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绿柏和各种不知名的灌木将邦村掩映在葱绿之中，邦村显得格外宁静。整个村子都在阳光的照耀下。

迈上一阶阶的石梯，穿过树林，走过蔬菜大棚，我们来到了老人家的房后。同来的还有聂拉木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我们带来了一面崭新的国旗，这是应老人的要求。这面国旗，老人打算在十月一日悬挂。

我们没有敲门，在院子的后山上静静地等待着。

邦村依山而建，民房错落有致，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俯瞰到樟木镇的全貌。

一栋很别致的吊脚楼，一个开满鲜花的小院，这就是次仁曲珍老人的家。每一天，老人在小院里浇花、挂旗，都可以看到口岸城镇所发生的变化。

老人拉开了门，扶着吊脚楼的栏杆来到了楼旁的院子里。

老人脸上布满了皱纹，矮小的身材还有些佝偻，迈出的步子因颤抖而缓慢。虽然已经是初夏了，我们早已脱掉了冬衣，但老人仍然还穿着厚厚的毛衣，头上裹着一条方格的绿色头巾。

老人打扫了院子。又抱起水壶，将窗台上一排盆栽的花浇了一遍，最后，看看地面上长的野花野草，老人慢慢地蹲了下来，似乎在和它们交流着什么，窃窃私语之后，把一汪清水浇在这些自生自灭的花草身上。

老人拄着拐杖，蹒跚而小心地护着国旗走过小院。

老人拿过一根长长的竹竿，穿入五星红旗一侧的布套中。

老人将旗杆靠着房檐，小心地插好，又拢过旁边的小石头，将旗杆儿固定住。

老人撑起身子，用手掠了掠旗面。

这时，微风拂过，五星红旗仿佛受到了感染，脱出老人的怀抱，迎风飘了起来。红旗的一角，轻拂过老人沧桑的面庞。

正当老人正在入神地抒情的时候，我们叫门了。

老人居住的屋子有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家具少，杂物多，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卧室里很显眼的布置就是靠窗前的供奉台了。三代伟人像上挂着洁白的哈达，像前的铜制杯盏里供奉着净水，还有一只精致的香炉，一缕青烟馨香扑鼻。

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明来意，将国旗送到老人手中时，我们观察到，薄薄的、轻轻的一面国旗，老人竟是用双手捧过去的，脸上居然有孩子般的、得到期望礼物般的欣喜。我们为老人送上了鸡蛋、奶粉、白糖，却在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捕捉到一丝羞涩的表情，通过镇里干部的翻译，我们知道了，原来老人说我们采访组从很远的地方来，跑了很多路，花了很多钱，还要给她买东西，她不好意思，感觉受之有愧。翻译完老人的话，我们无言，老人的无邪是可以直接改变我们对一些事的偏执的。

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些不负责任的议论，说老人长年挂旗的举动不过是老年人因某种精神症状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或者竟然就是一种宗教痴迷的举动。我们也在周围群众中了解到，聂拉木县、樟木镇和邦村都做了很多帮助她的事情。送电视机给她时她要问其它贫困户有没有，给她送低保金时她要问清钱是怎么来的，修建村委会时她表示要捐钱。诸多体现老人风范的事情，我们却用了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在老人真诚的眼光中、在老人的讲述中，一个世纪的浓缩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尘封的历史要翻开实在是凝重。

在旧西藏，山高、沟深，土地匮乏使村民们在樟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很困难，村民们在极其有限的土地上，只能种植面积极小的土豆和玉米，而大部分时间，要依赖编织竹制品来维持生活，这是村民的主业。村民们换取食物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先上山砍伐竹子编织成筐、垫之类的竹制品，然后顺沟而上走五天到聂拉木宗缴纳赋税、换取食盐。顺沟而下，走约十天，到尼泊尔王国的巴尔比斯镇换取粮食。返回途中，要向尼泊尔海关缴纳八个尼币关税，回到村子，还不得不向村里的头人进贡。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大约需要30天的周期，出发时要背负五件竹制品，先后缴纳3次税赋，花约20天的时间走路，除去路上的口粮最后到手的只有8、9 斤的粮食，然后剩下的10天又得从事竹制品的生产。如果中间有嘎厦政府的差役和村里头人的役使，村民们就更难以养家糊口了。樟木沟的村民，在和平解放前为了生存不能有丝毫的倦怠。

