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语乡本来只在周村镇从事文教宣传，不过他后来在马耀南的指示下开始组织武装抗日队伍，最终成功用三个月时间组成长山县二区区中队，成员有百余人，每人各配备枪械。1937年12月24日，侵华日军轰炸长山，国民党军队败走南方，中共决定开始武装抗日。樊语乡当时与马耀南失联，于是自己带领区中队在镇上活动，并到处探听马耀南的消息。三天以后，马耀南等人发动黑铁山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并带领一部分部队成员与樊语乡会合。1938年4月，两人再与马晓云等人合兵，共同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七支队，兵员约有五百人，由马晓云带领。樊语乡担任教导员，负责为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教兵准则，要求部队纪律严明、誓死杀敌，并教育部队忠于中共。

1938年6至7月，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下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马耀南为司令。原七支队改编为三支队第七团，团长马晓云、政治委员陈兴，樊语乡则担任团政治处主任。7月27日夜间，三支队发生叛变，一群有国民党背景的三支队成员由张景南、高竹筠领导，从部队分离出去，乘杨国夫副司令员率领特务营东去临淄时候，对邹平三支队司令部展开突发袭击，试图击毙马耀南。为保护马耀南，语乡当机立断地把马耀南推倒在地，然后马上趴在他身上，用自己身躯为他挡子弹。叛变失败告终，而樊语乡以身保全马耀南的举动广受军士赞扬。

平定叛变后，樊语乡和马晓云频繁对侵华日军发动游击战，大规模破坏日军的铁路、机车灯设施，以扰乱日军作战。在樊语乡领导下，三支队在8月22日攻入日军控制的黄台、北关车站，击毙日军逾20人。9月，三支队袭击日本管理的周村警察局，击毙日军19人、俘获4人，缴获6支三八式步枪等物资。11月6日晚上，三支队与四支队联合作战，在周村镇炮轰设施、毁坏铁路，以打击当地日军。

不过，由于日军早前（1938年10月）攻下武汉和广州这两座大城市，三支队逐渐遭受日军加紧扫荡；1939年1月，为了适应新的军事需要，樊语乡被安排领导地方工作团，在长山、桓台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号召群众组成民防队伍，站岗守城，封锁日军。例如在1939年2月17日，他得知日军正在县城里面建立据点，便马上动员大批群众一起摧毁日军城墙。此外，樊语乡曾经下令公开处决投靠日军的中国人，又曾经运用自身影响力说服当地人交出武器。

1940年8月，樊语乡调职为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副科长，是他首次担任后勤工作。12月，樊语乡被中共派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培训十个月，期间他以普通士兵身份参与站岗、放哨、运粮、运柴等任务，并且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他在1942年8月加入中共，入党介绍人为杨国夫与徐斌州，同年12月提早两个月成为正式党员。1943年冬季，樊语乡获任命为清河专区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任内领导耀南中学（即长山中学，为纪念马耀南早前阵亡而易名）师生、实验小学师生、教育处干部等众人游击作战，频繁以游击战术骚扰日军，己方则无人伤亡，故得到行政公署通报表扬，《清河日报》也刊出他的事迹。1944年下旬，由于蝗害爆发，樊语乡被渤海专区行政公署任命为扑蝗队总指挥，成功在五十多天内完全扑灭蝗虫，确保秋收，因而受到行政公署表扬奖励。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随着1945年8月侵华日军战败投降，中共其后在同月28日开始管治周村镇，于是渤海专区行政公署派遣樊语乡等人接管周村、筹建新政府。樊语乡发动群众恢复生产，惩处抗战时期投靠日本的中国人，并培训知识青年。

1945年10月（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夕），因应抗日战争已结束、1945年国共冲突|国共冲突频发，原有的山东抗日部队部分主力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下转到中国东北|东北地区。樊语乡随军前赴东北，由杨国夫提名担任第七师民运部部长。11月初，部队成功入驻辽宁锦州，樊语乡担任第七师锦州办事处主任。他在任期间负责后勤事务，处理了棉衣、棉鞋、棉帽、棉被等军需物资的物流问题，让军队得以应对东北地区的严寒天气。同月13日，由于中共中央军委因应战局而指示放弃锦州，部队要立即北上黑龙江。这时樊语乡成功劝服火车司机为部队运送御寒物资到黑龙江，以免物资落入国民党手中。为了加强部队的后勤力量，杨国夫把樊语乡调任为第七师后勤部政治委员。樊语乡负责领导后勤工作，不过他也会主动到前线效力，例如到战场上指挥担架队运送伤兵。同年12月，部队北上佳木斯，樊语乡继续随军负责前线战勤工作。

