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萨耶夫的创始人阿布杜拉加克已于1998年在警察的一次突袭中被击毙，但他的死以及其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并未使该组织的战斗力下降。在他之后，他的兄弟卡达菲·让加拉尼成为新的领袖，继续领导这个极端主义组织。

伊斯兰教和天主教

在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进入东南亚之前，东南亚的各民族大多数信仰原始宗教，或称自然宗教，其特征是：(1)泛灵信仰；(2)祖先崇拜和土地神崇拜；(3)在高地建立祭坛；(4)瓮葬和石冢葬；(5)充满着山对海、有翼动物对水生动物、山民与海岸人相对立的宇宙二元论的神话。菲律宾人信奉的自然宗教包括：(1)崇拜自然神、祖先神和部落神；(2)迷信妖巫，相信护身法宝和符咒具有非凡的魔力；(3)迷信某些自然现象。这些原始的文化心态仍然存在于菲律宾吕宋岛、巴拉望群岛、棉兰老岛内陆的一些高山地区，正如菲律宾阿坦尼奥大学人类学家霍奈德教授指出的，“他们同自然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奉行多神崇拜。”

8世纪中叶，伊斯兰教通过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最早在苏门达腊出现。在消除了文化差异和取得经济上的优势以后，在13世纪，伊斯兰教以苏门达腊为基地，开始在东南亚的海岛国家中广泛传播。大约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里，伊斯兰教从马来半岛传到了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地区。

尽管我们对棉兰老岛在被伊斯兰教化以前的社会状况还所知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伊斯兰教传播到菲律宾以前，菲律宾南部的和乐岛和哥达巴都就已经是东南亚的一个贸易中心。从8世纪到10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向外扩张的过程中，红海地区和马来地区，包括今天的菲律宾南部地区，就已经建立了贸易关系。在13世纪末，阿拉伯人就已经在菲律宾南部建立了定居点。1450年，阿拉伯商人赛义德·艾布伯克尔在布安萨的沓乌苏戈建立了苏丹政权，穆斯林传教士以此为基地，开始向周围传播伊斯兰教，在苏禄苏丹政权的鼎盛时期，其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巴西兰岛、巴拉望岛、三宝颜的南部海岸地区和婆罗洲。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叫谢里夫·穆罕默德·卡门苏旺的传教士在普兰吉河流域建立了一个苏丹王国，伊斯兰教就从那里向棉兰老岛的达沃湾地区、拉瑙湖地区和布基农地区扩展，到16世纪中期，棉兰老岛地区已经成为了东南亚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5]。从此以后伊斯兰教势力逐渐向北推进，在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伊斯兰苏丹政权。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南部已融入主流社会，具有很大影响力。这可以从中国的古籍中得到佐证。“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都葛巴剌卜并率其家属并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来朝，进金缕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东王”、“西王”、“峒王”等头衔可能是中国官员在接待时使用的中国官阶的称呼)三王在归国途中，东王因患急病，卒于德州会同馆，明成祖闻之不胜悼痛，按照中国王制，为东王在当地营造陵墓。葬事毕，王妃及东王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等十余人留在德州守墓，明朝政府还特意调夏、马、陈三户回族助为守墓，在陵墓西南侧建清真寺一座。这一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菲律宾社会，伊斯兰教与世俗王权结合，形成不少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政权。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以其内在的扩张性渗透深入菲律宾的土著社会，并通过与世俗王权的结合，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推广伊斯兰教。

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相比，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则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入侵而进入菲律宾社会的。西班牙在16世纪初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内的宗教势力十分强大，因此，传教活动和殖民扩张活动相互交错、相互促进。一方面殖民扩张为传教活动开辟了场所，另一方面，传教活动为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支持。1521年，麦哲伦率领船队在宿务登陆后，诱使宿务酋长及其岛民改宗天主教。1565年，黎牙实比率远征军占领宿务，随军而来的乌尔达尼塔等五名奥古斯丁会教士开始正式在菲律宾传播天主教。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并建立总督府，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颁布法令，要求所有菲律宾人皈依天主教，违令者以“异教徒”论罪处死。从此大量的西班牙传教士奔赴菲律宾，开展传教活动。西班牙国王还在经济上支持教士的传教活动，把在菲律宾征服的土地、居民、资源赏赐给拓殖有功的“殖民官吏和教会”，政府还向积极传教的教团发放薪金和食品。所以，可以说菲律宾天主教传播的历史也是西班牙殖民扩张的历史。