据聂拉木县志：民主改革以前，每年从聂拉木口岸出口食盐95万斤，换进粮食67万斤，出口的食盐，供应尼泊尔北部居民，进口的粮食，约20万斤供当地居民食用……

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了在当时低下生产力中食盐的地位，一方面说明了很多像次仁曲珍一样的背负在悬崖边上挣扎的命运。

因为生活的艰辛，为了躲避赋税，大多数村民采取了结队绕路躲避关卡的办法，虽然路上有照应，但往往由于人多易被发现而被一齐抓住。乡亲们在皮鞭下告饶的哀号在山谷中、在次仁曲珍的心中久久不能散去。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粮食，次仁曲珍采取了一种最危险和最极端的交换方式，就是独行和走夜路，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在苦难的环境夹缝中生存下去。

一个女人在漆黑夜里、在悬崖边上负重摸索攀行，是为了生存而又必须在生存边缘冒险徘徊的经历，这一直延续到中尼公路的修通。

由于山高崖深，在贩运的过程中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过去，樟木沟里的村民负重运输是用头来顶的。是用一根绳子将货物捆实，挽成套。负重时，用头顶着套，将货物附在背上。我们曾经很奇怪于这种负重的方式，樟木这一带，为什么用头负重，而不用肩负重呢？这个问题在采访次仁曲珍老人的过程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老人说，以前主要靠贩运货物生存，通过不断地倒腾换取食物。在倒腾的过程中，翻山越岭，攀爬悬崖是相当的危险，如果失足，头一歪，就可以丢弃货物而人可以逃脱，如果用肩负重，一旦失足的话就是人货俱损。

这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无论如何想不出的答案。一种负重的方式，竟然与生命延续的几率息息相关。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的村民在悬崖峭壁下葬送了性命。

嘎厦政府规定，从聂拉木宗到樟木，每个十四岁以上的村民一年必须为政府服一次送盐的差役，年老体弱的人必须找人替代服役。次仁曲珍老人取下了裹头巾，露出了额头上面的头发，这片头发相对于其它生发的部位，稀稀拉拉的，明显形成了一道勒痕。

从聂拉木到樟木，哪有路啊，尤其是悬崖边上，全靠一根又一根的木桩楔入山体，形成悬空的栈道，年幼的次仁曲珍和长她6岁的姑姑头顶60多斤重盐包，匍行在崎岖的山路上。也就是一瞬间，惨剧在次仁曲珍面前发生了，姑姑没踩稳前面岩上一根木桩，一声尖叫后，就连同货物坠下了山崖，跌入沟底汹涌的河水中。

对于这一幕，老人淡然地说，当时自己被吓坏了，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样的惨剧经常发生，邻居、乡亲、尼泊尔背夫，经常在这条路上在山涧间消失，司空见惯的惨剧，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

此刻唤醒的回忆中，次仁曲珍老人对生命的冷漠是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之间一种无奈的选择，亲人的惨死、至今在头上还遗留下顶货的勒痕，都是过去社会给老人在心理和身体上留下的伤痕。

日子，凄苦和沉重。

木鼠年的深秋（1960 年），村里的头人就显得惊慌失措了，说是金珠玛米（解放军）要来樟木沟了。先是头人的儿子跑到了印度，没过一月，又跑回来，卷带了家中能拿走的财产后，一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消息，也通过聂拉木宗的群众传到了樟木沟，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词进入了次仁曲珍和乡亲们的耳朵中，那就是“解放”。

当时的“解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问次仁曲珍老人。老人说，当时人们都不知道，但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好日子就快来了。到后来，“解放”这个词的涵义就明确了，老人说，那是有了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住在北京的金山上，跟着毛主席，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的，包括所有的人和动物。

