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20 14:00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是一种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的一种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地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欧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
由于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欧洲中心论”存在着两种颇为对立的理解：一种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另一种强调的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催生欧洲中心论的温床。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于焉展开。十九世纪时，欧洲已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欧洲，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文明优越性所致，而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基础在于人种的不同。就是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这种史观的主要论述是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约莫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在科学界掀起了物种进化的争论。因此，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
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欧地区发展（进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来自于人种的差异，所以非欧地区的落后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种的优劣是无法改变的。在这种优越感的作祟下，对非欧地区的轻视与嘲笑就成为正常且可以理解的。例如：1824年，美国诗人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柯文/著，林同奇/译，1989）这段陈述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傲慢；但是也突显了他的无知，因为揉制茶叶的技术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
“文字发展三段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语言发展三段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这套单一起源、单线发展的文字进化理论主宰了西方学术界。欧洲中心论者把欧洲之拉丁文字遂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其他文字之地区更都是被视为落后地域。例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把文字史分为三期∶一为原始文字，二为古典文字，三为字母文字。原始文字为刻符、岩画、文字画、图画文字。古典文字是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圣书、中国文字、玛雅文字等。属于表音表意的文字。字母文字则不用解释，他根本没谈印度、阿拉伯，直接说它创于地中海腓尼基人，其后传入希腊，“开创了人类文字历史的新时期”。因此他又得出一个规律∶“从意音文字向音节文字发展的规律”，据他看是人类都相同的。
文字改革者认为∶“汉字能够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文字的本质属性∶工具性”，工具既可借用或创造，当然也可以改革。如果汉字这种工具不方便、不好用，自然就需更换。最早提倡拉丁化的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6）就说∶用官话字母或切音符号都不好，“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自序）。他所说的世界通行之字母，就是拉丁字母。1931年瞿秋白等人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瞿秋白《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基础上，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与规则》方案，明确主张∶“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就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称希腊、意大利为“世界历史的舞台”，“世界精神”的“故乡”，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在夸大欧洲历史地位的同时，他认为世界其它地区各民族始终是静止的，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属于“非历史民族”。在世界史领域内，当时西方的学者们心安理得地把欧洲史与世界史等同起严，将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排除在世界史研究的范围之外。法国哲学家孔德直言不讳地主张：“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德国著名史学家朗克在《论近代史的诸时期》一书中认为实质上一切都基于欧洲史。他断言：“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的思想仅仅历史地体现于伟大的民族中”。他撰写的八卷本《世界史》就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指导思想的产物，实际上是一部欧洲史。
著名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出版）、《剑桥中世纪史》（1924-1936年出版）、《剑桥近代史》（1907-1918年出版）、海斯等编著的《世界史》、《近代史》等，仍然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从结构上看，剑桥三史用绝大部分篇幅重点叙述欧洲地区的历史，对其他各洲的历史则大刀阔斧地删削，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以《剑桥近代史》为例，作者宣称该书是一部“世界近代史”，内容是叙述“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及其诸殖民地的通史”。这清楚地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欧洲近代史就是世界近代史，其他地区的历史只是作为欧洲史的附庸，作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而存在。在海斯等编写的《世界史》和《近代史》中，充斥着不加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作者公然宣称：“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他们还污蔑黄种人“不求进步”，黑种人“愚昧无知”，把西方资产阶级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引导千百万非欧洲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白种人的包袱”。
社会科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中，都是以西方经验为重心的。在伊曼纽·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起源的描述中，认为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主义又是构成这一现代世界的文化地理因素。西方中心主义与社会学传统的关系有两种。其一是以西方经验和事实发展出来的理论学说，被认为具有普遍主义的解释力，可以应用到对一切社会的考察中；其二则具备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些传统的确立，背后蕴含了对非西方阐释与持续建构的内容。以欧洲经验为根源的社会学，对欧洲和全球进行言说，所生产的社会学知识背后，蕴含了普遍主义的解释原则。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亚细亚人比欧罗巴人更具奴隶性，他们忍受专制统治而无怨，已经有了西方中心与优越的萌芽。西方学者建构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认为从希腊古风时代以来，西方就逐步形成了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的传统。与之对应的非西方世界则延续了古代的王权制度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传统，君王暴戾恣睢，人们生活在残暴的统治之下，暗无天日。这显然是西方人为抵抗或征服东方而建构的意识形态。
美国学者布劳特特别指出八位大名鼎鼎的欧洲中心论者。这些欧洲中心论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论证了在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欧洲的中心地位和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八位欧洲中心论者包括：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8年）闻名于世的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在《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1962年）中宣扬欧洲人拥有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技才华的小林恩·怀特；在多篇论文中抨击依附理论和拒不接受欧洲帝国主义对当今欠发达所造成伤害的指责的罗伯特·布伦纳；《欧洲的奇迹：欧亚历史中的环境、经济及地缘政治》（1981年）的作者埃里克·琼斯；《国富国穷》（1998年）的作者戴维·兰德斯；《权力与自由》（1985年）的作者约翰·霍尔；《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2卷分别在1986、1993年出版）的作者迈克尔·曼；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7年）的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贾雷德·戴蒙德。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
他在《历史哲学》中宣称，世界历史虽然开始于亚洲，但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却是欧洲；而欧洲的“中心”，“主要的各国是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他把中国和印度说成是没有生气而停滞和缺乏内在动力的国家：中国有“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有些学者（包括马克思）虽然并不同意他把东方国家看成是“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但多少接受了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则无视欧洲以外地区的存在，单纯地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主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是这个主体的二个主角；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二个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由于武断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二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兰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则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孔德对于非欧人种的排除，明确地彰显出欧洲中心论的霸权心态。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24-1920），被称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更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并且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
韦伯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的独特性，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出来。甚至“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定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理性”本来是一个多义性和多层次的文明概念，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的。韦伯把它当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完全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文化偏见。
此后，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1824年（那时他21岁，还没有发表处女诗作，直到1836年他才拥有所谓“诗人”这个身份）曾经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他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声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造了茶叶’。”
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等人批判欧洲中心论，他说：“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批评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段批评是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国家。根据他的观察，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过20多个文明。汤因比激烈抨击了西方“种族主义宣传家们”鼓吹的“欧洲中心论”。
他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说道：“因为我们西方社会在过去四百年里扩张到了全世界，因此近代西方人的心里也就强调了甚至过分强调了历史中的种族因素。这种扩张使西方人接触到了（常常是不友好的接触）在文化上和体态上同他们迥然不同的人民。这种接触的结果很自然地产生了优越和次劣生物类型的概念。”汤因比还对“文明的统一”的错误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尽管西方文明可以“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可以“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但是在文化方面西方国家不可能把世界“西方化”。汤因比并且分析了西方“历史统一论”的三种错觉：“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
应该说，汤因比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比较深刻的。原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巴勒克拉夫曾说过，由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猛烈批判，才使得他名满天下。但巴勒克拉夫也指出，其实汤因比的历史观并没有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