其后，第七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樊语乡担任后勤部政委，他对后勤工作非常认真，关心职分内外的大事小事。例如，对于军服工厂的运作，樊语乡亲自核算军服需求有多大、军服需求未来会增加多少、每款军服需要多少原料、工厂库存多少原料、工厂现有多少机器及工人，还亲自与成衣匠一起量布裁衣。他又曾经号召几百个群众替部队运送军粮，动用百多辆爬犁、六十余辆大车，成功在一天内把四十余万斤粮食运到四十里以外的驻地，因此备受赞扬。此外，他还曾经在村庄动员到大批车辆和雪橇，以便激战后顺利运送伤兵。在樊语乡和后勤部部长单志辉的领导下，第六纵队建设和扩建了药厂、军火工厂、军服工厂等工业设施，并妥善储藏粮油，前方军需供应得到有力保障。

随着中共得以管治东北全境，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樊语乡担任四十三军后勤部副部长，继续随军作战，并参与了平津战役。在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前夕，樊语乡率领一个骑兵连，成功抢占长江渡口的石灰窑，得到汽艇、木帆船各十余艘，有利渡江。此后，樊语乡继续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各地参与战斗。他这时一直负责处理军队缴获的黄金、白银、玉器、珠宝、古玩等敌军财产，从不亏空或私藏，也严格管理财物和教育下属。到了海南岛战役前夕，解放军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联合指挥部安排四十三军后勤部负责渡海作战的诸多技术难关。樊语乡与沿岸渔民、海员交流，决定在帆船上安装汽车发动机，自行改造出机动木帆船。他没收当地渔霸（占有各种渔具以剥削渔民）的木帆船，并发动部队兵员一起按他的计划改造船只，成功在三个多月内预备了数千艘这样的机动木帆船。他又号召渔民随军上船，协助部队渡海。到了大举登陆海南岛当晚，樊语乡亲自领导首批渡海的后勤队伍。解放军在海南岛战役胜利后，樊语乡受到军中嘉奖。

战后军政管理工作

樊语乡一直对后勤工作贡献卓著，因此在1950年5月后获任命为任华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调到广州工作。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樊语乡被中共党组织委派负责后勤部的三反五反工作，当时上级领导规定后勤部必须揭发指定人数的贪污犯（称为“指标”），但樊语乡不怕别人非议，拒绝盲目遵从不合理的过高指标，没有为了满足上级要求而举报无辜者。

1952年9月，樊语乡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系统的最高学府，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科学研究部的第一任部长。他任内致力于推展后勤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了不少后勤研究学报等学术刊物，并带领研究人员编写教材资料。由于教研成绩优秀，樊语乡获擢升为副教育长，后又再升为教育长。任职教育长期间，他推动后勤学院改革，调整机关结构。他也参与教材编写工作，并审批其他教员撰写的教案。此外，他改进学院既有的教学方法，增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教育，并提高课堂教学的灵活度、多样性，亲身参与学院的理论课堂和实习训练，频繁带领师生参加知识实践活动，还经常和学生一块儿围在沙盘模型旁边，设题让学生解难。樊语乡多次以教员身份参与军事演习，例如在1955年秋季的辽东半岛演习上带领师生指挥后勤工作，又在1956年夏季大演习上讲课。研究方面，他在《后勤学术》、《后勤参考资料》、《教学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例如《毛主席论后勤》、《毛主席给后勤的有关电报》等。

樊语乡在1955年获授大校军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获得大校军衔的军人（“开国大校”）之一，同时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在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期间，上级部门要求后勤学院交出指定数量的“右派人士”，但樊语乡为人冷静，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下属反对中共，因此坚持没有举报别人为右派，努力保护下属。即使有下属为他整理了部门内的右派名单和相关“证据”材料，但他依然坚决拒绝。这导致外界多次批判樊语乡，为他扣上“右派”的帽子，但他顶住压力，由始至终没有交出一个右派人士。

1968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至死。1976年1月12日经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定为烈士。

樊语乡的妻子名为叶建华 (1921年-2008年），两人曾经同在后勤部门工作，育有三个女儿。他持家以严，对三个女儿予以严格要求，因此她们刻苦学习，全都考上大学。1945年部队从锦州北进佳木斯的时候，叶建华碰巧临盘，当时天气严寒，加上正值战时，她的生活非常困苦。不过，樊语乡拒绝上级劝告，坚持在前线工作，没有留下照顾妻子，还劝妻子暂时躲在群众家里，最终她独自在附近一带产下女儿。这事令军中流传“樊语乡可以为了革命而抛妻弃子”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