我们实在是难以理解毛主席和金子的关系，可是对生活在苦难中的樟木沟百姓，对解放的切身体验，这是最直接的理解了。

水牛年初，一队打着红旗身穿黄衣服的军人开进了樟木沟，安营扎寨，说是要修公路。老人和其他贫苦的村民刚开始并不知道这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米，显得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无非又要增加徭役了。

很奇怪，这些军人丝毫没有要他们支差的意思，相反，在看到村民们干活时，都会笑着走过来，挽起袖子出上一把力，看到负重的村民，都会放下手中的活，上前帮忙护送。皮鞭下干活的村民们哪感受过这融融的人间温情？由于搞不清来龙去脉，大家都在观望，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直到有一天，开山的炮声在樟木沟中炸响，大家才突然明白，这不是为欺压他们而来的部队，这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米。

从红色的旗帜到解放军的军装到解放军为群众做好事到解放军开山修路，解放的过程，在次仁曲珍心里明晰起来，尤其那飘扬的红旗如火一般地跃动，给她和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说到解放军修路，老人相当地激动，站起身子比划起来。老人说不出那些动作，但我们都看懂了，修路的工地上，红旗高高飘扬，解放军腰里系着绳子，悬空打炮眼，开山劈石，山体炸了，山岩崩塌了。老人说，解放军是菩萨兵，要不然，他们怎么敢在那么高深的悬崖上开路呢？我们村的男人，虽然常年在悬崖上走，但是像解放军那样的悬空干活，却没有一个敢。

解放军特别地好，租用了村民的土地要付租金，借了村民的东西要归还，还要付报酬，尤其雇用了村民干活，要发给盐巴作工钱。比起旧社会旧政府的官差，解放军不知是多好的军队。

聂拉木到樟木40公里的路是强行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它的险峻，在西藏是屈指可数的。这条公路的附属工程，是樟木镇上的革命烈士公墓，有87位烈士因为修筑中尼公路而长眠于此。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老人有一个很独特的关于生活变化起点的记忆，那既是与时间有关的纪年方式，又好像是标志命运新起点的里程碑，这就是公路修通。问：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开始挂国旗的。迟疑……答：公路修通的那年。问：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迟疑……答：公路修通的第十一个年头……

很让常人难以理解的纪年方式。

背夫的命运、自己的命运、解放军修路的力道和形象，是那个时代给次仁曲珍人生中烙下的最为深刻的记忆，尤其是经历过苦难和公路畅通后生活的改变，形成了老人独特的、但又合情合理的纪年方式。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理解到：次仁曲珍老人上半辈子的命运，是和顶头的绳子、山涧、悬崖紧密相连的，而公路的畅通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人的生存状态，所以，老人按古法用公路修通的年份作为自己的纪年尺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公路的修通那年，将老人的一生经历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亦使老人成为见证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代表。

老人的看法是坚定的，如今，老人的小房间中有个21寸的电视机，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在礼仪战士手中放飞出去冉冉升起，看到革命题材剧中那身亲切的黄军装、黄帽子、红五星，老人就激动不已，时时想起了修路的那段岁月。

老人说，她想起了一个修路的解放军战士，是怎么受的伤她不清楚了，叫什么名字她也不知道。但她知道那个战士很年轻、很勇敢，直到闭上眼睛，都没有叫声疼。老人说到此，激动起来，嘴里不停地叨念，我们不知道她在叨念什么，但双手合十的动作我们却看清楚了。也许，老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悼念那些牺牲的解放军战士。

樟木沟的村民，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要挂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表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这个习惯起源于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流传至今，并随着祖国的强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其他村民有所区别的是，次仁曲珍对祖国表达感情的方式更直接和热烈。从1965年开始，次仁曲珍就坚持不懈地挂国旗，早挂晚收、日日不辍。

日喀则地委常务副书记徐东升在聂拉木县督导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听说了老人的执著，专程去看望，攀谈中，问及老人为什么能坚持挂了这么长时间的国旗，老人的话语差点没让这位地区领导掉下眼泪。“我的年龄大了，别的也做不了，能做的，就只是把国旗每天升起来。”

