜返大陆。梁铮卿虽语言不多但真挚的感情令陈仲豪铭记在心。

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工委主要领导人被捕，陈福添、邓锡章、张伯哲等同志也先后被捕。3月29日，台中市警察局又在台中市破获了所谓“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梁铮卿、黄蹈中、周碧梧、郭鲁林、赖河汾、马慰常等同志相继被捕。梁铮卿被捕前曾到李崇道家（梁与李为广西大学同学，后同在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工作，交情颇深。）住宿导致李崇道及家人受难。此事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和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第11章第三节有颇为具体的的记述：“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即李政道的兄弟，后来担任过台湾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页一八三） 。

同窗校友谢汉光虽侥幸逃脱，但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的未获要犯而四处追捕，只得改名叶依奎，隐姓埋名在台东做林业工人。经历了数十年坎坷逃亡生涯后，1988年底，谢汉光才从深山中走出，趁台湾“开放探亲”之机，回到祖国家乡丰顺与亲人团聚。1994年，谢汉光身份得到组织确认，补办离休手续。两年后，即是1996年，谢汉光走完他传奇悲壮的一生。

大义凛然 英勇就义

在狱中，梁铮卿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半点党的秘密；敌人软硬兼施无一奏效，梁铮卿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

不久，梁铮卿作为重要政治犯，从台中押解到台北监狱。1951年1月24日，梁铮卿在台北市郊的乱葬岗刑场被秘密杀害，葬于六张犁公墓，时年32岁。

梁铮卿同志为了祖国的统一，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血染宝岛。1997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授为“革命烈士”，他的精神不死，青史永垂。

父亲：梁燮琳

母亲：李冲兰

大哥：梁育卿

二哥：梁焕卿

三哥：梁卓卿

姐姐：梁定英

五弟：梁欣卿

妻子：陈凤琴

女儿：梁静玉

侄女：梁福云、梁腾玉

梁铮卿故居属传统客家民居，一厅二廊二层结构，占地面积400平方米，保存现状一般。

为弘扬革命烈士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和忠诚教育建设，2019年1月22日下午，“梁铮卿烈士故居授牌暨抗战时期革命遗迹修缮及党性教育现场点建设”启动仪式在梅江区三角镇龙上村隆重举行。梅江区委书记朱国城同志，梅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李昌龙同志，梅江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军同志，梅江公安分局局领导，各部门负责人，梅江区两办、区国安办、区史志办、三角镇相关负责同志，梁铮卿烈士家属等8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