西班牙传教士所采取的种种传教手段是天主教在菲律宾得以迅速传播的直接原因：(1)学习菲律宾当地语言，广泛接触当地居民，宣讲天主教教义；(2)举办慈善事业，取得当地居民的好感；(3)创办教会学校，培养当地人成为传教士，扩大传教活动；(4)利用出版机构出版基督教书籍，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西班牙传教士在菲律宾的传教成果被誉为“远东全部历史中最神奇的传教事实”。正是传教士的这些有效的传教手段，使得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广泛传播，并最终成为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菲律宾的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发端并不在菲律宾。早在公元711年，北非穆斯林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当地的基督教势力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反抗穆斯林侵略的“摩尔战争”，直到1492年伊斯兰势力被全部逐出西班牙，战争才宣告结束。数百年残酷的战争使西班牙基督教会与伊斯兰教之间产生了很深的偏见和敌意。“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是二元的、以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一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16世纪以前，菲律宾中北部的主要社会形式是一种叫做“巴朗盖”或“巴朗圭”的“较小的血缘集团”，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能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对外来入侵势力的抵抗能力很弱，因此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占领了吕宋岛。而在菲律宾的南部地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组织，有效地对西班牙的殖民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西班牙将这三百多年的战争称作“摩罗战争”，从称呼上看，很显然，西班牙殖民者将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和敌意带到了在菲律宾的殖民征服中。为了在战争中减少自身的损失，西班牙殖民者也将这些偏见和敌意灌输给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人，西班牙殖民者诬蔑穆斯林是“强盗”、“奴隶贩子”，诱骗天主教徒参战。而穆斯林则将北部的天主教徒视为西班牙殖民者的帮凶，对天主教徒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菲律宾两大宗教集团的对立由此而产生。菲律宾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对立实际上是世俗的统治者有意识地使宗教冲突尖锐化的直接结果。宗教教义上的对立成为世俗权力争夺的工具。在双方这种直接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下，虽然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征服了菲律宾南部穆斯林聚居区，但是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业已形成的相互敌视已经十分深刻了，并未随着菲律宾的统一而消失或削弱，这就成为菲律宾此后百多年两教对立冲突的历史根源。

当然，仅以宗教信仰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能持久的，菲律宾伊斯兰教与天主教长久的对立冲突是以其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为基础的。在西班牙和美国统治期间，这些外来的统治者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信仰不同宗教的菲律宾人采取不同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和主教徒之间的经济分化。在西班牙的统治地区中，由于殖民者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了吕宋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大种植场和庄园，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在穆斯林地区，由于仍然处在封建苏丹和大督的统治之下，各地的经济联系甚少，经济上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经济发展缓慢。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更加剧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美国接替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地位以后，对天主教地区和穆斯林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摩罗省的各级政府实行“菲律宾化”，一大批基督教徒到南部穆斯林地区担任政府部门行政官员。许多未被委任公职的穆斯林上层人物对失去权力深为不满。同时，美国政府在对待穆斯林问题的另一个失误之处在于土地问题。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基督教地区的人口增长很快，并且建立了大量的种植园，导致了地少人多的局面；而棉兰老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美国殖民者继续西班牙人的移民政策，提出“把土地分给无地者”，鼓吹向南部移民是“穷人的新机会”，致使许多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失去了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