作为五保户、作为聂拉木县国税局对口扶贫的对象，老人的精神境界让国税局局长平措感叹不已。采访时平错的第一句话就是，次仁曲珍老人的无私是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的一面镜子。

国税局是1997年开始对老人家实施帮扶的，国税局为老人盖了新房，并按照对口帮扶的要求，每年去看望老人两三次。但第一次看望，就让国税局的同志震撼了。问老奶奶还需要什么东西，老人环顾四周，似乎是早已想好的要求，说，我每天挂的国旗很旧了，你们方便就送我一面新的国旗吧。

这种特殊的要求，让国税局的同志面面相觑，帮扶了很多的贫困户，第一次听说过要五星红旗的。他们端详着老人院中那面五星红旗，确实很旧了，风吹雨淋了很久的国旗，已经有些斑驳了，但在边陲小镇樟木这个五保户老人家的小院里，却是最夺目的颜色。从那以后，樟木镇对口帮扶老人的单位，在看望她时，一定给她带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采访中，我们留意到了老人的手，那是一双变了形的手。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叫陈秉正的劳动模范，剖竹篾时可以用手作楔子，吱吱地将竹篾分开，而手却不会受伤。这是说劳动的手是富有创造和有魅力的。

端详次仁曲珍老人的手，遍布的老茧、肿大的关节和褪不掉的色斑，似乎是没有魅力可言的。当我们听完了关于老人手的故事，不禁为之一颤。同样的手，在不同的时代，演绎不同的人间悲欢。

在旧西藏，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压得农奴们喘不过气。樟木沟的村民，除承担了旧政府的日常徭役，还有个徭役就是向旧政府提供树皮作为造纸原料。典籍中说，藏纸中由于加入了一种毒性的原料，所以具有防虫蛀的奇效。这种有毒原料，就是来自樟木沟村民每年十月、十一月例行的徭役。

天寒地冻的高山森林里，村民们要忍受饥饿的煎熬，忍受寒冷的山风，更要忍受含毒的树皮对人体的侵蚀。含毒的树皮剥起来相当地费事，准确地说，它是一层膜，处在树皮和树干之间，要将这一层膜剥下来，每天凑齐十斤是相当地困难。从早到晚，没有哪个村民手上的皮肤是完整的。肿胀、溃烂的双手是那个年代人压迫人最有力的控诉。

苛捐杂税和服不完的徭役使次仁曲珍产生了脱逃的念头，这是当时的反抗方式。23岁的那年夏天，头人的奴仆闯进了次仁曲珍蛰居的窝棚，恶狠狠地清算了因为交换粮食欠下的税和尚未服完的徭役，次仁曲珍拖着生病的身体哀求了几句，却换来了恶奴的皮鞭在半空中刺耳的呼啸。

月黑风高的夜里，次仁曲珍出逃了，穿过村边的山涧和茂密的森林，经过5天跋涉，次仁曲珍逃到了吉隆沟的茶夏村。

这次出逃，对次仁曲珍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她逃走了，只要还有亲人在樟木，她的亲人就得支付赋税和徭役。更麻烦的是，在吉隆沟藏匿，必须给当地的头人支差和纳税。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生存空间。5年后，次仁曲珍选择了妥协，接受了老家头人的惩罚，回到了家乡，继续从事编织、交换，支付差役。

和平解放后，次仁曲珍分得了土地、牲畜，加入了互助组，加入了生产队，担任了生产队副队长，一种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激励着老人用双手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自己的内心。最初，或许是一种感恩戴德的情感促使老人用变形的手不懈地将五星红旗在小院中挂起。这大概就是人的思想外化为行动的简单表现，然而——— 一双手，在新旧时代的不同演绎，仍然将一位世纪老人爱憎情感划分得清清楚楚。

老人继续说，公路是毛主席派人修通的，顺着公路，运来了很多从未见过的东西，这些东西造福着当地的群众，尤其是修了电站，电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发出的炫目光芒，让全村人都很兴奋。顺着公路，来了很多外面的人，他们把五星红旗插到了村子的最高处，他们成立了工作队，有王书记、杨队长、通门县的次旺扎西、卓嘎主任。在他们的带领下，分了原来头人家的牲畜、粮食。

