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14 15:18
樊迟,(前 515年-前454年),即樊须,名须,字子迟。春秋末鲁国人(一说齐国人)。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内的重要人物,继承孔子兴办私学,在儒家学派广受推崇的各个朝代享有较高礼遇。唐赠“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其重农重稼思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樊迟,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未拜孔子为师之前,他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
他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崇德、修慝、辨惑”等。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鲁军不敢过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
樊迟兴趣广泛,除学道德、文章,还曾向孔子问“学稼”和“学为圃”,受到孔子的斥责。但他不愧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他是其中之一。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为“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益都侯”;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以“益都侯”从祀孔子。
好像每次樊迟提出问题,孔子都以很浅显的话语敷衍他,觉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觉得他天资不够,是这样吗?
这大概是因为孔子的个性比较直率,有什么就讲什么,因此批评别人的时候也非常直白。“小人哉”这句评语,大概是针对当樊迟的观点而言的。孔子对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即便是对他心爱的弟子子路也是这么严厉的批评过。
而且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见《论语·子路》)。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另一弟子曾子就曾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之仪式,“有司”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
而且,对于樊迟提出问题,孔子都以很浅显的话语敷衍他,觉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觉得他天资不够,这点正好说明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确,樊迟是天资不够,因此孔子只给他讲最基本的道理,只教他“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这并不是说与孔子的循循善诱,有教无类有矛盾,只是说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离我不远,仁在人心中,求仁而得仁。然何为仁?这却不是能够轻易说清楚的。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按《论语集注》,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尽管如此,《论语》中还是有很多处谈及“仁”。这倒也不矛盾,因为孔子确实极少主动正面解释“仁”,多是弟子问而他答。可是每一次回答又都不相同。其中尤以樊迟问得最多,一共三次。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篇》)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这里兼言仁与知,侧重于二者之不同,恰可与紧接着一段相印证。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而知与仁之分立见,诚如吕氏所云:“当务为急,不求所难知;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
“先难”之谓,按《论语集注》,程子曰:“先难,克己也。以所难为先,而不计所获,仁也。”既以“克己”解之,又可与《颜渊问仁》章对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克己”之“克”,多解为“克制”,一时也无从反驳。又曰“为仁由己”,似乎要自己克制自己了,还是要仔细斟酌的。至于程朱,自然是要将其发挥为天理人欲之辨的了。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这里又是同时问知与仁,然而樊迟开始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曾氏曰:“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似乎又在说二者之不同。于是孔子再作解释。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可惜樊迟还是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朱子曰:“迟以夫子之言,专为知者之事。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于是子夏再作解释,这才算说清楚了。知与仁原来是一致的。
以“爱人”解“仁”,倒也方便,然而是博爱吗?恐怕并非如此。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是有亲疏先后之分的,由父母而兄长而朋友,然后才惠及众人。这是人之常情。将这种人所共有的情感推而广之,就能做到仁了。关于为仁之本的孝,再看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钻,祖官反。没,尽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论述,但求心安;在他看来,这是亲子之间不易的情感。可见,中国人的理性,既非可以算计的数理,也非可以逻辑推论的论理,而是从亲情人伦出发的情理、伦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弃,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而“与人忠”,则是以己及人之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何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
何为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这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正是将对自己、对亲人的情感投射于外,爱人如己。
樊迟三次问仁,孔子三次回答。单独看其中的某一段,都觉得在情理之中;然而合起来看,要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总难免牵强,通而未通,似是而非。学者们多有谈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概而观之,自成一说;然究之细节,或有捉襟见肘之叹。原因我在第二问最后已有论及,发自内心的情感,是不能算计的,也难以逻辑推之。一篇好的文章,自然是要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了。然而孔子述而不作,他一生潦倒,也没有机会去拿学位、评职称,终于将人类这真实美好的情感贯彻到底了。
孔子去世后,樊迟同闵子(名损,字子骞)和宓子(名不齐,字子贱)来棠地(今鱼台县境内)办学,传道于济水一带。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卒,葬于故居西南一里许的济水北岸,即武台村。
樊迟墓地处鱼台县王鲁镇武台村南50米。占地面积78平方米。北靠武棠亭遗址,南有闵子祠。此地域古迹比较集中,是鱼台的历史人文中心。以樊迟墓为中心,另有樊迟后人墓冢及部分明清时期碑刻。樊迟墓碑为清乾隆九年重刻立,上书“先贤樊子迟墓”,额部有篆书“古迹”二字。碑楼有联曰:御车广教化先贤德业千秋著,祀墓荐馨香后哲孝思万代隆。另有明代碑刻两块,清代碑刻四块。
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九月,樊迟安葬。
汉代,樊迟十一世孙樊宗、樊岩在樊迟墓附近大兴土木,建起樊庙、樊府,扩大樊林,树巨碑于墓前,历代从祀。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赠“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益都侯”。
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樊子”。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墓前立石碑。后三年被洪水冲倒,碑残。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九月,又立石碑,文曰“先贤樊子迟墓”。
1940年,因樊迟后裔樊照坤等人举旗抗日,樊庙、樊府多次遭日伪焚烧破坏,樊氏谱牒几乎烧尽。
1942年,樊氏族内集资欲修葺樊庙、府、林,因战乱仅对墓碑增修了碑楼。
文革中,墓碑被砸断。1985年,墓碑被重新树立。
1996年10月,樊迟墓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先后成立樊迟墓保护理事会、樊迟研究学会。
2001年3月,樊迟墓被公布为济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1、论语译注
2、樊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