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4 01:33
梁锡玙（1697～1774），字鲁望，号确轩，山西介休县（今介休市）南靳屯村人。清朝经学家、教育家、书法家。雍正二年（1724），考中举人后，攻读经学，纂成《易经揆一》一书，得到乾隆皇帝赏识，任命为国子监司业，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子书，入翰林院为侍讲等。乾隆三十二年（1767）任国子监祭酒。他整饰了六馆课程，专心研教，培养了不少经学人才，使当时的治学风气，大为改观。著作还有《御纂春秋直解》、《易经伏义》、《春秋广义》、《义经补义》等书。
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以下数代均为贡生，任州、府低级官职。酷爱读书，刻苦用功。清雍正二年（1724）考中举人。之后又数次参加会试，皆不中。父母相继去世，家境骤然由盛转衰，生计维艰，淡泊明志，潜心读书著述，纂成《易经揆一》一书。
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诏举天下经学士，经人举荐，通过考核被录取。乾隆皇帝读其所撰《易经揆一》，在勤政殿召对，任为国子监司业。并命翰林中书官缮录《易经揆一》以备御览。后值上书房教授皇子书，入翰林院任侍讲，兼充日讲起居注官，升左春坊左庶子、侍读学士，晋少詹事。期间著有《春秋直解》（也称《御纂春秋直解》）、《易经伏义》。乾隆三十二年（1767）改任国子监祭酒，整饬六馆课程，悉心研教，亲自坐在彝伦堂讲授经义，更让诸生反复问难，探求奥旨，培养了不少钻研经学的专门人才。当朝很多学者名流和高官显宦都称其为“当代大儒”，与之结为良师益友。
晚年辞官寓居京城，终日手不释卷，摊书增补考订，不废著述。纂成《春秋广义》、《易经补义》等书。卒于京城寓所。
雍正二年举人，授司业，与吴鼎同食俸办事，不为定员。乾隆十七年，命直上书房，累迁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坐遗失书籍镌级。膺荐时，以所撰《易经揆一》呈御览。鼎、锡玙并蒙召对，面谕曰：“汝等以是大学士、九卿公保经学，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积学所致，不是他途幸进。”又曰：“穷经为读书根本。但穷经不徒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汝等自己躬行实践，方能教人躬行实践。”鼎、锡玙顿首祇谢。又奉谕：“吴鼎、梁锡玙所著经学，著派翰林二十员、中书二十员，在武英殿各誊写一部进呈。原书给还本人。所有纸札、饭食皆给於官。著梁诗正、刘统勋董理其事。”稽古之荣，海内所未有也。
《易经揆一》及所附《易学启蒙》是乾隆十六年（1751）梁锡玙应经学之选进呈御览之书。其叙增补朱熹《易学启蒙》之旨曰：“观取画卦非一，而则图为尤著，……邵子传自希夷而朱子表章之，乃或疑而未信，或改易图书。夫河出图、洛出书，系辞言之，何疑之有？”又谓“先后天为卦之关键”。《易学启蒙补》卷一，“本图书第一”列圆形《河图》（“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启蒙》河图方，今遵邵子之意更定为圆”）、方形《洛书》（“邵子曰：方者洛书之文”）。“原卦画第二”列《易有太极》（一○之图）、《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有“圆图之八荡为十六”、“圆图之十六荡为三十二”、“圆图之三十二荡为六十四”之图。此皆为更定朱熹“六横图”为圆图之图。又有“附互体”之图（采吴澄《易纂言外翼》之圆图）。“增阐卦蕴第三”，列“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变后天”、“序卦”、“杂卦”诸图。“增立易教第四”，摘《系辞》之文九节而论之，如谓“仰观俯察”一节为“此言作易之由也”。“明蓍策第五”列“大衍之数图”及揲蓍诸图。“考变占第六”述“七占”之法，仅取朱熹三十二图之一，而又变画之。卷下，“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曰：“天不爱道，图书并出，圣人有作，三易垂文，尚矣。禹则书序畴，箕子衍之，而先儒阐其义几备。第书数与图数，其所以异同之故犹未明也。至连山、归藏，其书既轶，元儒朱元升作三易备遗，其约八卦为六，非周易要义。况易历四圣，何容赘乎？连山乃用先天卦，而艮居西北，与首艮建寅之义无与。归藏以六甲配卦而纳音出焉，为律吕之始，其理粹然至正，其数不假安排，洵足备归藏之遗。但朱氏所论，虽大醇而未免下疵也。图书同源而异流，三易异用而同归。归藏以纳音而得，连山亦可以纳甲而求，而周易之先后甲庚，其可见之绪也。”其序河洛图书之大旨，谓“河出图，羲、文因而作易”、“洛出书，禹、箕因而作范”，“连山遗义”曰：“连山者，神农本后天圆图而作，夏后氏因以建寅也”，“归藏遗义”曰：“归藏者，黄帝本先天方图而作，商人因以建丑也”、“归藏卦本先天，而干枝纳音必用后天”。此等之论皆穿凿不根，人谓其“实不啻狗尾续貂”，可谓中的。
朱熹因见“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著《易学启蒙》之“小书”，而欲使初学“毋疑于其说”。此后，胡方平、胡一桂、韩邦奇等，皆著书以发明之，或为之“通释”，或为之“翼传”，或为之“意见”，然皆不敢于《易学启蒙》正文有所增补与点窜。至清梁锡玙则不正视康熙时《御纂周易折中》中已照录《易学启蒙》全文之事实，而以所谓《易学启蒙补》之书进呈乾隆皇帝御览。元、明、清三代均以朱熹之易学著作立于学官，无一定学识者岂敢以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之书上进朝廷？今观梁氏是书增补内容实不见其有过人之学识，然其仍不汗颜而将是书上进之，则其“胆量”令人为之“钦佩”。想来是书不得著录入《四库全书》甚至于不采入存目，其原因盖在于此。
在易图学发展史上，梁锡玙《易学启蒙补》将延续五百多年之朱熹“六横图”改画作六圆图，可谓是一创造。又本邵雍《观物外篇》“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之说，而改十数《河图》为圆形，则可见其拉邵雍大旗欲以动摇朱熹权威地位之心。此种状况，当与当时之学术趋势有关。前有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篇》、胡渭著《易图明辨》，皆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河洛图书，而至梁锡玙则大胆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不但增其二篇，又补入“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四篇，尽管所补内容多牵合附会（明显有悖于朱熹著《易学启蒙》之宗旨），然朱熹之《易学启蒙》又何尝不是“牵合附会”？梁氏不自揆其陋，而敢斗胆补苴立于学官之《易学启蒙》，则亦足见时至清乾隆朝，朱熹易学之权威地位有所动摇。（虽研习易学当象数与义理兼顾，然所谓之黑白点“河出图，洛出书”实不可取。朱熹易置刘牧图书而采入《易学启蒙》，其牵合附会之处亦自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