“解放军、修公路、工作队、共产党、王书记、分土地、分牛羊 ……”夜深人静的时候，次仁曲珍辗转反侧。解放军来后，一个个陌生的词语和工作队为穷人做的一件件实事在她脑海里翻腾。次仁曲珍有些迷惑，虽然一时弄不清这中间的关系。但有一个决定老人是做出了，就是心向毛主席，跟着工作队走，跟着共产党走。

老人分得了一头牦牛、和丈夫共分得了8平方米的土地、5斤青稞、5斤糌粑。最重要的，是给每户村民发了一面五星红旗。这是老人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和抚摸五星红旗，旗面是卡其布质的，五颗星是绣上去的，工作队的同志讲，大的那颗星是共产党，周围四颗星中的一颗是农奴。联想到解放军和工作队，老人一下就明白了，农奴要围着共产党，才会有幸福的生活。

这是老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了。旧社会为什么有支不完的差，上不完的税？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有熬不尽的苦难？难道真的是自己的命苦？这都是老人从未曾想过的问题，但它却带来了新知识和新感情。最终，还是解放军修路为群众做好事、工作队带领大家分头人的土地、牲畜，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彻底翻了身。以前认为自己命苦，现在却感受到不是命苦，是头人和头人们的制度太残酷。如今有了扛着红旗的解放军和王书记这样的好人，赶跑像豺狼一样的头人，日子越来越好。所以，老人认定了五星红旗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五星红旗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贴心人！

1965年国庆节那天，整个樟木沟每一户村民都在自己简易的窝棚房前自发地、早早地挂起了五星红旗。这一天，次仁曲珍也在自己的窝棚前挂起了五星红旗，只是她自己没意识到，随着日子的红火，她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愈发强烈，挂国旗的举动愈发虔诚。

顺着公路来了文工团，在樟木沟的演出中，大家第一次看到了新式歌舞，才旦卓玛也来了，她为大家唱了首《远飞的大雁》。这歌老人还记得，“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

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樟木沟的村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积极在新生的政权领导下努力地做着各项工作。先是在工作队的组织下开了荒，开辟的地用来种菜，除了自己食用，还供给驻扎在樟木沟的解放军。聂拉木县要建设新县城，村民们就上山伐木，提供了大量的建设用材。

次仁曲珍和村民们跟工作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大家也特别信赖工作队，有什么困难就找工作队，工作队要求做什么工作，大家从来不提困难，因为比起嘎厦政府的支差，这有本质上的区别。嘎厦支差从不付报酬，大家都在皮鞭下干活，最让人痛恨的是，嘎厦政府视背夫的生命如草芥，生死根本不过问。现在大家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有了为自己做事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尤其是坐车送木材到县里，县里的同志会嘘寒问暖，送上食物，还会付相当的食盐作为报酬。

采访中,次仁曲珍老人补充了一个细节，前年，樟木镇上一个到拉萨走亲戚的老人，意外地碰到了六十年代在工作队工作过的参木决，参木决还亲切地问起次仁曲珍老人的近况。工作队撤销了，樟木沟中的樟木村、邦村、曲下村合并成立了樟木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里，张贴、悬挂的毛主席像、党旗、五星红旗是那个火热年代的显著特征，次仁曲珍和樟木沟的村民们，加入了人民公社，也第一次有了对集体概念的认同。

在公社里，次仁曲珍积极主动、大公无私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赞赏，推选她做了糌粑管理员，她的主要工作是为大伙儿发放糌粑。在此期间，次仁曲珍带领大伙上山伐木、开荒、开展副业生产，成效突出，得到大家好评，大家推选她为邦村生产队副队长。

次仁曲珍融入了新的生活，每天和社员一同出工、收工，尤其是想到这是建设自己的家园，次仁曲珍更是有使不完的劲。按她的话说：“毛主席派人来解放了我们，我们现在是当家作了主人，干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现在大家推选我为生产队领导，我更要带好头，哪里有活我就哪里去，再苦再累我也不怕，这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