1946年，菲律宾从美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政府为了解决北部地区土地和资源缺乏的问题，继续鼓励天主教徒向棉兰老岛地区移民，广大的穆斯林对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到了1970年，在菲律宾南部的基督教徒人数超过了穆斯林的人数。50年代中期，在菲律宾南部的拉瑙、苏禄等地爆发了穆斯林上层人物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政府在调查了起义发生的原因之后，于1957年颁布了1888号法令，正式制定了对穆斯林的“整合政策”。这一法令在于以更快、更全面的方法来实现非基督徒菲律宾人或者国家的少数文化集团在经济、社会、意识、政治上的进步；把少数文化集团真正、全面、永远地整合进政治实体。“整合政策”的实质是企图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削弱乃至抹煞穆斯林的民族文化，把穆斯林整合进菲律宾主体文化——基督教文化[7]。移民政策和整合政策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和促进民族团结，但是，在移民和整合过程中没有充分照顾到穆斯林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土地和权力分配时一味地以基督教徒为中心，致使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1971年年中，在三宝颜成立了摩罗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摩解)，摩解领导人密苏阿里在成立纲领中宣布把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地区从菲律宾分离出去，成立一个独立的“摩罗民族国”。在1971年的地方选举中，穆斯林在选举中遭到全面失败，随后，摩解成为穆斯林同菲律宾政府进行斗争的领导力量。摩解拥有自己的武装——摩罗民族军，其成员大多数是狂热的穆斯林青年，其规模最大时曾经达到1.5万人。1972年，马科斯总统宣布，“鉴于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许多地方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颁布“军管法”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同年11月，马科斯总统派遣数千名政府军前往穆斯林地区，以控制日益恶化的局势。摩罗民族军和政府军展开激战，穆斯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终转化成了武装冲突。国际上伊斯兰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援助、支持菲律宾穆斯林的武装分离活动。马来西亚由于同菲律宾在历史遗留的沙巴问题上分歧严重，从一开始，菲律宾穆斯林的分离活动就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摩解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到马来西亚接受军事训练便是其中一例，通过支持摩解取得在解决沙巴领土问题上的优势。国际社会中伊斯兰主义的蓬勃发展，伊斯兰各国政府在道义上纷纷谴责菲律宾政府，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利比亚“将被迫担负保护菲律宾400万穆斯林的责任”，并向摩解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和武器装备。

在马科斯执政期间，1972年，菲律宾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前往冲突地区调查，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支持菲律宾的分离活动的代价将是巨大的。马科斯政府又派使者频频出访阿拉伯各国，说服阿拉伯各国放弃对摩解的支持。后来，马科斯政府和摩解谈判，几经反复，于1976年12月23日签订了一个协议，政府同意在南方13个省建立一个穆斯林自治政府。但是，在1977年的公民投票中，由于当地的基督教徒移民人数已远远超过穆斯林人数，投票结果大多数人不同意建立由摩解控制的自治区，只赞成有限自治。摩解拒不接受这一结果，要求接管这一自治区，遭到政府拒绝，内战再度爆发。

拉莫斯政府和摩解经过47个月的和平谈判，终于在1996年9月签订了和平协议，该协议决定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聚居区建立自治区，自治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教育、财政的管理权力，摩解领导人密苏阿里不再是游击队的指挥官，而是棉兰老岛穆斯林自治区民选政府的行政官员。通过这个和平协议，结束了始于1972年，经历23年，夺走12万人生命的民族宗教冲突。拉莫斯总统也因为在和平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而被国内舆论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协议的签订和穆斯林自治区的建立并没有解决穆斯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政府军和棉兰老岛的另一支反政府武装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激战正酣，后者在马尼拉市区和棉兰老岛地区的天主教堂制造了众多的爆炸案作为报复，其极端主义教派阿布萨耶夫又制造令政府焦头烂额的人质危机。菲律宾政府为解决穆斯林问题作了很多努力，但这只是开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百天造成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得以解决。属于精神层面的宗教冲突所以激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制度层面的失误。因此，解决宗教冲突的关键并不是单纯地针对精神层面的因素，而是应该更多地从宗教的外部寻找原因，解决宗教冲突的外部原因比解决宗教的内部原因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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