生产队按照社员的身体状况给全体社员分了组，体力好的社员上山伐木，中等体力的社员放牧和照料农田，老弱病残的社员从事副业生产，比起解放前的徭役，次仁曲珍感到，这种分工非常合理。生产队考虑到次仁曲珍年近六十，分她到副业组，却遭到反对，她说，比起前些年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现在是轻松多了。她要求，我的身体还行，我到农牧组去。在农牧组工作之余，次仁曲珍还要经常到副业组去帮忙，怎么样使编织的用具结实、怎么样又快又省，次仁曲珍都和社员们仔细地进行研究。通过副业生产，邦生产队每个季度都能用这些竹制品换回很多生产生活用品。次仁曲珍积极的工作再次得到大伙的肯定，给她颁发了盖有口岸革委会和樟木区革委会鲜红印章的奖状，这些奖状，老人视作宝贝，将它们仔细地珍藏着。

次仁曲珍无比想往北京，想往到那个圣地去见住在金山上的毛主席，像朝圣一般。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却凝结成坚固的信念！

1972年，次仁曲珍和来自全区的许多生产队队长，到日喀则、拉萨、林芝、山南参观学习，这是次仁曲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出樟木沟。

这次参观，在次仁曲珍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林芝毛纺厂、纳金电站、新疆的奶牛、内蒙古的绵羊、林场丰收的水果、农场饱满的青稞种子，这些五星红旗飘扬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次仁曲珍用了一句话作了高度的概括，跟着毛主席走，没错！

在林芝，次仁曲珍参观了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林芝红旗生产队。在红旗生产队，认真学习了农业、牧业、林业的生产技术。在次仁曲珍心底，有个志愿，就是要把樟木沟建设得像她参观过的这些地方一样美好。

由于年龄的缘故，次仁曲珍没能亲自去实现这些美好的心愿。但是那次参观后，从林芝带回的果树苗却在樟木沟开了花、结了果。

在采访中，老人的品格随着她的人生经历与国旗故事逐次展开而时时感动着我们。

聂拉木县国税局派人给老人送去了新的国旗。见老人年事已高，国税局准备雇佣佣人，帮助老人做一些日常家务，老人坚定地谢绝了，说自己还能劳动，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不给组织添麻烦。平措局长想既然老人不愿意就算了，自己也没往心里去，但老人却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自理能力。2000年的一天，90高龄的次仁曲珍老人居然雇了人，蹒跚着送来了两麻袋自己种的土豆，并很认真地告诉局长，谢谢组织的关心。平措非常感动，怀着复杂的心情收下了土豆。

多年来的帮扶过程，平措最有感触的是老人家处处体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风范，是一个文化不高，但能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标准的老太太。

说起往昔的岁月，老人尤其对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表现出了无比的自豪。

工作上出色的表现，使公社党委留意了次仁曲珍，找她谈了话。老人说：那时自己都六十多岁了，还被组织上培养入党，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整个樟木沟几百号人，发展党员每次只有两个，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自己真的都没想到。谈到这些，老人满脸洋溢着迷人的飒爽神情！

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次仁曲珍对党的理解既朴素又深邃，直至95岁的高龄，谈起对党的认识，她还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字一句地讲到：为群众办事、带好头、大公无私。

老人有个远房的孙辈亲戚，不时来老人家里帮忙做点事。两年前的一天，年轻人告诉老人家，她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老人家听了，高兴之余，从墙上摘下她心爱的、挂了30多年的毛主席像，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年轻人，并很认真地告诉年轻人，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每月不要忘了交党费。这是一帧铁皮制作的彩像，那上面，毛主席戴着草帽站在金黄色的一片麦田里笑。

邦村的村委会主任罗布三年前当选时去看望了次仁曲珍老人，送去了必需的生活用品。问老人家还有什么事，老人说没有，已经为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心里很过意不去。罗布临走时，老人却对罗布说，邻居都很照应，你们不要经常来看我，我也曾做过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会牵涉到很多的事情，为了我这个无用的老太婆会耽误你们的事情，你们要把精力放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把邦村当成一个大家庭，你一定要把家当好，使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

老人的话激励着罗布。采访期间，罗布正忙的事情，就是盖好村里的群众活动中心。罗布说，生活水平在提高，村民们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娱乐场所，我在.任期内，一定不负众望，为群众多做几件实在的事情。

当再次面对老人无暇的目光时，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强大的凝聚力，感受着我们伟大祖国长盛不衰的魅力。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的祖国发生着深刻变化。樟木沟也在变化，由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发展成为国家级陆路口岸。

次仁曲珍见证着这种变化。次仁曲珍感受着这个巨变的过程。无数个次仁曲珍就这样无怨无悔地选择了共产党，跟定了共产党。无数个次仁曲珍就是这样认同了我们的国家。她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对祖国的热爱已经溶化在了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之上了。她们的国旗，飘扬在天上，更飘扬在心中。她们的国旗便是她们的崇拜、痴情和寄托。

次仁曲珍老了，老伴早逝、没有儿女使她孤独起来，虽然孤独的生活使老人变得孤僻，但唯一不变的，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颗火热、赤诚的心。（原文引自：http://info.tibet.cn/news/rwxw/zmrj/200507/t20050728_44757.htm）

次仁曲珍（2），女，1953年出生，藏族，拥军模范人物。从海拔2800米的西藏亚东县下亚东乡仁青岗村起，蜿蜒穿越原始森林区、乱石峭壁区和冰雪封冻区，通向海拔4700米的雪域哨所詹娘舍。这条天路，见证了3位藏族阿妈和雪域哨所官兵20多年不间断的浓浓亲情——从1982年开始，3位藏族阿妈每周或半个月一次为哨所免费送菜，先后为哨所送菜60多吨，往返里程约5万公里，被哨所一代又一代官兵亲切地称为“妈妈”。56岁的次仁曲珍和德吉、普次，都是西藏亚东县下亚东乡仁青岗村的村民。除詹娘舍哨所外，这3位藏族阿妈还同时轮流为则里拉、卓拉、多仁、乃堆拉、东嘎拉等哨所送菜。

“她们每次都要背15至20公斤东西，步行约9个小时才能到达哨所。”詹娘舍哨所哨长普琼达说，这个藏汉一家、军民团结的感人故事在西藏军地群众中被传为佳话。 高悬在雪山峭壁上的詹娘舍哨所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这里风大、雪大、雾大，大雪封山期长达八九个月，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由于特殊的地形，至今不通公路，徒步攀登也艰险异常。几十年前，每进入冬季，詹娘舍哨所的官兵的菜谱一直是传统的“三大名菜”：木耳、粉丝、罐头——吃上蔬菜成了官兵的一大奢望。27年前，26岁的德吉第一次陪同村里的一位老阿妈来哨所送菜，被战士们艰苦生活和坚强精神深深感动：“我没有想到，解放了我们的金珠玛米们过得这么苦！” 从1982年开始，德吉开始一次次穿越荒无人烟的雪山，为哨所官兵送菜、转交邮件，27年间从未间断。1985年，德吉在一次送菜路上遭遇了狗熊。心有余悸的她便请刚刚20岁出头的普次陪同作伴，一同给哨所送菜。普次看到哨所官兵被晒得皲裂的脸、指甲凹陷的手时，也被深深震撼了。从此，她开始陪同德吉义务为哨所官兵送菜。1987年起，次仁曲珍开始带上新鲜蔬菜，还有信笺、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去看望哨所官兵——28年前，她嫁给了退伍战士丹增，看见丈夫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哨所，同样被哨所官兵的艰苦和乐观的精神所感动。3位住在同村的阿妈的送菜路，是一条鲜有人走的山间小路——从海拔2800余米的亚东出发，一条崎岖的小道沿着茂密的森林向高处延伸，走两个小时后，森林消失，四面就只有皑皑的雪山直耸云霄，脚下的路越来越窄，雪越来越深，坡越来越陡，路的一侧是巨大的山石，另一侧是数百米的深沟…… 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上，3位阿妈遇到过狗熊，遭遇过暴风雪中的迷路，曾在冰雪中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得过雪盲……然而，一切困难与险阻，都没有阻止住她们的送菜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